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与醒之间

　　

　　笔者参观过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博物院、河南历史博物馆等几家博物馆，触目所及皆琳琅珠玉，印象最深的是各类酒器：觥、罍、觞、酌、卮、角、觯、觚、罏、罂、觛、斝、缶、卣、尊、盉、钘……品种之多，令人咋舌，几无法详尽，足见国人尚酒风气之源远流长。

　　尤其文人自古与酒有不解之缘，时醉时醒，醒与醉之间如何把握火候，既是一门学问，也是为人处世之道。“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屈原醒过了头，不能“哺其糟而歠其醨”，只好自沉汨罗江；“造饮辄尽”一醉方休的陶渊明，则醉过了头，抛却乌纱帽，作《乞食》一首，让后世争论不休。明人陈继儒有《酒颠小序》一篇，言“太醉近昏，太醒近散”，大概就是以上两类人，只有“非醉非醒”“胸中浩浩”的半醉半醒状态，才能进入抛却荣辱，甚至置生死于度外的境界。

　　此外，醒与醉之间大致还有几类状态。

　　醒中求醉型，认为醉比醒好，但醉不失志。例如，魏晋名士借酒助兴，崇尚玄学，抒发人生感悟、社会忧思、历史慨叹。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作《酒德颂》，嗜酒如命，任性放诞，纵酒脱衣，赤身裸体。他常乘车携酒，让人带着铁锹跟在后面，嘱托：“死便埋我。”一次，刘伶饮酒过度，害了一场大病。可他还是馋酒，于是开口向夫人要。刘夫人很生气，把酒倒了，把装酒的瓶子摔了，哭劝刘伶道：“夫君喝酒太多，不是养生之道，一定要戒掉啊！”刘伶说：“我自己戒不了，只有在神前祷告发誓才可以，请你准备酒肉吧！”夫人高兴地说：“就按你的意思办。”于是，她把酒肉放在神案上，请刘伶来祷告。刘伶跪在神案前，大声说道：“老天生了我刘伶，因为爱酒才有大名声，一次要喝一斛，五斗哪里够用？妇道人家的话，可千万不能听！”说罢，拿起酒肉，大吃大喝起来，不一会儿便醉醺醺了。（唐·房玄龄等《晋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十九》）鲁迅说：“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即如刘伶，他曾做过一篇《酒德颂》，他是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刘伶之醉是借助自己的放浪形骸，表达对旧礼教的强烈反抗精神。

　　自醉型，酒不醉人人自醉。醉翁欧阳修“饮少辄醉”，当属此类，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山水之乐，在与民同乐。欧阳修的醉是沉醉，是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得以在滁州这方小天地实现而陶醉，他的内心是清醒的，自诩“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而陶渊明在醉与醒之间就未能做到这一点，只好将他的梦寄托在了桃花源。

　　得糊涂型，以糊涂对糊涂。郑板桥的名言“难得糊涂”，由清醒入糊涂难上加难。因此，若做到了，就是“得糊涂”。隋唐之际的王绩嗜酒，能饮五斗，自作《五斗先生传》。“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以醉对醉，以糊涂对糊涂，“哺其糟而歠其醨”，屈大夫未做到的，王绩做到了。贞观初，太乐署史焦革善酿酒，王绩自求任太乐丞。后因焦氏夫妇相继去世，无人供应好酒，于是，他弃官还乡。心中对现实的不满，化作消极颓废，这种人缺乏积极向上的理想。

　　装醒型，看似清醒，实则糊涂。台上大谈廉洁，台下大肆贪腐，贪官们当属此类。如“反腐先锋”“廉政标兵”贵州省委原常委廖少华，最喜欢带干部参观监狱，以警示之，然而，今天他自己却在监狱中思考自由之宝贵；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会议上，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称要“自我批评辣不怕，相互批评不怕辣”，结果第二天就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这些人平时大谈廉政，看似很清醒，其实对党纪国法、人民利益醉眼视之，醉态处之，难以清醒！

　　南宁市委原书记余远辉在为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上“三严三实”教育课时，突然脱稿说道：“有些党员干部违纪违法被审查，两天啥都招了，没有点骨气和意志。”此公是醉还是醒？倒让人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