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美人墓志》,亦称《美人董氏墓志铭》。隋开皇十七年(597)七月,隋高祖杨坚之子蜀王杨秀之妾董美人故去,年仅十九岁,为了悼念爱妾,杨秀本人亲自撰写了墓志铭,刻于石上,无书者姓名,不知是否为杨秀本人书写。志文感情真挚,饱含无限哀思,楷书工整秀丽。石方二尺,小楷21行,行23字,多六朝别字。
这块墓志直到1200年后,于清嘉庆、道光年间(1795—1850)出土,原石出土的准确年代无考,关于此墓志最早的记录,是清瞿中溶《古泉山馆金石文编残稿》:“丁酉七月购得拓本。”“丁酉”为道光十七年(1837),由此可推测应在嘉道间。墓志出土后,关于其真伪曾有很大的争议,以汪鋆的《十二研斋金石》为代表,曾提出四点怀疑,但以张廷济、杨守敬为代表的学者又提出驳斥意见,俱以为真。就其书法而言,该墓志布局整齐缜密,结字工整严谨,笔法精劲含蓄,字形多扁方,尚存晋人小楷、北朝墓志之古韵,在笔意上已脱尽隶意,和隋初的《龙藏寺碑》(开皇六年,586年)相比,虽仅晚11年,但楷法已成熟了许多,堪称隋志小楷中第一,属历代墓志的上品。
原石在陕西省兴平县出土后,很快被兴平县令上海陆耳山副宪第五子君庆(剑庵)所得。陆氏以淡墨精拓,薄如蝉翼,笔画丰润,非常准确地反映了原碑的风貌,后世称“关中淡墨本”,流传极少,最为珍贵,世以得此本为荣。
陆剑庵卸任后,将墓志原石带回沪上,当时上海著名的金石收藏家徐渭仁得知此事后,斥巨资从陆氏手中购得。徐渭仁(1788—1853),字文台,号紫珊、子山、不寐居士,上海人。早年善书,尤长汉隶,少时及见梁同书,继与陈鸿寿、张廷济、王学浩为书、画、金石友。收藏碑帖甚丰,并精于鉴别,当时人称“巨眼”。在得到这方《董美人墓志》后,甚珍爱,遂自号“隋轩”,珍秘不示人,且“不轻毡拓”。据说徐渭仁得到此志后,曾磨去一层,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称:“徐紫珊载归上海时拓本,拓墨乌黑,字划较关中初拓瘦细,相去甚远,骤视之似非一石,细细勘之,石花字划均合,乃同出一石无疑。”
这方墓志的流失,一般都称毁于兵燹,与徐渭仁之死一样,史料记载多语焉不详。原因是:1853年至1855年,上海爆发小刀会起义,徐与此事有牵连。徐对起义首领之一潘小金枝有恩,其次子徐震加入小刀会并被封为元帅。于是徐渭仁被加上起义军“伪参谋”罪名,遭清政府通缉。起义失败后,徐在苏州伏法。身负“谋逆”之罪,“平素知交将其昔日诗文赠答,悉行删剃”,而其家中所藏古物书画碑帖亦不知其踪。
《董美人墓志》从最初的出土到最后的不知所终,仅不到五十年的时间,“惜当日徐氏缜密过甚,拓本不多。兵燹后,其石不存,遂如星凤。”光绪时期,能够看到原石拓本就已非常不易,当时就有称“隋董美人墓志出土关中,原石已佚,关中隋唐志石出土甚多,每出一石,取文字之佳者即重摩数本置之故处,而售其原石,于有力者挟之以去,积习相沿已成俗例。此志重刻本流传于世者极多,颇难辨识,余求之数十年,所见拓本不下十余种,最后始得张叔未解元所藏一原石剪本,而又失其第二页。”
《董美人墓志》的原石拓本,在晚清民国间成了士大夫竞相追捧的对象,甚至不惜斥巨资购买。民国初年袁克文曾有手札云:“《董美人》不得,食不甘,寝不安!兄能致之,当以文徵明山水小帧为报,且立践唐佛之诺。原主亦决不无相偿之酬也。盖弟梦想此拓已十年矣!踽厂道兄文白。”不过这本令袁克文日思夜想十年的《董美人墓志》现在已不知去向,现存各种拓本上,并未留下袁克文的题记。
张廷济等人题跋的《董美人墓志》被著名报人林白水以五百两购得,后来为得到张耕汲所藏鱼队儿青花砚,又曾将《董美人墓志》和所藏黄任、董其昌两砚作为交换。
当年潘祖年女潘静淑归嫁吴湖帆时,就以《董美人墓志》作为陪嫁,吴湖帆夫妇对此志极为珍爱,特辟专室储存,并取名“宝董室”。吴湖帆本人亦经常拥志入衾,每临睡前还摩挲不止,还自谓“与美人同梦”。
由此可见,《董美人墓志》在民国时期可谓是风靡一时,美人的身份引发文人墨客无尽的遐想,而才女名媛们也以模仿“董字”为荣。因此碑帖商贾们摹刻出许多翻刻本流行于坊肆之间,以致如今各种版本混杂。
卷轴装。(见图一)经张廷济、林白水、陶山等递藏,有伊立勋题签及陶山跋,文云:
原石早毁于火,精拓更不易得。流传海内,寥寥数本。此拓原为闽侯林白水所藏,二十年前由吾友张心谷作缘,余始得之。白水尚有蝉翼拓本极精,推为稀世之珍。此外余曾见农部同官闽侯陈唯生亦藏有一本,拓工视此稍逊。林、陈先后物故,收藏闻已散佚,今不知归何许矣。民国三十三年岁次甲申秋七月陶山识。
钤“嘉兴张廷济叔未甫”“眉寿老人”“钧初所得古刻善本”“树镛私印”“雁湖世家”“五柳人家”“陶山珍藏”“陶昌善印”“白水珍藏”“严复”“陆恢私印”等印。
图一:国家图书馆藏本
国家图书馆藏本(局部)
(1)吴湖帆藏本(见图二)
剪裱册页装,共计十二开,碑文九开,每开八行,行七字。民国十六年(1927),吴湖帆获得此册,民国二十一年(1932)转赠潘景郑先生。楠木面板有民国二十一年吴湖帆题签:“壬申秋日奉景郑兄鉴赏。”首页有吴郁生题款,下页有民国十六年秋日冯超然所画《美人香草图》。此外内页还有王同愈、赵尊岳、陈承修、陈斝、张钟来、程文龙、张士彤、翁长芬、蒋祖诒等人的观款。帖尾吴湖帆题识:“董美人志有复刻本,肥瘦不同,若此丰神绝世,修短适中者,方是原石真本。”全文记441字。另还有一段题跋记述得《常丑奴》与《董美人》二志之欣喜之情,镌“既丑且美”之印。吴湖帆藏本流传有序,品相良好,且有众多题跋。
图二:吴湖帆藏本
(2)陈景陶藏本(见图三)
卷轴装,淡墨拓。此本为仲威先生1999年在上海图书馆整理碑帖时无意发现,对照清方若《校碑随笔》,此拓四行“顺以承亲”之“承”字完好无损,仲威先生定为关中淡墨初拓本,上方书堂有陈景陶题款“董美人墓志原石初拓本,丁亥二月八日,悫斋题”五行十九个大字。卷中钤有七方印章,其中五方为陈景陶藏印,另两方模糊不可辨认,左侧绢边处又钤有陈景陶藏印三方。仲威先生认为当时上海徐渭仁拓本亦分浓淡两种,然徐氏淡墨拓比之关中蝉翼淡墨拓则有霄壤之别。现在看来藏家手中被谀为“关中淡墨拓”多是“上海淡墨拓”。
图三:陈景陶藏本
陈景陶藏本(局部)
剪裱册页装,碑文计七开,每开八行,行八字。任杰、余邵宋藏拓。封面题签“隋董美人墓铭觉庵珍藏原石本”。钤印:“仁觉庵所得金石文字”“西神长寿”“越园长寿”“余绍宋印”“任觉宜”“余大”“任杰之印”“觉盦任杰收藏金石书画”。(见图四、图五)
2001年、2013年上海书店出版社曾影印此拓本,经过比对,笔者发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有一个严重的问题,第八开第二行应为“寂寂幽夜茫茫荒陇”,而此本却为“寂荒陇陇幽夜茫茫”。(见图六)因未见到原拓本,不知是否为剪裱的问题。
图四: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封面)
图五: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部分)
图六: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局部)
自《董美人墓志》出土以来,其拓本一直成为收藏者竞相追逐的对象,石毁后,原拓本更是难得,翻刻本又往往有失原貌之精髓,因此民国时期出现了几种原石拓本珂罗版印本,较好地保存了原拓的面貌,且这些珂罗版原本已不存,更显珍贵,特列举如下:
(1)《初拓董美人墓志铭》民国二十三年(1934)十月初版上海商务印书馆
剪裱册页装,此本为陈敬伯收藏,前题“最初拓本董美人小湖题于静娱室”,钤有“陈氏霭亭”“江州陈氏珍藏”等印,后有王孟迪跋文一段,称:“此拓纸墨黟古,毡臈甚精,虽似双拓而黑气不重。”
(2)《隋董美人墓志铭初拓本》艺苑真赏社珂罗版印本(见图七、图八)
剪裱册页装,共计六开,碑文四开半。拓本后有道光二十年(1840)张廷济跋文一段及徐渭仁索诗一首,钤有“金石奇缘”“张叔未”“廷济”之印。
此本最为重要的是第二行“汴州”之“州”字完好,《增补校碑随笔》《碑帖鉴定》等都称原石拓本“州”字末一笔微损,又据上海图书馆仲威先生发现之关中淡墨拓本,“州”字末一笔亦有损,此本是目前笔者所见唯一“州”字未损本。(见图九)
图七:艺苑真赏社珂罗版印本(封面)
图八:艺苑真赏社珂罗版印本(部分)
图九:艺苑真赏社珂罗版印本(局部)
(3)《原石初拓隋董美人墓志》味道腴斋藏本
此拓本神州国光社、上海有正书局都曾印行,但神州国光社为精印,质量更高,以此为例介绍(见图十、图十一):
剪裱册页装,共计十开,碑文七开半,每开八行,行八字。前有吴昌硕、磊盦、张謇、罗振玉题签,后有光绪三十二年(1906)罗振玉、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鸣珂、庞芝阁跋文。庞芝阁在跋文中记录了得此拓本的情况:“余渴想有年,今岁二月忽得诸无意,不胜忻幸,适友人藏有嘉兴张叔未跋本,并几互校,此册略肥,尤属初拓,铭心绝品也,原册零落,重付装池,因考其略,以志墨缘。”
此册亦存在剪裱错乱之谬,第五开第四行与第六开第一行应为“开皇十七年二月感疾至七月十四日”。(见图十二)
图十:味道腴斋藏本(封面)
图十一:味道腴斋藏本(部分)
图十二:味道腴斋藏本(部分)
故宫博物院亦藏有三本《董美人墓志》,更为难得的是,都是原石拓本,一直罕为外界所知,现将这三种原石拓本之情况列举如下:
此墓志册名《隋五女墓志》(见图十三、图十四),共分上、下两册,剪裱装,封面为楠木夹板,签题“铜山葛邵静珍秘”。共收集了《董美人志》《元公夫人姬氏志》《陶贵志》《张贵男志》《尉富娘志》这五种隋代女性墓志,并附属《元公志》。前有张伯英题“六朝志墓之书极工至隋已失古意,而女性志往往绝妙,董美人姬夫人之妍丽既无复加,峻利如张贵男,端凝如尉富娘,各有异趣,陶贵少弱矣,然其韵度宁唐人所能到耶?今合五志为一帙,太仆夫妇虽一家之书,一时之榻(搨),不析而二之,并屈太仆为附属矣。辛酉勺圃。”由此可知张伯英于1921年之前,就已得到了这些墓志,且认为其书法水平高于唐人。
其中《董美人墓志》拓本共七开,每开八行,行八字。此志被排在第一位,可见张伯英的重视。拓本墨色浓重,字口清晰,完整无缺。钤有“笙鱼秘玩”“邵静经眼”“嘉福宝藏”三方印,拓本后粘有铜梁王瓘题记一段(见图十五):
隋董美人墓志出土关中,原石已佚,关中隋唐志石出土甚多,每出一石,取文字之佳者即重摩数本置之故处,而售其原石,于有力者挟之以去,积习相沿已成例俗。此志重刻本流传于世者极多,颇难辨识,余求之数十年,所见拓本不下十余种,最后始得张叔未解元所藏一原石剪本,而又失其第二页,爰补以重刻精本存为程式,此本为健之,观察所藏,出以相示,以敝藏本相校,知为原石可贵也。大抵隋唐以来,刻石奏刀之法别有授受,非无疎懈之可击,然非后世所及,今虽精密过之而神韵及失之极滞,此非多见,古刻者未易语此也。宣统二年二月下,铜梁王瓘孝禹记于秣陵榷署
王瓘喜好金石收藏,光绪三十四年(1908)就曾在秣陵(今江苏南京)见上海估客携关中旧拓《董美人墓志》一本,于该年中秋曾有题跋:
隋董美人墓志出土关中,石归上海徐紫珊隋轩中。咸、同间经赭寇之变,石遂佚去,或已毁于兵燹,未可知也。自后原石拓本甚不易得,仅关中翻刻数石,椎拓传布于世,俱只存形骸耳。此本沪客携来,原册即缺第二页,爰以吴愙斋中丞所藏精翻一石拓以补之,其末张叔未解元跋亦缺后尾。虽断简残编,而既为世间有数之物,近日益见寥寥矣,能不球璧而视之哉!
从王瓘这两段关于《董美人墓志》的题跋可知,光绪末年原石拓本已很难见到,尤其是全本,张伯英为金石收藏大家,在墓志鉴赏方面尤为精深,启功先生称“勺翁尤好六朝墓志,每得拓本一幅,必手临一再”。张伯英先生所收的这五通隋代女志都是他认为的上品真拓,为此张伯英还专门撰写一段文字考证了隋代“美人”之官制与墓志中所出现的六朝别字问题。
此外,册中还有张伯英题跋数段以及壬戌(1922年)秋七月梁鸿志受张伯英之托所题绝句,另有单页夹纸,为癸亥(1923年)正月祁世倬初稿。
此墓志册被张伯英收藏以后,转赠于外甥葛维纲,他曾在见到《尉富娘志》初拓本时提及“予曾以董美人、姬夫人、张贵男、陶贵及此种合装《隋五女志》,皆佳拓,精美绝伦,今在葛甥维纲处,此整幅未剪裱者,墨色浓甚可爱,见此颇忆我五志也”。后该墓志不知如何流转,故宫博物院于1963年从文物商店以260元购得,品相完好。
图十三:张伯英藏本(部分)
图十四:张伯英藏本(部分)
图十五:张伯英藏本(题记)
卷轴装。朱翼盦先生旧藏。(见图十六)《欧斋石墨题跋》记载:“董美人墓志开皇十七年。一轴。”拓片上钤有“天津孟氏”,拓片下粘有题记三段,侧边粘有一段,皆出自同一人之手:
[题记一]才人美人十五员,炀帝时置,开皇十七年未有此名也。案此志文当是蜀王秀宫人,何以终于仁寿宫山第,疑不能明也。上海友人徐紫珊渭仁来书云,陆耳山副宪锡熊第五子剑庵官兴平时得此石,今归其家。道光己亥(1839)正月十日右录张叔未清仪阁跋语
[题记二]美人置自汉元开皇掖庭,沿此与否,史无明文,然天子有后,王有妃,名不可假,其余嫔妾名可从同,开皇宫即无此秩。藩王邸可沿此名,是董氏为蜀王之美人,山第为蜀王未出镇之第,皆无可疑,美人卒年十九,王亦韶年,虽已出阁,犹未出镇,以第接仁寿宫山,故曰仁寿宫山第也。道光庚子(1840)三月十一日右录清仪阁跋朱锦琮书
[题记三]石出于陆君官兴平,其年岁不能详考,即上跋语,论之已五十年矣。近时厂肆所售皆后来重刻,此翁叔所藏旧本,墨色如新,犹是道光时陆氏原拓,偶于书市获此奇宝也。光绪十九年(1893)八月六日灯下志青补记
[侧边记]翁大年字叔均,吴江人,性好古,所存金石甚多,道光时人,与海丰吴先生子苾同时,近见其玄菟太守铜符拓本,有子苾先生跋语,十六年七月补记
根据印章判断,题跋人应为天津孟继埙,前两段题记抄录张廷济《清仪阁题跋》,第一段全录张廷济跋语,第二段朱锦琮书只截取一部分。后两段题记为孟继埙所书,从题记提供的信息,孟继埙在光绪十六年(1891)时已看到此拓,后认为此本为关中陆氏初拓本,且为翁叔均旧藏,他指出光绪时期已经是重刻本流行,而此本更属珍品。且为整幅拓,原拓本未经剪裱者尤不易得。
孟继埙,字治卿,一字志青,天津人。清同治十二年(1873)举人,光绪年官御史,出守贵州石阡府,善书,工画兰,富收藏,精于碑帖鉴别。著有《绿庄严馆诗存》一卷、《夜郎吟》一卷、《试茗吟庐诗稿》不分卷、《黔行水程记》一卷。文献记载较少,有称“笃嗜金石,往往获一瓦、拓一碑,即以诗歌纪其事。”其大部分收藏现存于吉林大学图书馆与台湾图书馆,许多墓志碑帖上都有其藏拓题跋。
这本拓本被孟继埙收藏后,三十余年后被朱翼盦先生收入囊中,朱家所藏的碑帖目录中记载了购买此墓志的时间和价格:“丁卯购于隶古斋,价百二十元。”隶古斋是琉璃厂中历史悠久、影响比较大的经营碑帖拓本的店铺,著名碑帖学家张彦生1915年到琉璃厂时就在隶古堂学徒,当时隶古堂已开设六十多年,由清末著名书法家祁隽藻题写匾额。据统计,朱翼盦先生曾在隶古斋购买碑帖47件,120元购买的《董美人墓志轴》是除了两部明拓外的最高价,例如在隶古斋辛未购《李孝同碑》花费20元,《八关斋报德记》八轴24元,可见《董美人墓志》在当时的碑帖市场价格已属高昂。
不过可惜的是,朱翼盦先生并未在上面题跋,也未留下印章。1952年,朱家后人秉承遗志,将朱翼盦先生所藏一千余件碑帖无偿捐赠,这件《董美人墓志轴》也随之一起入藏故宫博物院,被妥善保管。2014年值朱翼盦先生四子朱家溍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故宫博物院举办了“欧斋墨缘——故宫藏萧山朱氏碑帖特展”,此件《董美人墓志轴》也被展出。
图十六:朱翼盦藏本
朱翼盦藏本(局部)
整张托裱。(见图十七)由于折痕破裂及裱纸破损,残缺十四字。拓片钤“西冥审定金石书画记”“井观道人鉴藏”“张振纲”三方印。拓片背后题记:
此为原拓本,今其石不存,故价亦日昂。革命之前约值百金以上,今有以三百元购之者。再数十年又尝倍蓰矣。一九二二年时宗津门,壬戌九月,石船识。
经查张振纲为晚清时辽宁人,号石船,生平不详。西冥与井观道人未查出为何人。此拓片为故宫博物院于1965年购藏。
图十七:张振纲藏本
张振纲藏本(局部)
由于《董美人墓志》原石存世的时间很短,且传拓有限,因此要依据石花、断纹、字迹磨损等传统考据来判断拓本的先后时代比较困难。《董美人墓志》的原石拓本主要分为关中拓本和徐渭仁拓本,且又分浓墨拓和淡墨拓两种。学界一般认为关中拓本属于淡墨拓,亦谓“蝉翼拓”,但从民国时期的珂罗版印本来看,都号称原石初拓,但艺苑真赏社所印墨色浓厚,并未有蝉翼拓之痕迹,相比较神州国光社印本的墨色较淡,属于淡墨拓。
关于关中初拓本和徐紫珊拓本之间的区别,只有王壮弘在《增补校碑随笔》里提出,称“关中初拓本,皆用淡墨作仿宋蝉翼拓法,字划较肥,拓工精细。徐紫珊载归上海时拓本,拓墨乌黑,字划较关中初拓本瘦细”。而故宫所藏三种拓本,字划笔道未有明显差异,无肥瘦之别。经过仔细比较,朱翼盦藏本和张振纲藏本,无论从墨色、擦法等都非常接近,似乎为同一批所拓,且与国家图书馆陶山藏本也基本相符,只可惜张振纲拓本由于纸张破损和折痕处断裂,字缺损较多。张伯英藏本墨色较重,与其余两本拓法、拓工相距较大,整体最佳。
故宫博物院所藏三本拓本,经考据比较,均符合原石拓本之特征,但其余少数几字也有差别。
通过目前所见之《董美人墓志》拓本比较,笔者对于原石拓本尚有不明确之处,在此提出:
1.关中原石拓本是否都为淡墨蝉翼拓?据国家图书馆陶山藏本题跋称,除此本外,陶山曾见过林白水所藏又一蝉翼拓本,这所谓的蝉翼拓本是否就是与上海图书馆陈景陶藏本同属一种,是最初关中拓本。但据现藏原石拓本判断,国家图书馆陶山藏本及故宫朱翼盦藏本、张振纲藏本虽不属于浓墨拓,但是亦不能划为淡墨拓,介于浓墨与淡墨之间,而故宫朱翼盦藏本题跋中孟继埙又自称为陆氏原拓,因此单纯以浓墨、淡墨来判断拓本的捶拓地点与时间是不准确的。
2.“州”字未损本是否存在?除了艺苑真赏社珂罗印本外,其余原石拓本中“州”字末笔皆有损。上海图书馆陈景陶藏本亦有缺笔。
3.是否如王壮弘先生所说徐渭仁将原石磨去一层,使得后来的拓本字口变细?经所见拓本比较,除翻刻有字口较肥外,其余原石拓本未见明显笔画粗细差别。
这方墓志沉睡一千多年,如同当年不幸早早离世的董美人一般,出土后仅不足五十年便毁于兵燹,甚为可惜。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因为这些拓本的流传,使我们得以重见这方墓志的原貌。尤其是原石拓本,流传稀少,故宫博物院得以保存三种,实属罕见。特别是经过名家收藏,多段题跋的留存,使我们得以窥知拓本的流转渊源,且朱翼盦藏本与张振纲藏本都有明确的购买价格记载,对于我们认识民国时期碑帖市场交易情况多有裨益。由于这三种原石拓本一直深藏库房,外界并不知晓,因此之前关于《董美人墓志》的研究和拓本介绍中并未提及,本文希望将故宫所藏拓本公之于众,以飨学界同好。(本文节选自故宫博物院书画部鲁颖《故宫藏三种<董美人墓志>原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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