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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的花

    韩国诗

    人高银

    韩国小说家、编剧千明官

    韩国作家金衍洙

    ■吴越

    缘起

    出生于1970年的作家身材苗条挺拔,脱下浅色西装后,便是一身黑衣,纤细的手腕上戴着圆环套圆环造型的时尚手表,说话轻声细语,目光柔和,有点儿小女生的羞涩和迷糊,笑起来,鼻梁微皱,配着过耳的直发垂下遮住半边脸庞,格外青春可爱。

    与外表不相称的是她孤身前往历史深处溯游的强韧。

    1980年1月,韩江一家从光州搬到首尔(当时叫汉城),恰恰与当年5月爆发的韩国重要历史事件擦身而过——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可以算得上是一种迟至的正面相逢,因为,在后来的文学生涯中,她宿命般地追寻着那桩与童年故地紧密相联的悲剧,也思考着人类是否能够彻底放弃暴力。这股回溯的冲动,既给她带来写作的动力,又不断制造着困难。

    彼时,韩江正沉浸于第6个长篇小说《少年来了》的创作(这部小说后来获得2014年韩国万海文学奖)。与我的见面,也像是一头玄鹿钻出地下来晒晒太阳。

    疤痕

    “韩国文学就是痛苦的文学啊。”西江大学文学系教授禹灿济说。

    在详细说明这一点之前,作为背景介绍,禹灿济教授为我梳理了一份韩国文学与近现代社会相伴发展的脉络。

    1945年,韩国摆脱35年日本的殖民统治终告独立,1950年,又经历了韩国战争。战争结束后,韩国几乎是亚洲最贫困的国家。经济方面贫富不均,政治方面民主不充分,这两个问题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文学反映的核心内容。

    进入20世纪80年代,较之个人问题,韩国文学更加关注社会、阶级、集体的话题,直到1988年汉城奥运会、90年代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整个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韩国文化才从重视集体问题转向个人,从重视社会理念到解决个人的欲望、日常生活以及社会上存在的现实,如南北分裂、阶级分化等。

    时至90年代,经济起飞,一片盛世,韩国文学氛围再一次发生变化,作家们不再讨论已经存在的问题,而是一些人为设置、构造出来的问题。但1998年成为一道分界岭。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韩国经济,很多人失业下岗,韩国文学又重新开始关注现实,一些作家对自己的经验进行了新的加工。

    禹灿济教授毫无遮掩之意地告诉我,眼下的韩国,看上去十分发达,但还是隐藏着各种各样的疮疤。因此,“无论从普遍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韩国文学都是一种‘升华痛苦’的文学,也就是对痛苦进行思考的文学。文学,起着治愈的作用。”

    韩国作家在对痛苦进行思考的写作中,又分化出“不安的主体”和“历史反思”等多个题材类型。所谓不安的主体——“包括心理上的不安、身体上的不安、经济上的不安等,这既是世界文学的主题、人类共有的心理,也是韩国作家笔下越来越多出现的情况。”禹灿济说,“人与人之间的隔断增加,交流越来越难。有的小说中,主角就一个人呆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只和小猫小狗说话。”

    “历史反思”则更具韩国特色。禹灿济说:“读者看多了一些反映现实问题的小说,产生逆反心理,于是开始有小说家利用过去的历史资源,用今天的笔法重新叙述,思考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如何回溯过往。”

    他列举说,“这一类历史资源包含了慰安妇、战争痛苦、海外韩国移民的生活与苦难等等。”

    (下转35版)

    缘起

    2013年12月10日,我踏上了韩国当代文学之旅,口袋里装着这样一份拜访名单:

    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高银;

    2005年度李箱文学奖得主、作家韩江;

    2009年度李箱文学奖得主、作家金洐洙;

    第10届文学奖小说奖得主、作家与电影编剧千明官;

    西江大学国文系教授禹灿济。

    坦白说,这份名单中,我除了很早就对高银的诗名有所耳闻,对其他几位作家一无所知。这不能怪我,韩国当代文学作品在中国大陆出版市场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在我印象中,多年前曾有两部韩国小说进入大众视野,一部叫《菊花香》,一部叫《那小子真帅》,仅此而已。再说句残忍的话:同为中国的邻国,韩国文学与日本文学在中国的接受程度与影响力完全不可相比。

    韩国流行文化、娱乐明星和影视作品早已渗透到中国,韩国文学却沉默如谜。离谜底近一些,这就是我这次寻访的动因。

    玄鹿

    这是我第二次前往首尔。2008年5月,应“首尔文化节”(Hi! Seoul Festival)之邀,我与沪上几家媒体同行一起在这座城市玩耍了一个星期。那时,这座汉江边的城市改“汉城”之名为“首尔”还没多久,我感觉它处于某个转换过程之中,展现在外人面前的是若无其事的轻快与极尽鲜妍的华丽。就像大韩航空的主题颜色,一种明度与纯度都很高的天蓝色,独立特行,见之难忘。与浓烈、传统的国旗色相比,这种甜蜜愉快的“糖果色”、“马卡龙色”仿佛喻示着当代韩国人渴望卸下历史包袱的心理。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抵达的当天深夜,窗外飘起了雪花。我卷在被子里赶读一本名叫《玄鹿》的长篇小说——其实是韩国文学院提供的一沓打印稿。

    读着读着,我所处的小小房间变成了一个冬天冻土下的洞穴。《玄鹿》有两个主题:关于“玄鹿”的传说及一个叫“鸢谷”的山村故事。传说中的玄鹿是生活在地下深处的岩石缝里的幻想动物。它用角照明,靠用锐利的牙齿啃食岩石而活命。它的梦想是上到地面去看阳光。然而它在以角和牙齿做担保去看阳光的瞬间化成一汪泪水。鸢谷是一个冬天放的纸鸢最终飞落的山村。那个山村的春天是以集中冬天飞落的纸鸢放火烧掉时开始的。小说中有四个主要人物:出生于江原道的鸢谷矿工之女义仙,丧失了部分记忆,美丽而言行出人意表,总是无缘无故出走,像一棵无根无果的植物;偶然收留了义仙的杂志社女记者仁英;仁英的学弟,爱着义仙的明润;仁英的采访对象,主要拍摄煤矿照片的摄影家张宗旭。在寻找突然出走的义仙的过程中,这四个人串成了一根线,循着掩埋的悬念而去,却落入各自的深渊,露出幼年期或家族史的深深创伤……

    回过头去看,记住了小说家的名字:韩江。

    《玄鹿》是韩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已经显露出了作家的文学气质:飘逸而又厚重,敏感而又结实。它使我窥见了韩国文学的残酷、美丽与幽深,恍如一朵缓缓张开的花。在深夜的窗前,望着白雪覆盖的城市,我意识到,韩国人无法彻底“减负”。他们将痛苦与沉重埋藏在表层之下,埋藏在文学里:

    “人就是玄鹿啊,都想从黑暗的地方出去,去寻找光明。”

    两天后,当我在江南区一家洒满清晨阳光的咖啡馆里与韩江对座而谈,她莞尔一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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