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壶酒,一个人,独坐在临街餐馆的窗下,看大千世界的人间万象,是一种人生情趣。在熙熙攘攘的都市中,望人群如蝼蚁般奔忙,见车辆如过江之鲫穿行,更觉一个人的闲适之乐。古人说“人生难得寂寞”,这大概是人步入晚年之后的一种境界。
昔日,我还没有独饮的习惯,常常是在频频的碰杯声中,走向感情的极致。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我的书斋里曾聚集了20多位友人,大家频频举杯,直到尽欢尽兴后才各自离去。随着生命年轮的增长,友人都进入了老年,那样开怀畅饮的相聚时光一去不复返,有的朋友甚至提前去了天堂,如叶楠、朱春雨。我时常回放那盘记录着书房饮酒畅谈画面的录像带:王蒙、张洁酒后的爽声大笑,李国文与刘心武的杯前低语,莫言、张抗抗与梁晓声的酒后红腮……这些画面都令我在回忆往昔时得到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之所以有如此感受,实因随着岁月的流逝,饮酒的知音越来越少了不说,一些昔日善饮的友人,大都活得越来越谨慎,把舒筋活血的美酒视若长寿之大敌。我则无意改变生命轨迹,这是因为我没有死在20年前的风雪驿路上。自视为“超期服役”的士兵,已是“物超所值”,没什么可畏惧——正好与友人们的忌酒行为相反,我每天适量地饮上两杯,在杯中享受中国美酒的甘甜清冽,同时感悟着百味人生。
独饮过程中有不少插曲。一次,我在楼下的餐馆独坐,饮到得意之时,突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这不是海岩吗?他也看见了我,亦觉惊奇。他看着我破旧的酒瓶,问我喝得什么酒,我答:“败絮其外,金玉其中。”为了携带方便,也为了避免引人注意,我把茅台酒倒进了小瓶子里。饭馆女老板是个文学迷,曾看过海岩写的《永不瞑目》,除了免单,还特意跑回家取来数码照相机与海岩合影留念。她说:“果然真人不露相,从老不修边幅,初来我们这儿吃饭时,我还以为是哪个单位看大门的,你们这行的人,真有点‘败絮其外,金玉其中’,看海岩老师这身打扮,不就像个小小办事员吗?”
还有一则酒事趣话。一日,我见一个的哥把车停在了门外,走进餐馆,恰好在我的对面坐了下来。他开口就要了一小瓶二锅头。我开始不安起来,酒精对于开车这个行当,显然是无形的杀手,于是我向服务员要了一瓶牛奶推到他的面前,同时用手指了指餐桌旁张贴着的宣传画——司机一滴酒,行人千行泪。这位中年司机顿时愣住了,苦笑着说:“干我们这一行的,天天疲于奔命,闲下来就想喝上两口。”我说:“我留下你的酒,你喝我要的这瓶牛奶,算是等价交换吧,怎样?”老的哥非常爽快,把那瓶牛奶一饮而尽。
望着窗外,纷繁尘世中,每个人都在生活的圆圈中旋转:外地来京的打工者,疾如星火地穿梭于街道寻找生计;北京的大爷们,手提鸟笼优哉游哉地享受着人间的清闲;有车族开着轿车匆忙过市,去开拓新的生财之道;一些时尚男女喁喁私语,不知彼此倾吐的是真情,还是假意;某些养狗族,看宠物在街头拉屎装作目盲,还要装出一副白领的风姿;那些蹬着平板车收购旧电器的人,声声吆喝,流露出城市打工族生活的艰难。
大概出于职业本能,我也不难分辨进餐馆里的客人,哪个是用公款吃喝的官员,哪个是自掏腰包的百姓,哪个是一夜暴富的小老板,哪个是败走商海的不幸儿……某些戴有乌纱帽的食客,举手投足之间总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官气。有一天,我认识的一位文坛官员带着同僚走进餐馆,我看见了他淋漓尽致的人生表演。与同僚们喝到腾云驾雾之际,他先评文坛张三,又议文坛李四,说到得意之处时,便自吹自擂开了:“当个头头容易吗,要有应对上下的本事。文坛自古就是是非之地,今天文坛更是上下左右、八面来风的风口,哪边吹来的风,你都不能不加理睬,不然你头上的乌纱帽,就被刮到天边去了……”我不禁窃笑起来,这与我在会议上见到的道貌岸然的他,判若两人。酒浆真是好东西,能去掉假面,还其原形。
细想起来,不独独是他,中国文人自古就有这毛病。被后世誉为诗仙的李白,在奉诏进长安时,不是也留下“仰天大笑出门去”的心灵自白吗,何况天下芸芸众生乎?但中国文学史上,也留下与钻营仕途的文人截然不同的形象。晋时的陶渊明自摘乌纱之后,归隐田园喝自酿的美酒;《儒林外史》中的王冕,婉拒朱元璋让他为官的邀请,当与大自然为伍的山农。古人说得好,人各有志,不可强求。因而人生就像城市的立交桥那般,东、西、南、北、中,各走各的道。
然而,当我们回首历史时,不难发现一个真理:能流传下来的好诗章,多出自落魄文人的笔下。无论是李白还是白居易,抑或是骆宾王、王昌龄、柳宗元、刘禹锡、元稹、韩愈、刘长卿……他们在逆境中的诗作,大都超越了飞黄腾达时,字句中更具有悲悯人生的色泽。
为什么?因为他们从社会中心移位到了社会边缘,更加关注底层人民的艰难了。也许人在边缘,头脑才更加清醒,眼睛里更容不得沙尘。这是我临窗独饮时,脑海中突然迸发出的人生悟语。
(步步清风摘自《四川日报》2016年4月15日,王 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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