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完成了人生中几件大事,其中之一是译出威廉·福克纳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士兵的报酬》,承蒙李文俊先生亲赐译序一篇,实在让我感激和荣幸。
回想起来,第一次听说福克纳,是在川外蓝仁哲教授给研究生开的“文学欣赏”课上。他曾译过福克纳的小说《八月之光》和《野棕榈》,一再建议我们读读《喧哗与骚动》,方能体会到福氏语言的“繁复美”。冲着“骚动”二字,我淘来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版画本”,才翻开,就吃了记闷棒,再翻几页,落荒而逃。书没读完,只记住了译者的名字——李文俊。
留校任教后,翻译成了我的业余爱好。某天我惊讶地发现,这位被八十年代文学青年奉若神明般的“福克纳代言人”,居然和我身处同一“战壕”,效力过同一家出版社。当然他是将军,我是小兵,但如此宝贵的求教机会,不能错过。
电话里,他略显严肃,话不多,我也战战兢兢,不知该说什么。后来,他给我寄来他刚译的海明威《老人与海》,要我多提意见,指正译文。
我还真没把这句当客套话,找来《老人与海》的英文版,结合其他译者如吴劳、余光中、张爱玲、李锡胤等的译本,逐字逐句,琢磨好几个月,然后趁着一个雨天,躲在肯德基餐厅一下午,写了满满十多页信纸,连同祝贺他八十四岁生日的卡片寄了去。不过,事后我很担心,谁都爱听恭维话,不喜欢被挑毛病,一本辛苦译出的书,叫人横挑鼻子竖挑眼,会不会惹老人家生气?但信已发出,后悔也来不及了。
没过几天,电话铃果然响起,听得出来,他神采奕奕,热烈地跟我讨论起《老人与海》里的翻译问题,“那个表述确实太有地域特色”,“这个字(词)是编辑改错了”,又说给我快递来一箱书,“《爱玛》跟蔡慧合译,可惜他去世了。《逃离》这本,出版社可大赚了一笔。你那儿没有《天凉好个秋》吧?还有几本,是佩芬送你的,”他问我译过什么,我报上书名,听完后他说:“以后别浪费精力,你要多译文学作品。”
于是,分别十多年后,《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和《我弥留之际》终于在我的脑海中扎根,勾勒出一幅幅美国南部的场景。沿着青年福克纳的创作足迹,我也开始了全新的文学翻译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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