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题《钱锺书与当代文学批评》
钱锺书的一生志业，在文学。然此文学，并非当今从业者多自轻之文学，而是人类心灵基本要求之文学。举凡孔门四科（德行、政事、文学、言语），乃至西方自由七艺（语法，修辞，逻辑，算术，音乐，几何，天文），其中，四科之文学，七艺之修辞，究其内容与钱氏心念之文学并不全然吻合，却堪为其基础，唯有以此基础观之，文学方成为广大精微之文学，而钱氏，才可还原为精诚笃实之钱氏。
钱锺书晚年曾有言，“我的视野很窄，只局限于文学”（《钟叔河<走向世界>序》），又言，“我的原始兴趣所在是文学作品；具体作品引起了一些问题，导使我去探讨文艺理论和文艺史（《作为美学家的自述》）。此处的“局限”，并非单纯的谦辞，应当视为对自身性情的认识，个人大可局限于文学，但文学本身却不当为任何时下教科书概念所拘囿，依旧可通向一广阔世界。他二十四岁时曾作《论不隔》一文，援引中西，探讨“不隔”这一理论是如何作为一种中西皆宜的好文学的标准，观其次年负笈英法，借“二西之书”返观中国文学，打通空间之隔；后又于世道艰难之际沉潜经史，借古典著作映照现代文心，打通时间之隔，仿佛是将自身作为“不隔”的一生实践。然文学之“不隔”，仍要有文学之约束为伴。钱锺书1980年代补订早年《谈艺录》，批评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强以哲学、社会学之眼考察文学，“吾辈穷气尽力，欲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家。参禅贵活，为学知止，要能舍筏登岸，毋如抱梁溺水也”，盖为阅世之语。或许可以说，不隔与知止，是钱锺书对于当代治文学者最恒久有益的提醒。
然今日读者即便从文学的角度来研读钱锺书，亦常只将其放在古典文学批评的领域里观照，此正是其隔，因为类似艾略特论17世纪玄学派诗人、布鲁姆论莎士比亚、博尔赫斯论但丁之类的文章，可绝不会被这类读者误认为是古典文学批评而弃之一隅的。很多人一方面“锱铢必较”地将中国文学细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甚至连70后和80后都可以变成两种文学），另一方面，又“远人无目”般将西方文学当作一个模糊的整体。他们像一切视力不好的人，心里存着一个庞大逼人的远方，和困厄狭仄的现在，于是深陷莫须有的焦灼之中。与此同时，他们也像一切视力不好的人，急切地索求一副观看文学的眼镜，哪怕指鹿为马，何惧邯郸学步，遂将文学转换成一波波历史批评、社会学批评和文化理论批评的材料，这是其不知止。
而文学批评的要义之一，本就在于锻炼强健我们的内在视觉，和更为精准细腻、远近如一的感受力。文学批评没有任何理论和方法可言，或者说，文学批评唯一的理论就是观看和感受，唯一的方法，就是比较。古人云，“观千剑而识器”，又云“触物圆览”，今日文学批评家所热衷的问题意识、现象观察、时代焦虑，往往只是“读书太少”的缘故，一个人看到的越少，越不够周全，就越容易下判断，一个人越快下了判断，能进一步看到的东西也就越少。
李劼曾举出陈寅恪和哈罗德·布鲁姆的例子，来贬低钱锺书，认为钱氏“没有思想和自由，所以只好学问了”，此种轻薄之辞，时下销路甚广，在我看来，只能视之为论者在思想、自由和学问三个层面的三重无知。陈寅恪之史学不同于钱锺书之文学，其学术入口和落脚处皆不相类，安可粗暴比较？如果硬要说陈氏《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之历史洞见，钱氏无法企及，那么钱锺书《论通感》和《诗可以怨》诸文中呈现出的文学感受力，陈氏又如何望之？此类不伦比较，多半出自文人，借推崇自己不通之学问，以满足同行相轻之私欲。至于哈罗德·布鲁姆，其犹太先知般的宣谕批评风格与钱锺书大相径庭，放在一起厚此薄彼，也堪笑场。如果硬要找寻对应人物，钱锺书与布鲁姆的死敌特里·伊格尔顿倒有相似之处。伊格尔顿《文学阅读指南》一书，针对布鲁姆而发，嬉笑怒骂，旁征博引，其文风和博学，与钱锺书庶几近之，“如果人对作品的语言没有一定的敏感度，那么他既提不出政治问题，也提不出理论问题”，对伊格尔顿此言，钱锺书定会欣然许之。另一位可与钱氏相比较的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大家，是今日中国文学读者也颇为熟悉的詹姆斯·伍德。他赞赏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等文论之精微，又进而惋惜，觉其毕竟是“小说家、散文家，非奋战第一线的批评家，有时我们希望他的手指能再多染些文本的油墨”，遂在其《小说机杼》一书中，以札记形式，状若信手实则精心援引大量小说文本材料，条分缕析，剖判比较，读完后我们未必能获得某种对小说艺术的肯定性观点，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若干言之凿凿的小说标准和美学结论也许可以因此获得松动瓦解，这种釜底抽薪之力，很难让人不联想到钱锺书。《文学阅读指南》和《小说机杼》限于篇幅，或可视作两部小型《谈艺录》，而钱锺书《谈艺录》、《管锥编》，征引古今中外典籍近万种，涉及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诸领域的微细文心与复杂修辞，其“沾染文本油墨”可谓甚巨，不妨视作一部大型《文学机杼》或《文学阅读指南》。
今日治当代文学者，多视《管锥编》、《谈艺录》为畏途，却以福柯、阿甘本、詹姆逊等西方理论家为捷径，依我之浅见，多半因为后者难读易解而前者易读难解之故。时人皆欲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何尝乐意以人昭昭见己昏昏？
钱锺书并非不通理论，而是通多种理论，因此他明白，“至少在文学里，新理论新作品的产生，不意味着旧理论旧作品的死亡和抛弃，有了杜甫，并不意味着屈原的过时……法国的新批评派并不能淘汰美国的新批评派，有了什克诺夫斯基，并不意味着亚里士多德的消灭……”和他相比，我们很多文学理论家倒像是暴发户和山大王。在钱锺书这里，文学批评领域并无所谓原创性的、革故鼎新般的发明，只有在掌握大量材料基础上慢慢生成的、对习焉不察之物的“相识”如何转变成体贴入微的“相知”。
钱锺书《管锥编》之外，有直接用西文写作的《管锥编》外编《感觉·观念·思想》，评论但丁、蒙田、莎士比亚等十位西方作家与作品，虽未刊行，但其书名甚为显豁，可以用来映照钱锺书对于文学的认识，即文学既是一种超越时间的、同时性的感官存在，又是一切复杂幽微观念和思想交汇变迁的历时性场域，文学一如人身，其感觉、观念和思想浑然一体，并通过杰出的修辞来表达。是钱锺书这类不隔且知止的文学从业者，才终于令文学批评不再沦为创作的附庸，和学问的阑尾，而真正成之为一项激动人心的志业，即从此时此地出发，去理解曾经有过的人类情感与创造。
该文原刊于《上海文化》2016年九月号，作者授权笔会微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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