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朱自清对俞平伯在沦陷的北平，十分牵挂，特别是在周作人“落水”之后。1983年10月26日、11月1日俞平伯给俞润民的信中，两次提到朱自清的赠诗，即1941年寄自昆明的《寄怀平伯北平》的第三首。俞平伯忽发奇想，以为这首诗竟然“预言”了“我的后半生”，虽然他也知道“如1967、1977、1982各年事均在朱之身后，以之说四十年代的诗明是附会”，但是，这不恰恰说明他对朱自清的这首诗刻骨铭心吗？说明他在意识的深处早已将朱自清的这首诗与自己的人生、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了吗？否则何以有此“附会”，以至于“枕上忽然惊觉”呢？朱自清的这首诗是这样的：
忽看烽燧漫天开，如鲫群贤南渡来。
亲老一身娱定省，庭空三径掩莓苔。
终年兀兀仍孤诣，举世茫茫有百哀。
引领朔风知劲草，何当执手话沉灰。
此诗深情感人，但更重要的则是最后一联的殷殷期勉之意。俞平伯当时对此有何感受，不得而知，但事实是，据孙玉蓉《俞平伯年谱》，1942年9月13日，他出席了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伪华北作家协会成立大会及第一次全体大会，并被选为伪华北作家协会评议员会的评议员；1943年春，他参加了伪华北作家协会第一次“华北文艺奖金”审查委员会会议，并担任诗歌方面的主审委员；此外，这期间还一再在敌伪报刊上发表作品。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1943年12月，俞平伯收到了朱自清11月写的信，朱自清说：为伪杂志写文章，“弟意仍以搁笔为佳”。俞平伯听从了朱自清的劝告。毕竟书信中的直接、明了的劝告，比诗中期勉之意，更为显豁，更具警醒意义。
1948年朱自清去世，俞平伯十分悲痛，发表了一篇题为《诤友》的悼念文章，文中有“直谅之友胜于多闻之友，而辅仁之谊较如切如磋为更难”之感慨，这是意味深长的。“诤友”之称，“直谅”“辅仁”之说，显然与朱自清1943年信中的劝告有关。我以为，就现有的材料来看，对俞平伯来说，朱自清的这封信远比那首诗更具意义，而俞平伯之所以对朱自清的那首诗记忆深刻，可能是因为这封信使得俞平伯重新意识到诗中期勉之意的殷切、郑重，并非泛泛之言。
俞平伯1945年12月28日致胡适的信，为周作人“汉奸”一事所作的“陈情之书”（按，信中语），倒不是“说情”之书，这是众所周知的，但俞平伯对周作人另有说法，则鲜为人知。1983年1月16日，致俞润民的信中说：黄裳《金陵五记》“中述知堂题画梅诗有‘恰似乌台诗狱里，东坡风貌不寻常’，自比东坡何其谬哉！”但是，将俞平伯致胡适的“陈情之书”和他的《诤友》对照阅读，也许是有意义的。
俞平伯在信中提到胡适1938年寄给周作人的那首著名的诗：“先生曾有一新诗致之，嘱其远行，语重心长，对症发药，如其惠纳嘉诤，见几而作，茗盏未寒，翩然南去，则无今日之患也。”这使我们联想到朱自清致俞平伯的诗和信。再者，俞平伯在信中紧接着上面一段话说到他自己：“此诗平曾在伊寓中见及，钦迟无极，又自愧疚也。以其初被伪命，平同在一城，不能出切直之谏言，尼其沾裳濡足之厄于万一，深愧友直，心疚如何，人之不相及亦远也。”
这很自然地使人联想到他之所以称朱自清为“诤友”了：胡适于周作人，正同于朱自清于俞平伯，这不正是“推人及己”——俞平伯于周作人，有着“深愧友直”之自责么？不知这样在不同文本之间建立“互文关系”的解读，是否有刻意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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