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
■如今,把煮粥的办法运用到文学上来,几乎成为作家们娴熟的手段。本是短篇,硬拉扯成为中篇。本是中篇,拼命兑水,扩充膨胀,以长篇面貌出现。一部作品叫好以后,跟着拷贝出若干同类项的复制品,影视剧取得成功以后,立马“一鸡两吃”,长篇小说跟着上市。在经济效益上,也许能有可观的收入,但读起来,就很不舒服了。因为往粥里掺的是水,至少不硌牙,可是,往小说里掺的东西,味同嚼蜡,那就令人反胃了。
要是没有敦诚、敦敏两位亲兄弟,没有张宜泉写给曹雪芹的诗,还真不大相信《红楼梦》里作者自己说的,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地写作这部书时,竟是在“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贫困状态下进行的。
“茅椽蓬牖,瓦灶绳床”,这样的私人居所,应该是相当草率甚至简陋的了,我很担心住在这种茅屋里的曹雪芹,能否抗得住北方地区的寒冬。我从敦氏兄弟的两句诗中,似乎能够读出中国文人习惯性的夸张,诗中写道:“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既然“举家食粥”,怎么还能到村中小店里,沽上一小壶“二锅头”,至少也得四两吧?既然“有酒可赊”,说明还不到“饔飧有时不继”,乃至碰上偶尔“断顿”的危险。
虽然从唐代韩愈的《送穷文》起,中国文人有这种诉说贫穷的一贯文风,但曹雪芹晚年的艰难,是确凿无疑的。一、是他家族反复受到雍正的政治打击,包括最可怕的抄家;二、是他本人除了写作能力外,一无所长,个人谋生,养活家小,简直没有一点儿本事;三、是他逝世前,一直处于在贫病交加的困境中,这些条件的确是可以断定的。虽然未必是“饔飧有时不继”,揭不开锅,但家无隔宿之粮,身无御寒之衣,经济拮据,告贷无门,天寒地冻,锅冰灶冷,应该是他逝世那个壬午年的真实写照。
尽管如此难挨难熬,这位文学大师,也没有搁下他手中的笔,还在坚持不懈地修改他的《红楼梦》,一直坚持到“壬午除夕”,也就是大年三十晚上,他生命这盏灯熄灭为止,实在让后人敬佩。仔细琢磨,稀粥固然使他营养不良,造成英年早逝的不幸悲剧,是“乃粥之罪”,但又不能不归功于粥,要没有这点“卡路里”,也许今天,连那八十回古典小说也看不到了。
喝粥的人能写出如此伟大的作品,真让时下总吃干饭、却写不出好东西的人,羡煞,愧煞。
我每读《红楼梦》,不但被这部作品的高超艺术所震慑,也为这位大师对于文学的忠贞,像战士守着阵地,一直坚持到最后的献身勇气所敬佩,更为他仅仅以几口稀粥充饥,就不停笔地直写到死的牺牲精神所感动。于是,我相信,粥与文学或许有些因缘。郑板桥在山东做官的时候,给他家人写信,就说十冬腊月,凡乞讨者登门,务赏以热粥,并佐以腌姜,可见他是对粥比较了解的文人。苏东坡在《大风留金山两日》写过“半夜不眠听粥鼓”,描写了寺庙里的和尚,是怎样等待着天亮以后的这顿粥。因为和尚没有晚餐这一说,连做梦也惦着那碗热乎乎的稀粥。
食粥,可分主动与被动两类。主动食粥者,多半系快活之人,为使食物更滋润地进入肚子的功效出发,或“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或食补膳补,养生延寿,或考虑到肠胃的消化能力,从实际需要出发,才喝粥的。这时候,粥是辅助食品,不唱主角。一旦粥挑了大梁,那就成了被动食粥,非喝不可,不喝不行,粥稀得可以照见人影,喝的人通常就不快活,或很不快活了。所以,饥饿只能产生现实主义,如曹雪芹,某些吃饱了以后的作家,只能写出“打呃文学”。当下混迹于文坛,包括你我之辈在内,所以写不出来《红楼梦》这样不朽之作,原因很多。吃得太饱,也是其中一条。试想一下,血液全都跑到胃里,帮助消化了,肯定对灵感的产生,对文思的形成,对思想的升华,对美学的向往,会大有影响的。
粥之不能与饭比,系于营养价值。系于淀粉提供的热量。道理很简单,无非就是粥比饭所需米量,要少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灾荒年景,米甚至还要少些。虽然粥和饭成分相同,但形式各异。一为“流体”,一为“非流体”,区别在于水和米的比例上。由此可见,粥的最大特点就是水分比较多,而干物质比较少。粥可以填满胃部,但不耐久,两泡尿一撒,就会饥肠辘辘了。
在文学范畴里,凡兑水太多,言之无物者;凡米粒甚寡,内容空洞者;凡文字游戏,华而不实者;凡思想浅薄,识见鄙陋者;凡前车后辙,老调重弹者;凡鸡零狗碎,茶杯风波者;凡无病呻吟,感情廉价者;凡假冒伪劣,粗制滥造者等等,这些当代文坛屡见不鲜的现象,大概都可称之为文学的“粥化”危机。
社会需要货真价实的精神食粮,读者需要结结实实的文学营养,这是时代赋予作家的使命。
不幸的是,在当下“物质第一”的环境里,那些自以为是永垂青史的“大师级作家”,那些自以为是千古绝唱的“了不起作品”,之所以愈来愈不堪入目,愈来愈被人不以为然,就是由于很多作者都别有用心、愈来愈多地兑进太多水,而愈来愈少地放进米粒。若是再减去那些大家看腻了的老套路,减去变换不出新花样的性描写,减去令人恶心的陈词滥调,减去大家都能猜想得到的情节、故事、结局,那就实在没什么“干货”了。文学出现了“粥化”现象,十之八九,是由于作家的那块地里,打不出几粒粮食的缘故。
如今,把煮粥的办法运用到文学上来,几乎成为作家们娴熟的手段。本是短篇,硬拉扯成为中篇。本是中篇,拼命兑水,扩充膨胀,以长篇面貌出现。一部作品叫好以后,跟着拷贝出若干同类项的复制品,影视剧取得成功以后,立马“一鸡两吃”,长篇小说跟着上市。在经济效益上,也许能有可观的收入,但读起来,就很不舒服了。因为往粥里掺的是水,至少不硌牙,可是,往小说里掺的东西,味同嚼蜡,那就令人反胃了。
让读者喝这样撑饱大肚的粥,实在是差劲。其实做文章,还得按照煮干饭的办法行事才对。哪怕少一点,也不要拼命往锅里掺水。
《红楼梦》里有一回,说到给贾母开饭,竟无法多出一碗来给别人吃。于是,从贾母嘴里,便说了那句话:“可着头做帽子。”其实,这对作家来讲,那句话倒是至理名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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