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刚给您①寄出了一封信，就得到了报告“托尔斯泰逃亡”的电报。现在，我觉得我的思想还是跟您的在一块儿，所以我再给您写这一封信。
①“您”指符·加·柯罗连科；这封信是写给柯罗连科的。
关于这个消息我想说的一切也许会是杂乱的，甚至于可能是残酷而带恶意的；不过您得宽恕我；我感觉着有人扼紧了我的咽喉，快要把我扼杀了。
我从前在加斯卜拉的时候①，托尔斯泰常常跟我在一块儿谈话，而且谈得很久；我常常去看他，他也喜欢过来看我。我曾经仔细地并且热爱地读了他的著作；所以我觉得我有权来谈论他，老老实实地说我想说的话，即使我的意见显得冒昧，而且跟一般人的见解如何不同。我也跟任何人一样地知道，世界上再没有一个比他更有资格被称为天才的人，再没有一个比他更复杂、更矛盾、而且在各方面都更了不起的人，是的，是的，是在各方面的。了不起，我说不出来这个字眼带着什么样的特殊意义，这是无边的广大，不能够用语言文字来说明的。在他的内部有着什么东西，使我时时刻刻都想对所有的人、对每一个人大声地说：“你们看，在这个土地上面活着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人啊！”因为可以这样说：他完完全全是而且最先是一个人：人类中的人。
①亚历山德拉·托尔斯泰雅在《托尔斯泰的悲剧》中写着：“高尔基跟他的太太和儿子一块儿住在海边，离加斯卜拉大约有一哩路远，他常常来看我们。”
可是有一种东西使我永远没法跟他接近，就是他的那种想使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伯爵的一生成为“我们的圣父贵族列夫圣者的言行录”的专制的、顽固的倾向。您知道他很久以前就在找寻“受苦”的机会了。他曾经对叶夫盖尼·索洛维约夫①和苏列尔表示过他的悔恨，因为他没有把这个办到；可是他找寻受苦的机会，并不是为了单纯地受苦，并不是由于一种想考验他的意志的抵抗力的自然的愿望，却只是出于那个显明的而且──让我再说一遍──专制的意向，就是想增加他的教训的重量，使他的说教成为不能辩驳的东西，并且拿他的受苦来使它在别人的眼里成为神圣不可侵犯，他好强迫他们来接受它，您明白我的意思吧，好强迫他们来接受它啊！因为他知道这个说教本身并不够说服人。将来有一天您会在他的《日记》里面读到他对待他的说教和他个人的怀疑主义的好例子。他知道“殉道者和受难者中很少有不是专制者和暴君的”，──他全知道！可是他仍然说：“要是我为着我的思想受了苦的话，那么我的思想就会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印象！”这一点使我始终无法跟他接近，因为我不能不在这儿看到一种想对我施暴力的企图，一种想控制我的良心、用正直的血光来眩惑它、并且给我的颈项加上一个教条的轭的愿望。
①叶·安·索洛维约夫（1866—1905 ）：俄罗斯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笔名安德列耶维奇。
他常常热烈地赞美另一个世界中的永生，可是他自己倒更喜欢永生在这个世界里面。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民族的作家（我是照这个称呼的最真实而又最完全的意义来说的），他使他的民族的一切缺点以及我们历史的酷刑所加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的损害都具体活在他那个巨大的灵魂里面了。……他的一切都是民族的，他的全部的说教便是一个过去的反动，也就是一种我们正在摆脱而且就要克服的所谓“祖型再现①”。
①“祖型再现”：即“隔代遗传”。
您该记得他在一九〇五年写的那封信《知识分子、国家和人民》吧，这是多么荒谬奇怪而且幸灾乐祸的东西！我们在那里面听到了“分离派教徒”①的“呀！你们原先不肯听我的话！”的声音。我当时曾经写了一篇答复，并且根据他自己说过的话来回答他，因为他有一天对我说过他“老早就失掉了谈论俄国人民并且代他们说话的权利了”；我并且亲眼看见好些老百姓跑来向他吐露胸怀，他却没有兴致去听他们讲话，也不热心去了解他们。可是我那封信的措辞太激烈，所以我没有把它寄给他。
①“分离派教徒”：十七世纪俄罗斯一部分东正教徒反对当时莫斯科大主教尼康（1605—1681）施行的教会改革，受到了迫害，从正教分离出来。他们保持旧的信仰、旧的仪式和旧的习惯，因此被称为“分离派”，又称“旧信仰者”。
现在他一定是在尝试他那个最后的一跳吧，只为着想给他的思想添上最高的价值。他跟瓦西里·布斯拉耶夫①一样，他本来是爱飞跳的，不过始终是为着确定他自己的神圣性，为着给他自己找寻一种顶上圆光的缘故。事实上即使他的学说可以由于俄罗斯的古代历史和这位天才的个人的受苦而被认为正当，它总是宗教裁判所的东西。在他看来，人要达到神圣性，只有走欣赏自己的罪恶的路，走压制求生的意志的路……
①瓦西里·布斯拉耶夫：即诺弗戈罗德的调皮的英雄瓦希卡·布斯拉耶夫。
在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身上有许多方面，它们有时候给我唤起了一种近乎憎恨的感情，这种感情十分沉重地压在我的灵魂上面。他那个发展过甚的个性是一个庞大的、差不多是可怕的现象；他的身上有一种“包加狄尔”斯维雅托戈尔的东西，斯维雅托戈尔①，这个大地载不起的巨人。是的，他是伟大的！我深深相信除了他所说过的一切以外，还有许多许多事情他并不曾谈到，甚至他的日记里也没有写过；他也许永远不会向任何人吐露它们了。这所谓”有些东西”只有偶尔在他的谈话中间露出来一点点，而且是隐隐约约地说出来的；在他拿给我和列·阿·苏列尔席次基读过的两本日记里面，他也曾隐隐约约地说到“有些东西”。这在我看来是一种类似“一切肯定之否定”的东西，这是最深刻最坏的虚无主义，它是在一种不可救药的、无限的绝望中，而且还是在一种恐怕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这样清楚地感受到的孤独中生长起来的。我常常觉得在他的灵魂的深处他是一个对别人的一切都非常顽固地不关心的人；他是这么地高出他们之上，这么地比他们强，比他们有力量，他竟然把他们全看作同样的蚊蚋一类的小虫，而他们的扰攘活动在他的眼里也成为可笑而可怜的了。他离开他们远远地一个人隐居在荒原上，用了他全部精神力量，孤独地，一心一意去探究那个“最主要的东西”：死。
①斯维雅托戈尔：俄罗斯民间英雄史诗中的一个人物。他被描写成一个想把大地举起的大力武士。他曾经夸口要把天和地两个“圈”拉拢捏成一个东西。
在他的一生中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害怕死，不憎恨死；在他的一生中他没有一个时候不感觉到“阿尔扎玛斯①的恐怖”萦绕着他的灵魂：他，托尔斯泰，他也应当死吗？整个宇宙，整个大地都在望着他。从中国，从印度，从美国，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有着活的、一直在颤动的线向他伸过来；他的灵魂是为所有的人而存在的，并且是永远存在的！为什么大自然就不在它的法则中作出一个例外，使所有的人里面有一个人得着肉体的永生？为什么呢？固然他是极富于理性而且极聪明，不会相信奇迹，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却是一个调皮的人，一个实验者，又好像一个年轻的新兵，他站在陌生的兵营门前因为恐惧和绝望正惊吵得厉害。我还记得在加斯卜拉，他病好了以后，读了列夫·谢斯托夫②的小书《尼采与托尔斯泰伯爵的学说中的善与恶》，听见安·巴·契诃夫对他说“不喜欢这本书”的时候，他便回答道：
①阿尔扎玛斯：俄罗斯的一个城市。所谓“阿尔扎玛斯的恐怖”，是这么一回事情：一八六九年八月的末尾托尔斯泰到片扎省去看一块地。他中途在阿尔扎玛斯城里过夜，寄宿在一所小宅子里面。他躺在一张沙发上睡着了，不多久他忽然醒过来，屋子里漆黑。他想再睡，却始终睡不着。他问他自己：“我为什么到了这儿来？我到什么地方去？我在逃避什么东西？并且逃到哪儿去？我在躲避一种可怕的东西，可是我又跑不动。我的脑子始终是清醒的，我在折磨自己。我是他，我始终在那儿。片扎省也好.，任何别的地方的产业也好，都不会给我增加一点东西，也不会给我拿走一点东西。我厌恶我自己，我受不了，我折磨我自己。我想睡，想忘记，──我却不能够。我不能够躲开我自己。”他走到廊子里，希望能逃掉那个折磨他的东西。然而它追上来，把一切都给他掩蔽了。他问他自己：“这愚蠢算什么呢？我担心着什么？我害怕什么？'死的声音回答道：“我，我在这儿！”托尔斯泰恐怖地跟这个幻影挣扎。可是死赶走了他的睡眠。使他的心灵中充满了寂灭的思想以及一切他所爱的人和物完全消失的思想。他祷告，闭上眼睛，可是幻影仍然在折磨他。后来他只好唤醒他的仆人离开了那个宅子。过了好久，托尔斯泰才忘记了他在阿尔扎玛斯的这个痛苦的经历。然而在他的思想的深处，仍然躲藏着那个他曾经见过的可怖的死的幽灵，几年以后它又出现了，要他对它那个永远存在的问题给一个答复。
②列夫·谢斯托夫（1866一1938）：俄罗斯虚无主义和厌世哲学的思想家和著作家。
“我呢，我倒觉得它有趣味。这本书写得勉强，然而毕竟写得有意思。我倒喜欢那班冷评家①，只要他们是老实的话。他这样说过：‘真理是没有用的。’这倒是真话。他拿真理来做什么用呢？无论如何，他还是要死的。”
①冷评家：指喜欢嘲骂世人者。
他显然看出来别人不了解他的话，便高兴地笑笑，加上几句：
“要是一个人学会了思想，不管他的思想的对象是什么，他总是想着他自己的死。所有的哲学家都是这样的。既然死一定要来，那么真理又有什么用呢？”
然后他又对我说，对于所有的人真理只有一个，就是对上帝的爱，可是他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始终带着冷淡和厌倦的神情。吃过早饭以后，他在阳台上又拿起那本书，翻到作者写的这样的一段话：“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①要是不回答他们自己提出的问题，就不能够活下去，对于他们，任何一个回答都比没有回答好些。”他笑了起来，并且说：
①弗·尼采（F. W. Nietzsche，1844—190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
“多么大胆的理发师啊！他居然断定说我欺骗了自己，因此我也欺骗了别人。这是很明白的……”
苏列尔问道：
“可是为什么说理发师呢？”
“是这样的，”他沉吟地答道，“我偶然想到的。他时髦，他漂亮，他让我想起一个莫斯科的理发师，他到乡村来参加一个农家叔父的婚礼。他在那儿算是态度最文雅的，他会跳‘郎西叶’①，因此他把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
①“郎西叶”：从法文Lancier来的，一种上等的舞曲。
我差不多是一字不动地把这段谈话重写在这儿。我把它记得很牢，我当时还把它跟许多别的使我感动的事情一块儿记录了下来。苏列尔席次基同我两人记了很多的笔记，可是苏列尔在他到阿尔扎玛斯来看我的途中把他的笔记失落了；他是一个很大意的人，虽然他对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有一种带女性的爱，但是他对待列·尼的态度也有点古怪，里面含得有一种屈尊的意味。我也很大意，我把我的笔记放起来却记不起放在什么地方了，我再也找不着它们；它们一定是在俄国境内某一个人的手里。①我对托尔斯泰一直是十分注意地观察着的，因为我过去找寻过，我现在还在找寻，而且我要一直找寻到我断气为止，我在找寻一个有着活的真实的信仰的人。并且也因为有一天安·巴·契诃夫谈起我们文化的不发达，曾经对我发过牢骚：
①高尔基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住在意大利的卡普里。
“歌德说过的话每一句都给人记录下来了，可是托尔斯泰的思想却在空中消失了。好朋友，这就是那种叫人忍受不了的俄国人的态度。再过些时候，他们就会明白的，他们会动手写些回忆，说些谎话。”
可是现在我们再回到谢斯托夫身上来。托尔斯泰又说：
“他认为：‘人不能够一面注视可怕的幽灵而一面活着’，可是他从什么地方知道人能够或者不能够呢？因为要是他知道了的话，要是他看见了幽灵的话，他就不会写出这些无意识的话，他要去做些正经事情，像释迦牟尼一生做的事情那样。”
有人说谢斯托夫是犹太人。
“这不大可能，”列·尼怀疑地说。“他一点儿不像是犹太人：从没有见过一个没有信仰的犹太人，你们举出一个来看看。……不，没有的……”
有时候人觉得这个老巫师在戏弄着死，他在跟死调情，他试着用这样的话来欺骗她：“我不怕你；我爱你；我在等着你。” 他又一直用他那对锐利的小眼睛偷偷地看她：“你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你后面究竟有些什么？你要把我完全毁灭吗？或者我还有一些东西可以继续生存？”
我们听见他说“我幸福，我非常幸福，我实在太幸福”的时候，总不免会生出一种奇怪的印象。他接着马上就说：“要受苦。”受苦，这也是他的真理；他的病虽然还没有完全好，可是他却真诚地高兴去坐监牢，被流放，或者一句话说完，戴上一顶殉道者的荆棘的冠，像这样的事我就没有一秒钟怀疑过。也许在他看来殉道的行为多少总可以把死加以合理化，使它更容易理解，而且更容易接受，自然这是指外表的、形式的方面说的。可是我却十分相信他从来没有感到幸福，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不论在“智慧的书中”，在“马背上”，在“女人的怀里”，他都没有完满地感到“地上乐园”的幸福。他太有理性了，所以不能感到那种幸福，而且他对人生，对人们也知道得太多了。他还说过这样的话：
“哈里发①阿勃杜拉曼一生有过十四天快乐的日子，而我呢，我确实没有那么多的快乐的时间。这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而且我不能够为着自己，为着我的灵魂生活，我只是为着表演，为着别人在生活。”
①哈里发：原是中世纪某些伊斯兰教国家君主的称号。但是这里提到的阿勃杜拉曼可能指阿富汗的国王（1844—1901），他在一九〇〇年用波斯文写了《自传》，有俄文译本。
我们离开他以后，安东·契诃夫对我说：“我不相信他就没有快乐过。”至于我呢，我却相信。他从来不曾有过快乐。不过要说他以前是为着“表演”而生活，也不是真的。不错，他把他多余的东西给了别人，就像施舍给乞丐那样；他喜欢强制人──一般地说，是“强制”──强制人念书，强制人散步，强制人只吃素菜，强制人爱农人，强制人相信列夫·托尔斯泰的合理的宗教观念的正确性。塞给人一点他们满意的或者感到兴趣的东西，然后叫他们走开！大家不要来扰乱我这种习惯的、痛苦的、但有时也是适意的寂寞生活，让我对着那个“主要问题”的无底深渊沉思！
所有俄国的传道者，除去阿瓦昆①（或者再加上一个季洪·扎顿斯基②）之外，都是冷淡的人，因为他们没有一个积极的、活的信仰。我在《在底层》里面描写我的鲁卡的时候，我倒很想写出一个这一类的老年人来：他对“各种各类的回答”，都感兴趣，可是他却不关心人。遇到他不能不跟人们会面接触的时候，他才安慰他们，不过也只是为了使他们不再来打扰他的生活。这一类人的一切的哲学，一切的传道都是一种施舍，而且是暗地里怀着厌恶地拿出来的，在这种传道的背后，人们还隐约地听得见可怜的诉苦的话：
①阿瓦昆（约1621一1682 ）：俄罗斯教长，旧正教的拥护者，他反对尼康的宗教改革。一六八二年被沙皇下令烧死在木桩上，留下了一本自传《言行录》。
②扎顿斯基： 即扎顿斯克的季洪（1724一1783 ）：俄罗斯基督教圣人，有《著作集》出版。
“不要来缠我！爱上帝，爱你们的邻人，可是不要来缠我！诅咒上帝，爱外人也好，可是不要来缠我！不要来缠我，因为我是一个人，而且我是会死的人！”
唉！就是这样的，很久以来就是这样的！过去不能不这样，现在也不能不这样，因为人们已经是精疲力竭，过度地分散，他们被囚禁在一种吸尽灵魂的孤独里面。倘使列·尼同教会和解了，我也不会感到一点惊奇。这里也会有一种它自己的逻辑：所有的人都是渺小的，连主教们也是一样。其实这不会是和解；对他个人来说，这个举动不过是一个合乎伦理的步骤：“我宽恕那些恨我的人。”这是一种基督徒的行为，在它背后隐藏着一种讽刺的微笑；它可以被当作一个聪明人对傻瓜们的复仇。
然而我还没有照我所想的那样写下来，也没有写到我想写的那些事情。有一只狗在我的灵魂里号叫，我有着不吉的预感。报纸来了，很显然地在你们那儿人开始在“创造传说”了：从前有过一些懒人和不中用的人，现在在他们中间却生出了一位圣人来。
您只要想一想，对于那个国家，正是在这个时候，正是在一般绝望的人垂头丧气、大多数人的灵魂非常空虚、那些最优秀的人的心灵里充满着悲痛的时候，对于那个国家，这是多么有害！饥饿的、受折磨的心灵渴望着传说。人们非常希望他们的苦难可以减轻，他们的痛苦会得到抚慰！他们正好创造了他（托尔斯泰）曾经想望过的而且正是他应该避免的东西：一种圣者和圣人的生活；其实他的伟大和神圣的地方却在于他是一个人，一个美得愚蠢、美得痛苦的人，人类中的人。现在我似乎有点自相矛盾了，可是这没有多大关系。这一个人找寻上帝，并不是为他自己，却是为着别人，因为这样一来上帝便会让他这个人在他自己选择的荒原里面和平地生活下去。他给了我们福音，并且为了使我们忘记基督身上的矛盾的缘故，他把基督的肖像简单化了，把基督身上积极的因素减弱了，同时却着重地提出来：基督对于“那个差遣他来的上帝的意志”的服从。托尔斯泰所宣传的福音更容易被人接受，这是用不着怀疑的，因为这个福音对俄罗斯人民的“病”更适合。俄罗斯人民在那里抱怨，他们的呻吟声震动了大地，而且使人们离开了“主要问题”，对这样一种人民，应该给他们一点东西。然而《战争与和平》以及所有这一类的作品都不能够减轻灰色的俄罗斯土地的痛苦和绝望。
关于《战争与和平》，他自己说过：“用不着假谦虚，这是跟《伊利亚特》①一样的东西。”莫·伊·柴科夫斯基②也曾听见他说过关于《幼年·少年·青年》的类似的赞语。
①《伊利亚特》：希腊的叙事诗，相传为荷马所作。
②莫·伊·柴科夫斯基（1850一1916 ）：俄罗斯作曲家彼得·柴科夫斯基的兄弟，是批评家和剧作家。托尔斯泰也曾对戈登淮塞尔赞美他自己的《幼年》。（见一九〇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戈登淮塞尔的日记。）
一些新闻记者刚刚从拿波里赶来了；有一个还是从罗马来的。他们要求我告诉他们我对于托尔斯泰的“逃亡”的意见（“逃亡”这个字眼还是他们用的）。我拒绝跟他们谈话。您一定明白我的心灵现在是多么地骚乱不安──我不愿意把托尔斯泰看作圣人；我倒愿意把他看作一个罪人，跟这个有罪的世界的人心接近的，而且跟我们每个人的心永远接近的一个罪人。普希金①和他，──对我们来说再没有比他们两个人更伟大、更亲爱的了。
①亚历山大·普希金（1799—1837）：俄罗斯诗人。
列夫·托尔斯泰死了。
来了一个电报，只有些最平常的字句：去世……
我的心受到了打击；我又恼怒又痛苦地哭起来，现在我是在一种半疯狂的状态里面，我回想着我所认识的、我所看见的他的种种情形；一种想对人谈论他的愿望把我折磨得非常苦。我又想象他睡在棺材里面的样子。他睡在那儿，像一块光滑的石头躺在小溪的溪床上，而在他的白胡子下面一定隐藏着他的使一切人都感到陌生的、欺骗的微笑。他的一双手现在终于和平地休息了：它们已经完成了它们的那种艰苦的工作。
我又记起了他的那双锐利的眼睛；它们把什么都看得见，而且是一直看到底的，还有他的手指的动作，它们好像一直是在空中捏塑什么东西似的；还有他的谈话，他的诙谐，他喜欢用的农人的字眼和他那不可捉摸的声音。我看见在这个人的身上含蓄着多么丰富的生命，他是多么不近人情地聪明，又是多么不近人情地叫人害怕啊。
有一天我看见了他，他那个样子恐怕从来没有人看见过。我沿着海滨到加斯卜拉去看他，可是就在尤苏波夫庄园的下面，在海边岩石的中间，我看见了他那瘦小的有棱角的侧面像，他穿了一件起皱的灰色粗布旧衣，戴了一顶有褶痕的帽子。他坐在那儿，两手支着下颚，在他的手指中间动着他那银白的长须；他凝望着海的远处，而同时浅绿色的小浪却柔顺地、亲热地向他的脚滚来，好像它们在对这个老巫师讲它们自己的事情。
这是一个还没有晴定的日子。云的影子在岩石上面移动，岩石上同这个老人身上的颜色交替地时明时暗。岩石都是很大的，都有裂痕，而且上面都长满了气味很浓的海草：前一天刚起过很高的潮。我觉得他好像也是一块古老的、成了精的岩石，它知道一切的开端和一切的目标，它在思索石头和地上的草木、海水和人，还有从岩石起到太阳为止的整个宇宙什么时候完结而且怎样完结。海是他的灵魂的一部分，他周围的一切都是从他那儿来的，从他的身体里出来的。在这个老人的沉思不动的姿势中，我相信我看见一种预言的、魔术的东西，它同时下沉到黑暗里去，又探求地上升到地上蓝空的最高顶；好像就是他──他的集中的意志──在把海浪引来推去，在指挥云的移动，在支配那些影子，影子好像在摇动岩石想把它们唤醒。突然在我的狂热的一瞬间，我觉得这是可能的！他就要站起来，挥动他的胳膊，海就会马上冻结，变成玻璃一样的东西，岩石也就开始活动并且发出大声叫喊。于是他周围的一切全活起来了，它们全发出声音，用各种不同的声音说话，讲它们自己的事，讲他的事，而且，还讲反对他的话。我在这个时候所感觉到的一切是不能够用文字表达出来的。我的心灵同时感到狂喜和恐怖，随后一切全混合在这个幸福的思想里面：
“只要这个人活着的时候，我在地上便不是一个孤儿。”
于是我动身走开了，我小心不使海滩上的小石子在我脚下发出声音，免得打扰他的沉思。
可是现在我觉得我是孤儿了，我一边写，一边哭。我一生从来没有哭得像这样伤心，这样绝望，这样痛苦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爱他，其实我对他是爱是恨，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常常在我的心灵中激起强烈的、幻想的情感和感动；就是他所引起的不快的和敌对的印象也并不压迫别人的心灵，它们反倒使心灵暴露，因而扩大了它，增加了它的感受性，使它更为开阔了。每逢他突然从一道门后面或者从一个角落里走出来，鞋底在地上擦行，好像他要威严地把粗糙的地面磨平似的，迈着一个走惯了长路的人的又轻又快的步子朝着你走来，并且把两只手的大拇指插在腰带里面，站定了一会儿，用他的敏速的、探索的眼光看了一下四周，这眼光马上就把一切新的事物全看出来，并且立刻就明白了它们的意义，在这种时候他的确是崇高而美丽的。
“日安！”
我老是把这个字眼的意思解释作：“日安，我很满意，对您可没有什么意思，然而还是日安！”
他走进来，他身材矮小，可是所有的人马上就变得比他更小了。他的农人的胡须，他一双粗糙的而又是不寻常的手，他那一身简单的衣服以及这一切安适的平民的外表把许多人都欺骗了；我常常看见我们那些只认衣服不认人（这是一种古老的农奴的习惯）的好俄国人在他面前流露出这种气味很浓的“爽直”来，说得更恰当点，这是过分亲热。
“呀！亲爱的人！你好呀！我终于有幸拜见我们本国的最伟大的人物了。祝你长寿，祝你健康！”
这是莫斯科的俄罗斯人的说法，单纯而恳切，下面则是“自由主义的”俄罗斯人的说法：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虽然不赞同您的宗教的和哲学的见解，可是我非常尊敬您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突然间在他的农民的胡须下面，在他的平民的起皱的粗布衣服下面，现出了那个俄罗斯的老绅士，那个豪富的贵族。于是不论是爽直的人也好，不论是受过教育的人也好，或者别的什么人也好，他们都觉得一种受不了的寒冷把他们的鼻头冻青了。人们倒很高兴看见这样一个纯血的人，高兴观察他那高贵而优雅的举止，注意他那高傲谨慎的言谈，欣赏他那遣辞用字恰到好处的锋利的语言。在他身上所表现的大绅士的神气恰恰是适合于奴仆们的需要的。那班奴仆要在托尔斯泰身上唤起他的大绅士的神气，托尔斯泰毫不费力地把这神气表现出来了，他把他们压得紧紧的，使得他们只好吱吱喳喳地吵闹着而缩成了一团。
有一天我碰巧跟一个这一类的“爽直的”俄国人，一个莫斯科人，同路从雅斯纳雅·波良纳回到莫斯科去。他好久都透不过气来，他只是可怜地微笑着，一面张惶地反复说着：
“这真是一回淋浴！他太严厉了！ ……啊，啦啦！”
他说了好些惊叹字眼，然后又带着惋惜的神情大声说：
“我早就以为他真正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所有的人都在那儿接连地说：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所以我也就相信了……”
这是一个有钱的人，一个大工业家，有一个大肚皮和一张颜色像生肉一样的肥脸；他为什么希望托尔斯泰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呢？这也是俄国人心灵的一个“奥妙”。
要是列·尼想使人高兴的话，他会比一个聪明、美丽的女人做得更容易。各种各样的人到他家里来作客：尼古拉·米哈依洛维奇大公爵，油漆匠伊里亚，一个从雅尔达来的社会民主党人，一个斯登教徒巴楚克，一个音乐家，一个德国人（克来因米黑尔伯爵夫人的产业管理人），诗人布尔加科夫，他们全用了热爱的眼光望着他。他正在对他们讲解老子的学说，在我看来他好像是一个不寻常的“单人乐队”，能够同时奏几种乐器：铜管喇叭、鼓、手风琴、长笛……我也跟所有的人一样，用热爱的眼光望过他的。现在我还想再见他一面，可是我永远见不到他了。
来了好些记者，他们肯定说在罗马有人接到了“否认列夫·托尔斯泰逝世的谣传”的电报。他们奔忙了一阵，不停嘴地谈论，毫不吝惜地表示着对俄国的同情。可是俄国的报纸却不留一点怀疑的余地。
要对他说谎是不可能的，即使为了怜悯，也不可能；他纵然病到临危，他也不让人怜惜。要可怜像他这样的一种人，那就是卑劣的冒渎了。对于这种人，我们应该关心，爱护，却不应当把那些没有灵魂的陈旧的语言文字的渣滓倒在他们的身上。
他常常向人发问：
“您不喜欢我吗？”
人只好回答：
“我不喜欢您。”
“您不爱我吗？”
“我今天不爱您！”
他向人发问的时候很锋利，可是他回答别人问题的时候却又很谨慎，始终不失为一位贤人。
他讲起过去的事情，非常出色，尤其是讲到屠格涅夫①，特别动人。他讲到费特就要带一种愉快的微笑，而且总要讲些可笑的事情；他讲起涅克拉索夫时，态度冷淡，而且带了点怀疑的样子；他不论讲到哪一个作家，总是把他当作他的孩子似地讲着，他好像是他们大家的父亲，他们每个人的缺点他全知道，并且──你们瞧！──他总是先指出他们的坏处，然后才提到他们的好处。他每次讲到什么人的坏处的时候，我总有一个印象：他好像因为听话的人太穷了，正在施舍一点东西给他们；听他的论断，也是一件叫人感到不舒服的事情；人看到他那锋利的微笑，就不由自主地埋下了眼睛，对他所讲的一切，一点儿也记不牢。
①伊·谢·屠格涅夫（1818—1883 ）：俄罗斯小说家。
有一天他激烈地批评乌斯宾斯基①用图拉的方言写文章，连一点儿才能也没有。可是我后来又听见他当着我的面对安·巴·契诃夫说：
①格·伊·乌斯宾斯基（1843—1902）：俄罗斯小说家，民主主义者。
“是啊，这是一个著作家！他凭着他的诚实的力量叫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爱耍手段，卖弄风情；而乌斯宾斯基却是更朴素，更诚实。倘使他相信上帝，他会成为一个分离派教徒。”
“可是您从前明明说过他是一个图拉的作家，而且是没有才能的。”
他把一对浓眉皱起来盖住他的眼睛，一面回答道：
“他写得坏。他用的是怎样的一种语言啊！标点符号比文字还要多。可是，才能呢，这就是爱。在爱的人就有才能。您看那些恋爱的人，他们全是有才能的！”
他讲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总要露出不乐意的神情，而且还要带点勉强，好像他不得不绕过什么东西，或者克服什么东西似的。他说：
“他应当研究孔子的学说或者佛教徒的教义，它们可以使他安静，缓和些。这是所有的人都应该知道的主要问题。他是一个厉害的好色的人，要是他发起脾气来，他的秃头上立刻就会胀起许多瘤一类的东西，而且他的耳朵也会摇动不停。他感受性强，可是他的思想却不高明；他还是从傅立叶主义者①那儿，从布塔舍维奇②一帮的人，学会了怎样思想的。可是他后来却把他们恨了一辈子。他有犹太人的血。他多疑，自尊心强，脾气不好，又很不幸。很奇怪，他的书的读者居然会有那么多③，我不懂这是什么缘故！因为他的书读起来吃力而且无用，所有他的那些白痴们④，少年们⑤，拉斯柯尔尼科夫⑥们等等都跟实际的那一类的人不同；实际上他们都是更要单纯些，更容易让人理解些。相反的，人们现在不念列斯科夫的东西倒是不对的，这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您念过他的东西吗？”
①指信奉傅立叶的社会主义的人。沙利·傅立叶（1772—1837）是法国的社会改革家，十九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
②布塔舍维奇一彼得拉舍夫斯基和一群年轻的进步知识分子组织了一个研究社会主义的小组，叫做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布塔舍维奇一彼得拉舍夫斯基是这个小组的中心人物。一八四九年小组被破获，部分成员被判死刑，后减刑，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一个组员，在一八四九年四月被捕，判死刑，在执行死刑的时候遇赦，流放西伯利亚。
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小说《卡拉玛左夫弟兄们》却是托尔斯泰在逝世前常常翻阅的书。
④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一本长篇小说《白痴》。
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另一长篇小说叫做《少年》。
⑥拉斯柯尔尼科夫：陀思妥取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罪与罚》的男主人公。
“是的，我很喜欢他，特别是他的语言。”
“他对语言非常熟习，他完全知道使用语言的技巧。奇怪的是您会喜欢他，您有点不像俄罗斯人，您的思想也不是俄罗斯的。我这样讲您，您不会生气吧？我是一个老头子，也许我对现代的文学不再能够理解了，可是我总觉得它不是俄国的东西。人们开始在写古怪的诗句；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们也算是诗，而且它们是写给什么人念的。要学做诗应当向普希金，向丘特切夫①，向宪欣②学。您，”他转身对契诃夫说，“您倒完全是俄国的。是的，极浓，极浓的俄国味！”
①费·伊·丘特切夫（1803—1873）：俄罗斯诗人。
②宪欣：即费特，他在一八七六年正式改姓为宪欣。
他慈爱地微笑着，按住安·巴的肩头，契诃夫有点不好意思，小声讲了几句话，讲他的别墅，又讲鞑靼人。
他一直喜欢契诃夫，每次他望着安·巴的时候，眼光总是变得很柔和，他的眼光似乎在爱抚他的脸。有一天安·巴跟亚历山德拉·里沃夫娜①一块儿在花园里小道上散步，当时托尔斯泰的病还没有好，他坐在露台上一把靠手椅上面，他的整个身子好像都在朝着他们伸过去似的，他喃喃地说：
①亚历山德拉·里沃夫娜：托尔斯泰的最小的女儿。
“啊，多么可爱的人，多么完美的人：谦虚，温柔得像一位小姐似的。他走起路来也像一位小姐。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选自《巴金译文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文学写照》，高尔基著，巴金译，北方文艺出版社，2008
预读/校对：Turquoise、zzj、子以昂、都悦、陈涛
整理：zzj
执编：郑春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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