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令华
1945年8月10日,在川西小城乐山,暑假过了一大半。晚饭后,天色尚亮。我一人坐在堂屋的八仙桌前,看一本闲书。忽然觉得周围温度升高,燥热不堪,门外人声鼎沸,似是越聚越多,夹有欢呼和鞭炮声。我抛下书卷,冲出大门,只见马路上下聚满了人。许多人手中还持有竹条编的棒把。忽听有人叫:“小师妹,快来!”原来是七八个武汉大学历史系的学生,父亲生前的弟子。我奔过去。他们七嘴八舌告诉我:“无线电里广播:日本投降了!”有人分我一根竹把:“我们现在去游行,你也一同去。”我说:“我得先回去告诉我妈。等等我!”就一路高喊着:“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狂奔回家。妈妈已从楼上下来,在门口迎我。我报完佳音,喝口凉水,说一句“我游行去了,他们等着我呢”,又冲向大街去了。
天色渐渐暗下来,人们点燃了火把,游行开始了。不同于往常元宵节、双十节有固定组织、有规定路线的游行,而是完全自由组合、自定路线。人流先从西向东,到了十字路口,我们继续向前,有些人却折转北去,不时有人加入进来,也有人在路口分离出去。火光映红了小城的天空。不断有人高呼“日本投降了”“中国胜利了”“万岁”等口号,响彻云霄;也有人领头唱起了 《松花江上》 《长城谣》 《义勇军进行曲》 《游击队歌》《枪口对外》 等歌曲,此起彼伏。
又过了个街口,忽见前面队伍中走出一人,我一看,正是久违的一位小学同学,就叫了一声。他低头站住,说一句“我看看我妈去”,便抬脚前行。我猛然想起他的妈妈是日本人,因为战争的缘故,她很少出门,偶尔上街,也是低眉躬身,碎步快走。但在1939年大轰炸时,有同学见她夹在救援的人群中,汗流浃背,忙个不停。我理解那位同学的复杂心情,连忙冲他身后嚷了一句:“你妈妈是好人,不是帝国主义!”他回头对我笑了一笑,又快步离去。
我们继续前行。在呼口号与唱歌的间歇,周围有人低声谈论起今后的意愿。一人说他第一要事是回乡探望年迈的父母。有人持疑:“听说那里是敌后,有共产党,你回得去吗?”“日本都投降了。中国人自己还打仗?”两人悄悄争论起来。另有人说他原计划下学期投笔从戎去,现在要别做安排了。我因而想起此前也曾有位老师问过我愿不愿意辍学跟他打日本去。我说:“打日本我一定去。但现在我爸爸没了,我再离开,妈妈一个人怎么活?”他说再想想办法,但不久他自己也消失了。我一直挂念此事,现在可以放下了,心中仍不免存些遗憾。(40年后我与这位老师联系上,方知他是中共地下党,当时想吸收几个少年跑交通,随后他自己被特务盯上,隐蔽起来了。) 有两人讨论今后建国,学什么更能发挥作用,一人说想转学理工,一人说研究历史还是大有可为,研究中日两国百年来走的不同道路。他转而对我说:“你爸爸生前还说过要给我们开东亚史的课,要成立东亚史研究会呢!”另一位大学生悄悄问我:
“在武大读了三年书,没去过珞珈山。不知能不能复员到珞珈山毕业。听说珞珈山的武大特别美。胜利了,你们回哪儿?”
“珞珈山呀,我做梦都想我家门外那片草地,那才叫绿草如茵,又软和又温润,我回去一定要在那片草地上坐一坐,打个滚。”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到“打滚”,有点不好意思。
夜深了,游行的人们逐渐散去,火光阑珊。我看见路旁一位同学正落寞地往回走,便也离开队伍,与他同行。
“太好了,咱们都能回珞珈山了!”我还沉浸在幸福的憧憬中。
“我回不去了,我爸爸死了。”他幽幽地说。
我才明白。他的爸爸也在武大,比我爸爸先去世。他说回不去了,我还能回去么?
到家,堂屋的菜油灯还亮着,妈妈独自坐在爸爸的遗像前,暗自饮泣。见我进来,说了一句:“你爸爸没有等到———”又流下泪来。
我抱住妈妈的头,说:“爸爸知道胜利了,会开心煞的!”
为了哄妈妈开心,我模仿爸爸的声调,说:
“湘啊,快去炒几只好菜,把那罐陈年花雕打开,烫一烫,吾拉痛饮几杯。”“华华,快来读杜工部的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接着便摇头闭眼地用乡音吟哦起来: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看妈妈平静了许多,我小心翼翼地问:
“妈妈,我们还能回珞珈山么?”
“你爸爸没有了,哪能再去珞珈山呢?”
“可是爸爸没了以后,武大一直还给他发薪水,没有停啊。”我不死心。
“那是因为国难期间对逃难来的去世员工家属的特殊照顾,我已经很感谢了。胜利了,我们不能再拖累学校了。”
“可是,可是爸爸存在汉口英国人开的平和洋行的32箱书和古董呢? 那里有太先生 (梁启超) 写的‘闻斯行斋’、还有……还有……还有埋在自家院子边上的泥马、你画的 《慈悲和博爱》,爸爸交代过,都是要我收回来的。”
“那些宝物,日本人和英美开战以后,已经从洋行抢走了,洋行来过信,收不回来了。至于院子埋的东西,这么多年了,也不会有了。”
我彻底绝望了:“那我们怎么办呢? 去到哪里?”
妈妈坚定地说:“你要好好读书,上大学。我么,你爸爸在杭州有所房子,我要到那里去住。”
这一夜,不满十五岁的我,既兴奋,又迷惘,做了许多零乱的梦。
1945年8月10日,是日本通过中立国瑞士等向中美英苏四国提出无条件投降的日子,武汉大学几个鼓捣无线电的学生,从电波上捕捉到这消息,迅速传播开来。而8月15日,则是四国政府接受日本投降的日子。这一点,我过了许多年才弄清楚。
2016年7月于马虎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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