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谍影重重5》即将上映,
特别能打的马特·达蒙聊起特工、奥斯卡与好莱坞的秘密时特别像一个……
知识分子。
”
如你所知,马特·达蒙是我们8月刊的封面人物。时隔9年,马特·达蒙谈起再次扮演的那个戏耍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波士顿天才小子角色,仍然兴致勃勃。
谈起因《伯恩的身份》重获市场青睐,马特·达蒙告诉Esquire,“在好莱坞,在这一行,不要认为有什么事情是针对你个人的。这和人们对你的情感毫无关系。你要么就在名单上,要么就在名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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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夏天,18岁的哈佛大一学生马特·达蒙与好友本·阿弗莱克找到了一份暑期工作:在哈佛广场的Janus电影院卖票。他们穿着深红色马甲,打着黑色的领结,白衬衫上别着名牌,对每一位进来的人说:感谢光临……
Janus是家只有一块屏幕的独立影院,他们要卖票、检票、卖爆米花、打扫卫生间,“什么都做。”马特·达蒙回忆说。日后他和本做过辛苦得多的暑期工,比如好几个夏天给Paul Maggiore干建筑活,但那些带给他的回忆都不及1989年的夏天清晰。
那年夏天上映的电影是《死亡诗社》,“船长”罗宾·威廉姆斯领着一群迷惘的年轻人撕烂课本,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原本马特·达蒙与本·阿弗莱克也有机会加入其中——还在剑桥公里高中读书时,他们就一起上了戏剧课,并立志要成为演员——他俩参加了《死亡诗社》的试镜,并且通过了首轮,见到了选角导演,最后输给了罗伯特·肖恩·莱纳德伊和伊桑·霍克,对,后者就是影片结尾第一个站上课桌送别船长的羞涩的年轻人。
《死亡诗社》正是马特·达蒙当时想要拍的那种电影,而它引发的反响也完全符合马特·达蒙对电影的期待,“你在影院里和观众建立连接,使之受到触动。”Janus影院每天放映三到四场,每次电影结束后,几百人脸上挂着泪痕离开,嘴里念叨着“这电影太棒了”“罗宾·威廉姆斯简直不可思议”,马特和本站在门口,不免感到折磨,“看看这些人!谁知道我们离那些角色有多近!“
二十来年后,马特·达蒙遇到《死亡诗社》的导演彼得·威尔,提起自己曾参加试镜的事,后者压根儿都不知道。说起那年夏天的经历,马特·达蒙告诉《时尚先生Esquire》,“那是非常重要的一课,我们知道了这一行的真相:你要么就是电影的主角,要么就是电影院卖票的,中间什么也没有。要么盛宴,要么饥荒,非常残酷、非常有挑战性的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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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一周,他就要回到东海岸,马萨诸塞州剑桥市,也是他出生的地方,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演讲。“我这周就要开始动笔写(演讲稿)了,不过从九个月前他们邀请我起我就开始想着这事儿。我是不会告诉你我会讲什么的……一般而言,你要祝贺他们,你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即将步入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他们可以期待什么,我们又期待他们什么。”
在哈佛大学英文专业读到第五年时,马特·达蒙向戏剧课教授交了一份作业。原本这堂课只要求学生提交一个独幕剧剧本,但马特·达蒙交的剧本长达四十多页,是他正在构思的一部电影。“我也许通过不了,”他对教授Anthony Kubiak说,“但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写长一点儿的东西。”
这就是电影《心灵捕手》的剧本雏形,电影里马特·达蒙饰演的威尔和罗宾·威廉姆斯饰演的肖恩第一次见面时的对话及冲突就来自这里,一字未改。那也是原稿完整幸存的唯一一个场景,不久后,马特·达蒙赴西海岸投奔本·阿弗莱克,住在他家的地板上,昏天黑地一起改稿。
一开始他们设置了两条故事线,除了威尔和肖恩,还有威尔以及波士顿那帮年轻人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对抗,风格更像是《比佛利山超级警探》和《午夜狂奔》,“我们还设想,肖恩的角色应该找摩根·弗里曼或者德尼罗来演,“本·阿弗莱克说,“那时候真是天真得不可救药啊。”
另一件天真的不可救药的事发生在Castle Rock公司以60万美元买下剧本之后,马特和本拿着印有这条新闻的《每日综艺》(DailyVariety)去租房(他们没有其他的信用担保),房租每月3000美金,他们想着,60万够租20年了,于是决定租个更好的,还一人买一辆切诺基……猜猜后来怎么着,“不到一年我们就破产啦。”
Castle Rock公司喜欢这剧本,但在导演问题上与马特和本产生了分歧,本描述当时的场景,“谈到谁做导演的问题时,我们说:‘我们来做!’房间里瞬时安静了下来,是那种礼貌询问的安静:‘你们喝高了吗?’”哥俩随后被Castle Rock告知:我们给你们一个时间去找到愿意接手这剧本的公司,如果你们找不到,对不起,我们会找人重写剧本,重新导演,你们呢,最后会受邀参加电影的首映礼。
接下来的几周,马特和本又回过头去找那些当初输给Castle Rock没能买下剧本的影视公司,“几乎每家公司都回复说,你们见鬼去吧。”马特·达蒙回忆。还有一家公司答应见面谈谈,目的却是要当面拒绝他们,这个情节后来被本·阿弗莱克用在了《逃离德黑兰》里。
他们找到了Miramax公司,后者愿意以100万美金从Castle Rock手里买下剧本,那会儿已经到了1995年。Miramax希望梅尔·吉布森能导演此片,吉布森当年刚刚凭借《勇敢的心》拿到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声誉正隆。梅尔·吉布森拿到剧本几个月后,没有往前推进,这次是25岁的马特·达蒙站了出来,他找到吉布森,说得几乎“大胆”:“您看,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如果这么一直拖下去,我和本就没法演这电影里的角色了。您是否有可能放一把手?”
剧本最终到了导演格斯·范·桑特手里,但在《心灵捕手》真正开拍前,因为最终剪辑权、演员人选等等的争议,又耽误了整整一年时间。那会儿马特和本回到剑桥市,在Davis广场附近租了个房子,虽在家乡却惶惶如丧家之犬。事情开始有了转机,是马特·达蒙接到科波拉的邀请,出演《造雨人》(The Rainmaker)男主角。Rainmaker在英文里有呼风唤雨的巫师之意,出演科波拉的电影让Miramax对马特·达蒙另眼相看,不过真正让Miramax对电影开了绿灯的是罗宾·威廉姆斯的加入——这位1989年他们遗憾错过的“船长”,成为了他们的rainmaker。在2013年的一次访谈里,罗宾谈起让自己感兴趣的肖恩一角,“这可棒。我好奇它从何而来?后来我发现,这个角色的原型是马特的母亲和本的父亲,两者的综合体。”
终于,在哥俩写下剧本四年后,《心灵捕手》开拍了。在这部后来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电影里,马特·达蒙饰演数学天才威尔,而本·阿弗莱克则是他卖苦力的少年玩伴查克。电影中最出名的一幕之一是查克劝威尔珍惜自己的天赋,离开搬砖工地,“你有我们谁都没有的天赋”“如果你还住在这种地方,还到我家看球赛,还在搬砖盖房,我会宰了你。”在现实中,马特和本曾经连续几年夏天在建筑工地打工,“本等着拍这场戏实在等得太久了,他做了到他想做的一切,这很纯粹,很真诚,也很美。但真正拍摄的时候,仍然有他在练习时无法达到的震撼,你懂我的意思吗?”马特·达蒙说。
“我在脑海里排练这场戏已经排了好几年了,”本·阿弗莱克说,“拍的时候我难以置信,‘这就拍完了?’你看,我们为此等待了四年,但一旦开动,五秒钟就结束了。这就像结束了我的童贞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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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庭院里的人陆续散去,因为拍摄燃起的篝火也快熄灭了,气温不高,加州的夏天从来不像夏天,而对于奥斯卡的态度,45岁的马特·达蒙在和27岁的马特·达蒙并无不同:
“我钟爱的表演总是微妙自然的。那种富有爆发力和夸张的表演……当然也有用武之地,而且人们很多时候赞赏那种表演。但我喜欢那些不动声色也能表现力丰富的人。这一直是我追求的目标。微妙,但诚恳真实。”
“这种微妙的表演方式让是否你付出了一些代价,比如,少拿了一些奖?”
“我不知道,谁知道呢……其实评奖这种概念本身都……有点愚蠢。“
“奥斯卡对你意味着什么?“
“什么都不是。“
“真的如此?”
“是的。对我来说,能和同事一起被各种奖项提名当然挺好的,这是大家对我们这一年努力的认可。但‘评奖’这概念本身,认为存在所谓最佳表演什么的,都是生造出来的。所以我说有点愚蠢。人类有一种天性就是热爱分类和用数字来表达,你知道,但这件事儿里有非常可怕的东西。”
“你没有同侪压力吗?”
“没有。你只消不在这件事上投入太多精力即可。如果你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那种外界反馈里,你注定幸福不了。“
拍完《谍影重重:伯恩的身份》,马特·达蒙之前拍摄的几部电影陆续上映,先是《重返荣耀》,票房表现不佳,然后是《骏马》,票房仍然不佳,紧接着《伯恩的身份》的上映也成了问题,一开始说是六月上映,然后推迟到了来年二月,后来又说到等到七月,“结果我就成了一个失败的笨蛋(a big turkey)。当时人们就是这么说的。”
那期间他也参演了一部评价不错的电影,索德伯格的《十一罗汉》,可是人人都知道那部电影的卖点是乔治·克鲁尼和布拉德·皮特,马特·达蒙也清楚得很,“那是一部不可能给我个人带来任何赞誉的电影,当然,能参演挺不错的,也很正面,可是……你知道的,你的名字排得很靠后。”他告诉《时尚先生Esquire》。
在好莱坞,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是,如果你连续砸了三部电影,那就差不多玩完儿了。“找我(演戏)的电话也不再响起了。”马特·达蒙说。
他说,他倒也不害怕自己不红了,“本和我本来就是靠写剧本并且自己出演而被人认识的。我从没觉得我们没有选择。”现在想起来,他觉得当时的连败也有一点儿好处,因为《伯恩的身份》一拖再拖,上映前根本没有大肆营销,人们的期望值也不高,“你知道现在很多大片上映前铺天盖地搞轰炸,反而容易把人给弄烦了。”结果《伯恩的身份》意外获得好评,而更多的人靠口耳相传知道了这部电影,院线因此不断增加上映场次、延长上映时间,这又吸引了更多人去电影院,最终在美国拿下了1.21亿美元票房,成为环球影业当年的大黑马。“这真的很有意思,我们的表现越到后来越好,最后影迷们会觉得,这是属于他们的电影,是他们发现了这部电影,是他们造就了这部电影。”
后来的故事人们都知道了,《谍影重重》接连拍出了第二部和第三部(最新一部《谍影重重》将与8月23日在中国上映),马特·达蒙塑造的杰森·伯恩,以“反邦德”的姿态成为了与邦德齐名的经典特工形象。“那次(失败)经历教会我的另一件事是,在好莱坞,在这一行,不要认为有什么事情是针对你个人的。这和人们对你的情感毫无关系。你要么就在名单上,要么就在名单外。之前我在名单外,后来我又在名单内,找我的电话又开始响起来了。”
岂止响起来了,简直是响个不停。《伯恩的身份》获得成功后,某个周一醒来,他接到了20个电影邀约。“这就是生意。我在32岁的时候学到了这一切,真是特别好的一课。接下来很多事情都变得清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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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特·达蒙告诉《时尚先生Esquire》,二十年前他对这种理论嗤之以鼻,现在却觉得颇有可能。最近他在《新共和》上读了一篇讨论自由意志的文章,文章说过去几十年科学家们扫描了人类大脑的每一部分,发现是大脑的“硬件”在为我们做出所有的决定,这意味着,如果你对一个人的大脑研究得够深的话,就能百分之百预测一个人的行为,这也同时意味着,自由意志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个想法可真够有趣的,但同时也非常危险。”马特·达蒙说起这个话题兴致勃勃,“研究者说,当人们意识到自由意志不存在后,他们的行为方式就会发生改变,因为他们不必再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了。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想法。科学看起来已经站在了否定自由意志这一边,可是否定了自由意志,也就否定了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家的整个民族精神——我们的命运由自己创造。如果你相信自由意志不存在,你就得相信命运,相信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采访结束一周后,2016年6月3日,马特·达蒙在麻省理工毕业典礼的讲台上再一次提起了拟像理论,他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假如我们生活的世界,真的只是高级文明创造的一个拟态,我们该做些什么?
“我们能不能要求切换到一个特朗普不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世界里去?”他说。底下哄堂大笑。但他很快回到正题,“Max Tegmark(麻省理工的物理学家)教授的建议是,起身,去做那些真正有趣的事情,这样,高级文明就不会关掉我们的世界。”
“但假如我们的世界并非拟态呢?”他继续发问。
“我的答案是一样的。起身,去做真正有趣的事情。因为无论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否是拟态,去做点儿什么都是重要的。我们做什么,会影响我们的结果。”他对麻省理工的学生说。
更年轻一点的时候,马特·达蒙是一个可以为研究角色睡不着觉的人,那就像他当年和本·阿弗莱克修改《心灵捕手》的剧本,彻夜不眠,因为这就是“非常缺乏安全感的一行,无论如何,焦虑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现在他说自己已经好多了。很久前他读过一本安东尼·霍普金斯的书,霍普金斯谈及随着年岁的增长,演员的表演会变得越来越经济,现在他越来越体会到了这一点,“我学会了哪些研究是有用的,哪些是没用的,我的准备工作简化了。而且我现在有四个孩子,也不得不简化,我必须得更聪明地利用时间。在我更年轻的时候,你知道,我可以很奢侈地到处跑,比如为了学习一种口音去当一个酒保,因为我有太多富余时间,反而耽于焦虑了。”
马特·达蒙有一个哥哥,很早就结婚生子,生活安稳,至今仍住在剑桥。30出头时,马特·达蒙不相信自己可以过上和哥哥一样的生活,他觉得自己有可能一辈子也找不到一个心上人并且安顿下来,“要找到那么一个人实在是太困难了,而建立起家庭、建立起你整个人生,这事儿太大了,是巨大的承诺和决定,尤其是,我当时那种居无定所的生活方式。我有一个拉杆旅行包,随时带着它可能出现在某个城市。那很棒,但我不会想到自己会遇见这么一个人并一辈子与她生活在一起。可我确实遇到了。”
33岁那年,他在酒吧遇到自己现在的妻子,他用颇精准的语言向《时尚先生Esquire》描述了那种“年轻”状态的结束:年轻时“什么东西都是漂浮着的,有无数的可能性,张力十足,但难解之题也很多。但随着我年龄渐长,许多东西降落下来,在命运中各居其位。”
他的焦虑也大大减轻了,“我的自我认可不再围着我的工作团团转,而是更多地来自我的家庭。我的工作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让我殚精竭虑。我想,我人生中的许多大问题已经有了答案,我和妻子现在非常安定……我永远不会说自己可以免于中年危机,它当然随时可能降临在我身上,但我也可以理解它。”
“如果有机会和30出头的自己说点儿什么,你会告诉他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我想我当时提了对的问题,我生活的优先级也没有出错。我不知道我该说些什么。也许我会说,保持信念,你会交好运的。”
文/杨潇 编辑/345 拍摄/SIMON EMMETT 造型/ILARIA URBINATI
摄影助理/Sam Ford、Kurt Mangum、Jonathan Folds
造型助理/Nicole Fox、Lyndsey Jerrigan
制片/Flower Avenue、flowerave.com
化妆/Torsren Wi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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