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过的是阳历，没有腊月和归期。那些瑟缩在农历里的人，注定是城市的过客。
小城不大，离父母也不远，正适合我的世俗和中庸。我像很多人一样，上班下班，早出晚归。人如齿轮，街道的履带上，我和城市相对静止，时光却渐行渐远。日复一日，我复制着生活。但腊月时，我会抖擞精神，瞻前顾后，倒计时念数着回家过年的日子。
北风凌厉，寒冷得淡漠了，已没了呼啸的脾气。若在乡下，它正适于腌制咸菜，但这是城里，它也和周朝一样，显得郁郁寡欢、“怀才不遇”。我缩着肩，骑着车，穿行在欣欣向荣的城南新区，寻找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已过知天命之年的钢筋工，周朝的父亲。
周朝是我的文友和师兄。上学时，他是文学“发烧友”，饱读诗书、手稿等身，同时翘课不断、挂科连连。四年的大学，他上了五年，仍没拿到毕业证。他倒也不在乎，“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从校园到社会，他一直大笑而出，却从没进去过。他怀着“文学梦”，不愿做蓬蒿人，也把亲人的期望和自己的生活弄得遍地蓬蒿。
我曾和他一起“发烧”过，低头写作，抬首梦想，饿着肚子狷狂。我没能坚持住，被生活招了安，回到家乡，他依然渐行渐远。每次出现，他都憔悴不堪。我请他吃大餐，他精神矍铄，一边饕餮，一边谈文学。他依然没有工作，自顾肩负着“文学复兴的大任”。
那年，我请他吃饭。酒足饭饱，我们坐在天桥上。车水马龙，灯红酒绿，我们却显得格格不入。他又畅谈起文学，朗诵传世之作，放言他的名字会像肯德基一样刻在城市上空。我倾听着，如他所言，在他的远大理想前，我就是个懦弱的小丑。我自知成不了气候，所以看天气预报，听家人的建议，低眉工作，垂首生活，既给自己留条退路，也不至于太狼狈。
我回到家乡小城，默默生活，工作，结婚，写小文章，顺理成章，也泯然众人。
周朝联系我，我很诧异。他还在那个城市，过着过去的生活。这次，他没谈文学。他父亲在这边打工，春节车票难买，让我帮下忙。我沿着他给的地址，去找他父亲。新区高楼耸立，也地址不明。这几年，小城膨胀得很快，寒冬腊月都挡不住它的逆生长。
老人干瘦，须发如雪，长期生活在工地上，血肉和岁月都被风干了。拿到车票，他的手颤抖了。我谈起周朝，他怔住：他十年没回家了，也不给个面见。他掏出一张银行卡：麻烦你交给周朝！让他付个首付，他该有个家了。我老了，没力气帮他了，该回家了。
老人望向天空。没有星星，北风也蹑手蹑脚。他看到了什么呢？
我拨通周朝的电话，让他们聊聊。他们都不说话，电话里只有喘息声。老人最后说，挂了，我要回家了。老人背过脸，泪水纵横。电话里传来周朝的哽咽声：爸，我也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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