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Saying：
《曲人曲事》是张充和在上世纪90年代撰写的八篇回忆曲友曲事的短文。她本计划继续写下去，但终于因年事渐高，未能如愿。本刊选用“小引”及其中的两篇，均是未刊稿。全组文章将收入《张充和诗文集》，由北京三联书店近期出版。
小引
昆曲在我生命中占了一大部分重要性，每一个记忆总是新鲜的，愉快的。曲友中不管是那一方面工作者，对于昆曲的热爱，无异于对宗教的感觉，无论老少贫富，业余或职业者，相互之间也相当于教友的亲切。他们的演、唱或生活琐琐小事，即使远隔重洋，即使生死之隔，总不时在我眼前一幕幕地重演出来。因此常在人前滔滔不绝地叙述。朋友们劝我写出来，我总说：“还早，还早。”现在一想，不早了，不早了！还是写吧。这些亲闻见的小事，虽无关紧要，却自有他们真性情在其中。在这儿要写的曲人，包括演、唱、研究、创作等等，或一句不唱、一字不写的爱好者、护法者。
我所参加过的曲社，在此先略提一下，以后引用时就不细述了。苏州的道和曲社，有吴梅、张紫东、俞锡侯诸先生等，禊集中人名我不熟习。还有几个不能记忆的曲社名字。惟女曲社，名幔亭，是吴梅先生发起的，有陈企文、樊颖初、诵芬、王佩珍女士等。上海的虹社是赵景深先生主持的，有汪一鹣、张元和、顾传玠等。北京的谷音社以清华师生为主，是傅侗（红豆馆主）、俞平伯先生发起的。青岛的青光社有路金坡、王百雷、孙誉清先生等。成都的歗隐社有路金坡、石璞、李梦雄先生等。重庆曲社是项馨吾、范崇实、何静源先生发起的。还有北碚的重庆师范的师生有翟贞元、程虚白先生、笪瑞珍、刘少侠同学等等。更有许多曲友不属于任何曲社。年代久远，无当时人可问，无记录可参考，关于曲人的籍贯、家世，以及演出的详细地点与日期等等，不能记忆，难免有些错误处。读者中如有改正处，是非常感激的。
杜鉴侬 周敦瑜
杜鉴侬名岑，是四川白沙人。一九三八年在成都曲会遇到他们夫妇。鉴侬是早年北京大学法科毕业生，在朝阳大学教过书。他唱的是官生曲子。敦瑜唱的是闺门旦，都唱的是清曲，不带道白。（他有两个孩子），大的叫小乖，小的叫小苹果，我和小苹果玩得最熟。
我同两个弟弟逃难到成都，租湖广会馆大厅旁两间，四壁空空，一无所有。敦瑜为我们治了些家具及厨房用具，因此我们方有个可以安身之所。在成都约半年之久。每日下午，夹着支笛子去她家，这时孩子们上学，鉴侬去省政府办公，正好唱曲。我们或一同唱，或我吹她唱。她没有学过的曲子而我已学过的就为她拍。我为她拍了《寻梦》同《描容》。到五点钟后，她就忙孩子、忙晚饭，这是鉴侬下班，我接上为他吹笛。鉴侬唱的曲子没有敦瑜多，他最喜唱《长生殿》闻铃第二支《武陵花》，每唱时都很激动，即使行走时也哼着此曲。一天他下班回来，满头大汗连声说：
“惶恐啊！惶恐！”四川人说话都很文雅，出于他口就更文了。
敦瑜问：“什么惶恐惶恐？这样嚇人！”他还是不解释，还是继续摇着头说惶恐。这天也没有再唱曲，更没有唱《武陵花》。敦瑜也没有再问，只轻轻地笑着同我说：“这个迂夫子！”我也跟着她笑。
晚饭时鉴侬不言不语，不似平时有说有笑，十分不自在。晚饭完毕，他才慢慢告诉我们，原来如此：
他每日在办公室，没有事时，一面低声背曲子，一面在废纸上默写曲子。这天公文看完，摊开来没有收起，上面加了废纸，又在默写曲子，废纸完了，就在公文空白纸尾接（着）写曲子。以后公文出去了，是个下行公事。一个职员进来，指着公文纸尾问：“杜秘书，此话怎讲？”原来他写的是《武陵花》的下半段：“自悔仓皇负了卿，负了卿，我独在人间委实的不愿生，语娉婷，相将早晚伴幽冥……”一直写完尾声。
我们听了，笑不可抑，他仍是在惶恐中。
鉴侬工颖拓篆刻。在送我一个牙骨扇面上拓了古泉同古器皿，可惜矾重，都粉碎了。又送我一小横幅，是个绢面，左边是朱拓大齐天保造像，中间为一（商周铜器）卣，以石青金粉同墨混拓，一如熟坑青铜器皿。上下盖的印章，配合起来，愈看愈动人。有一章上刻“杜岑五十以后作。”现在算起来也有百岁以上了。
他为敦瑜抄的曲谱，真是绝无仅有。一般抄曲，或在空白纸上，或印格子，曲文是直行正格，曲谱是斜格，但不能抄道白。他一律自己画格，遇到道白时即画小直行。数好字数行格，抄时一字一工尺都不丢。写的是瘦金体，但并不是瘦骨崚嶒，真是秾纤合度，细致绝伦，每出戏一个折子，每六折一锦函，每四函一个楠木盒子。每函都有名曲家题诗或字。浩劫中，以为工尺谱是密码，也是不白的罪名，当然同毁于烬了。
一九七九年得敦瑜信说：
我老头为我手抄曲谱，多少名人题跋，无一幸存……你回过祖国，多少事不用说，你大哥一生最喜欢书籍字画，现在萧然四壁。有时闷极，想找一部《西游记》开开怀而不可得。此种乏味生活真是无聊！阎罗王不要命如之奈何！
我正想着一定托人从香港寄一部《西游记》给她，信还没写，她人已去世了，如何寄《西游记》？又寄向何处呢？剩下的两封信，一张颖拓，无限记忆。
许振寰
许振寰在浒墅关蚕桑学校毕业后，分派到各乡镇去工作，栽培良好蚕种，教农民养蚕。她自小父亲去世，寡母带着她姐妹俩过日子。伯父管教她们很严，不许唱昆曲。但她更是酷爱昆曲。初见她时，是在苏州怡园，幔亭第一次同期中。
我家中每周总有两三次笛师来拍曲，或教身段。她虽跟着我们一同唱，但不随我们学身段，只坐在一旁做记录，记得十分详细，连手指从何处到何处，脚步从何处到何处，眼神从何处到何处，用蝇头小字一一记下。她从不登台演，只在同期时在曲台上唱唱。就是清唱也瞒着伯父。一九三六年，因救济湖南水灾，苏沪曲友都集于苏州，演了三日三晚昆曲。我们共推她上台演一出。她初想演《反思凡》，《反思凡》是苏州一位教育家兼佛教徒改了《思凡》原文，加减了几个字，例如：“一心不愿成佛，不念弥陀般若波罗”，改成“一心定要成佛，要念弥陀般若波罗”。我们一致反对她演此，于是她改演了《慈悲愿》的《认子》，她演正旦，为唐三藏的母亲，陈企文演小生唐三藏。在戏单上不敢用真名，因怕伯父见到，用的是静观楼主。
振寰的唱工非常稳妥，是闺门旦的嗓子。唱曲同演戏都很认真。她的唱腔饱满动听。正旦稍嫌不够，同时又同我的大姊元和演《红梨记》的《亭会》就合式了。
她的唱曲是忙里偷闲，是不敢在自己家中练，即使练也是不能有笛子伴奏，只在我们家中上上笛子。
惟一曲友同我在一起背曲的就只是振寰，不管在火车上，轮船上，两人挤得紧紧的唱，又怕人听见，又怕自己听不见，同（似为“从”——编者）动身到目的地没有五分钟不在背曲。一次她分配在一个小镇上工作，同我约好为她送蚕种，我清早乘火车到浒墅关领了蚕种，所里人为我雇了一辆独轮车，一边坐我，一边放一个大纸盒，盒中有几张纸，上面布满蚕子，一共不过两磅。我怕不平衡，尤其走在极窄的田坝上，身下就一片水，心里有些悬悬的，但不到几分钟后便觉得自由自在了。一路上平畴远树，疏疏落落的几家人家，正是初春时候，还不到忙月，田中无人，草坡上有水牛在吃草，独轮车咿咿呀呀经过时，它便凝视着我们，好一对温良的眼睛！对面来一个挑蔬菜的担子，见到我们就转到另一田坝上等我们走过再走。车夫告诉我乡间的规矩是轻车不让重担的。
到了振寰的工作地，她住的是村里三间土屋，近处一丛桑林，桑林以外也是一片水田。白天她忙于蚕事，晚间我们俩坐在池塘边唱曲。先是背《琴挑》、《楼会》等曲子，以后就一字一腔，反复打磨。当时我俩最喜欢打磨的是《认子》同《寻梦》。乡间真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天一黑就没有人声了。那时鸦雀无声，蛙虫俱寂，连月亮也没有，只有闪烁的星星，宇宙为我们所有，曲子为我们所有，没有过去，没有将来，一字一腔尽是“心声”。此景此情，何可再得！
抗战中在重庆同振寰又相聚于曲社，她已婚有好几个孩子，比以前更忙，仍事蚕业。这时她已无伯父拘管，尽可唱曲演戏，登台也不必用“静观楼主”了。
一九八七年回国，振寰已去世多年。在汤显祖纪念会后，在二姊允和家中见到张继青。我问她：
“你的《寻梦》唱腔不像姚传薌老师的，有些小腔同我的接近，是谁给你拍的？”她说：
“许振寰老师为我拍的，她教过我们两年。”
可惜振寰的曲子没有录音，她唱得细致，讲究。但在张继青的《寻梦》中还依稀存在一些，也就可贵了。
即将刊于《文汇报·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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