清明读墓志

    日子滑过朗阔的春风，便直奔哀婉的清明而去。徜徉在大街小巷，看见摊铺上摆放的红色香烛、黄色元宝及花花绿绿的冥钞，心头除涌起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亲人不幸离世的怀念，竟莫名其妙地想起了墓志铭。

    现代的墓志一般皆为刻在墓碑上的文字。现代人通常实行的“简化主义”，一般只在逝者墓碑上刻下“×××之墓”，最多在墓碑后面写上生卒年及粗糙的生平。扫墓时跪拜洒酒、烧纸、填土，事后游赏山水，酒食一顿。至于“先”何以值得“祭”、“祖”何以值得“念”，很少人去关注了。

    其实，古代的墓志与墓碑是两回事。南宋无锡人费衮《梁溪漫志》卷六谓：“碑犹立于墓道，人得见之；志乃藏于圹中，自非开发，莫之睹也。”也就是说，立于墓道的碑像是“名片”，人人可见；而埋于坟墓中的墓志才是展示逝者“丰功伟绩”的“悼词”，如果不打开坟墓，是看不到的。至于“志”后来何时又刻上墓前的“碑”，已无从考证。

    花开两朵，单表墓志。墓志不仅是一种悼念性的文体，更是人类历史悠久的文化表现形式和永恒仪式的艺术呈现。墓志铭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多用散文撰写，叙述逝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主要是对逝者一生的评价。墓志有自己生前就写好的，也有别人代劳的。写作上的总体要求是叙事概要、语言温和、文字简约，具有概括性、独创性的特点。故而，墓志铭能让逝者得以全然的安宁，也让生者得以自如的安心。

    正是墓志有着高度概括和独一无二的特征，所以读墓志不仅能长见识，还能知情趣，进而令人铭记。譬如古希腊大数学家刁藩都的墓志铭就挺有意思：“过路人，这里埋葬着刁藩都的骨灰，下面的数字可以告诉你，他的一生有多长。他生命的六分之一是愉快的童年。在他生命的十二分之一，他的面颊上长了细细的胡须。如此，又过了一生的七分之一，他结了婚。婚后五年，他获得了第一个孩子，感到很幸福。可是命运给这个孩子在世界上的光辉灿烂的生命，只有他父亲的一半。自从儿子死后，他在深切的悲痛中活了四年，也结束了尘世的生涯。”它之所以叫人难忘，是因为这位被后人称为“代数”鼻祖的家伙死了还给人留下一道并不好解的数学题。要想知道刁藩都的生平，就必须要动一番脑筋。经过认真的计算，我们得知这位大数学家终年84岁，21岁结婚、38岁生子、80岁死了儿子。而美国著名影星玛丽莲·梦露的墓志铭就更妙趣横生：“37，22，35，R、I、P”。若不是梦露研究会解密，恐怕极少有人想到这三个数字就是梦露胸围、腰围、臀围的英寸数，缩写字母的意思乃长眠于此。世人皆知，梦露生前最大的嗜好就是爱美。故而，她便用数字将自己万分宠爱的身体永久记录下来。当然，汉代开国元勋韩信的墓志也毫不逊色：“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寥寥10个字，既高度概括出韩信一生的重大经历，也见证了悲情的记忆。

    我国古代墓志铭的意义还在于传志。从小接受儒学教育的中国人讲究立德、立言、立行，死后这些都是要写进墓志铭的，以求得人死留名。故而，历史上许多文学大家涉足墓志铭写作。韩愈、欧阳修、王安石等都是写墓志的高手，尤其是韩愈，共写了75篇墓志。其中写柳宗元的《柳子厚墓志铭》收入《古文观止》，被视为墓志的范文。史载，韩愈善发“死人财”，达官贵人常求其为先人撰墓志铭，韩愈是来者不拒，润笔颇高。故而留下其好友刘叉“取其黄金数金而去”的传闻。欧阳修也写过《资政殿学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太常博士尹君墓志铭》等多篇墓铭，皆述其大节，表达一种昭昭永垂心愿。曾巩就对欧阳修为其祖父作墓志铭深表谢意：“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王安石写过《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建安章君墓志铭》等，但跟韩愈不同，他写墓志一般皆通过追思先人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念。

    清明读墓志，不仅是对文本原史的一种回归，更能对历史人文图谱进行还原。因此有人说，触摸墓志，往往能够触摸先人情性深处的本来温度，从而准确地把握精神光源对现实社会的可能照耀。现在墓碑上的“简化主义”，是无法让人穿越历史隧道去触摸先人特别是先哲们人性温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