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投过后，一切都是混乱的。看似什么都没有改变，感觉却是所有事情都已经不一样了。这个岛国上，很多人在公开地沮丧，还有一些人在暗暗地欢喜。很快，某些私下里的欢喜膨胀得太大，必须以可怕的形式爆发出来。在此之前，没有人会想到英国居然有那么多人讨厌外国人，希望他们都走掉。所有的外国人——波兰人，德国人，犹太人，深色皮肤的南亚裔，深色皮肤的非裔人，深色皮肤的美国拉丁裔……全都是靶子。牛津城是一片混乱中的安宁的小泡泡，丧气归丧气，人心还是统一的。这里地价昂贵，富裕前卫，拜大学之赐，街上的行人都年轻漂亮。在市中心，看见天主教神父，西藏喇嘛和长袍小帽的非洲人交叉而过，一点儿都不稀奇。大量的外国游客和学生给牛津城带来了繁荣经济，牛津的居民也深知本城经济的命脉根于何处。在公投中，牛津城区75%的人投票留欧。可是牛津城两大医院一直缺少护士，因为牛津的房价太高，护士的收入不足以让他们负担得起居住在工作场所附近，长距离通勤则昂贵辛苦。牛津大学的博士后们，单身者仍然跟学生们分租一间长期出租的旧房子，有家庭租一间小小的勉强负担得起的公寓，或者在火车一小时开外的别的城镇买房。为这城市工作的人无法负担居住在此地，居住在此地的是出租房屋的房东。这不仅是牛津的问题，也是伦敦及其他一切繁华富贵城市的问题。那些繁华富贵不曾波及的城市，其中的居民面对的问题是另外一类。另外那类问题，促使他们表达出离开欧盟的意愿。也许他们真的相信离开欧盟能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也许他们只是想惩罚一下把他们忘记的国家和另一半人民。
身边也不是没有对公投结果可能感到开心的人，或者说公投前我已经知道了他们会投给哪方。其中一个公开表示要投离欧的是我们的清洁工，另一个是动物房的主管。有天我们的印度技术员去动物房，刚好听到动物房的几个员工在闲谈。动物房主管愤愤地说：“这些外国人，让他们都走才好呢！”然后她看见印度技术员不知所措站在那里，赶快弥补：“亲爱的，我不是说的你。”公投结果出来以后，清洁工忽然变得没有那么爱闲谈了。以前他常常可以扯住任何一个愿意聊天的人，一聊聊半小时。现在他只是稍稍寒暄一下。如果再有一次机会，像网上的请愿要求的那样，他还会投离欧票吗？网上的请愿突破四百万，病理学院的院长在推特上说他也签了名。但似乎都是徒劳的。
公投过去只有一周多一点的时间，媒体上呈现出来的局势已经反复了好几遍。大肆鼓吹脱欧的政治人物在公投结果出来后不到二十四小时就一一反悔了当初许下的诺言。有心当首相的人一个个都表现得谨慎谦虚起来，明知当不上的极右势力领袖则口无遮拦，破罐破摔。反对党的议员趁机要推翻他们一直不喜欢的强硬左派党魁，借口他为留欧运动奔走不力；党魁的支持者和工会马上发动起数千至上万人在议会外集会。保守党的脱欧主将，最被看好的下任首相接替者鲍里斯·约翰逊忽然宣布他放弃竞选，一直在他身边作忠心支持者状的副手迈克尔·戈夫惺惺作态宣布虽然他自知没有首相的才能，但还是要出山，因为鲍里斯·约翰逊更不足以担当大任。执政的保守党一下子冒出来五个首相候选人，轮流在保守派的主要报纸《每日电讯报》上写激情昂扬的檄文。然而包括媒体在内的所有人都疲惫了，别的新闻开始分流部分版面。英格兰输给冰岛，灰溜溜地从法国打道回府；英国人还是在热情地收看欧洲杯。
周末的牛津街头还是象往常一样热闹。年轻的男女花枝招展参加舞会婚礼，大街上随时看得见几件很隆重的礼服。游客三五成堆，举着固定在自拍杆上的手机听导游讲解，由巴利欧学院开始，一路往波德利安图书馆进发。永远都有人拍公园路上一座小房子的特别矮小的门，玫瑰环绕，一米五高，大概是给霍比特人住的。小孩子的夏令营开始了，都背着同一颜色的书包或者穿着同一颜色的外套，闹闹吵吵象一大群鸭子。走索拉小提琴的街头艺人又来了，三年前我刚来牛津就见过他，一幅凯尔特人的容长脸儿。只是平时传教的摊子都消失了：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周末两天一个都不见。也许这只是巧合。也许他们都感冒了。
在某个很灰心丧气的时刻，我发短信给好朋友，前一个实验室的德国女生，说：我们以后一起搬去柏林吧，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和其他大学总能找个工作。她很快回信说：啊这件事真糟糕，不过其实对我们的影响并不如对英国的农民和工人那么大。他们将承受贸易分离主义的主要损失，大学总是有多重保护伞。我暗想：这些德国人，他们永远不理解反讽。
脱欧的一个小小正面效应是美元兑换英镑的汇率升高了。银行寄了封信来，通知配偶他的五百美元的稿酬支票换出了三百六十几镑。又是一个周末的早饭桌上，配偶拆了信，给我看过，放进文件夹里，说，我倒宁可没有这种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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