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茶馆》和《龙须沟》

　　

　　

　　除了小说，在戏剧方面，老舍先生的贡献是很大的，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戏剧方面的成就更是大于小说。小说，他主要只有一部未完成之作《正红旗下》；而在戏剧方面，他则有《龙须沟》《茶馆》等几部被先后搬上舞台，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成为话剧舞台上的鼎力之作。纪念老舍先生逝世50周年，要格外重视其戏剧的创作。

　　在这两部剧作中，《茶馆》是老舍先生的扛鼎之作，也是老舍先生和北京人艺在相互合作中拿捏得最为炉火纯青的精品。其高度概括的艺术力、气势宏大的叙述力，浓缩人生、人性和历史、时代；其丰富生动的语言、新颖别致的形式，开创话剧舞台创新之风。它是老舍先生内心深处艺术风光旖旎的一块风水宝地。新一代人艺的演出者，是踩在老舍如此辉煌的剧本之上和于是之等前辈艺术家的肩膀之上，他们的理解、创造和发挥，得益于老舍先生。最接近老舍先生，也最能够还原老舍先生的，是这部《茶馆》。看完《茶馆》，看见大幕之上远远地站着老舍先生。

　　如今，我们谈及北京人艺的风格，都愿意说是北京味儿。这种地道的北京味儿，首先得力并得益于老舍先生的《茶馆》，以至在老舍先生逝世这50年的时间里，北京人艺上演的剧目，凡优秀能传下来的剧目，莫不带有老舍先生《茶馆》的浓重的影子。无论李龙云的《小井胡同》，还是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楼》，或是刘恒的《窝头会馆》，都打上老舍先生明显的印记。这种印记，除了编年史的形式与结构方面，更重要的是对北京平民小人物的生活与性格的关注和描摹。可以说，同《茶馆》一样，这几部话剧都表达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人的尊严的沦落和丧失，不甘与抗争，把底层小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抒发得淋漓尽致。

　　记得最开始演出《茶馆》的时候，曾经有人建议加强人物的革命性，即让人的尊严更为主动的争取和发扬光大，老舍先生曾经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有人认为此剧的故事性不强，并且建议，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康大力的革命为主，去发展剧情，可能比我写的更像戏剧。我感谢这种建议，可是不能采用，因为那么一来，我的葬送三个时代的目的就难达到了。”

　　老舍先生所指出的“这种建议”，在那个时候带有明显的“左”倾倾向。可贵的是，老舍没有听从“这种建议”，而坚持了自己的艺术主张。曹禺先生当年就是听从了“这种建议”，将《雷雨》中的鲁大海向革命的方面进行改造，如果老舍先生也像这样改造《茶馆》，会是一种什么景象？

　　老舍先生所说的三个时代，即剧中三幕分别写到的清末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日本侵占北平这样横跨五十年历史的时代。三个时代的葬送，是以小人物尊严的沦丧为昂贵代价的。看三个老头蹒跚在台上撒纸钱，祭奠自己和那些被埋葬的时代，同时真的是道出了那个时代小人物尊严的被践踏和无处藏身的悲凉。所以，老舍先生说《茶馆》这出戏就是“用这些小人物怎么活着和怎么死的，来说明那些时代的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这些小人物怎么活着和怎么死的？一句话，是没有尊严地活着和没有尊严地死的。

　　当年《茶馆》曾经一度引起演出风波，周总理出面才又复演的。周总理说：这样的戏应该演，应该叫新社会的青年知道，旧社会是多么的可怕。现在，还应该再加上一句：人们活得又是多么的没有尊严。

　　这正是《茶馆》能够存活了六十多年，一直到现在还能继续演出的现实意义。它从艺术的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对于中国老百姓，人的尊严的话题，曾经实在是太沉重，老舍的《茶馆》经历了三个时代半个世纪的颠簸，尊严还是谈不上；新中国六十多年历史，如今总理谈及尊严，说明我们的尊严的问题，仍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依然是我们全民族的愿景之一。

　　《龙须沟》是老舍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创作的第一部话剧，也是最难演的一部话剧。老舍先生自己清醒得很，他早在写剧本之时就清楚：一，缺乏故事性；二，缺乏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描写。所以，他说：“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最大的冒险。” 

　　在创作《龙须沟》的时候，对其中的人物，老舍先生曾经明确地说过：“刘巡长大致就是《我这一辈子》中的人物。”丁四就是《骆驼祥子》里的祥子，“丁四可比祥子复杂，他可好可坏，一阵明白，一阵糊涂……事不顺心就往下坡溜”。老舍先生没有说戏里的主要人物程疯子来源于谁，但应该是他在1948年至194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鼓书艺人》里的方宝庆，是顺着那一脉繁衍而来的。小说里写到的方宝庆，其性格老舍先生说是“世故圆滑，爱奉承人，抽冷子还耍耍手腕”。当然，这是社会使然，为生存所迫，他是属于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他也抗争，也和革命者孟良接触并受其影响，但写得都很有分寸，没有离开作为艺人说书生涯和作为父亲与养女秀莲关系的范畴，他最大的愿望是建书场，办艺校，就是卖艺不卖身，“‘你不自轻自贱，人家就不能看轻你。’这句话可以编进大鼓词儿里去。”他的抗争和革命，便和他与秀莲的残酷命运，和自己的愿望的无情破灭，这样两条线息息相关，体现了老舍先生现实主义的非凡笔力。

　　遗憾的是，在《龙须沟》里，尽管于是之极其努力地塑造程疯子这个人物，但人物的丰富性和戏剧性，远不如方宝庆。在《龙须沟》里，老舍先生延续着他一以贯之的对下层百姓的世事人情的真实描摹，揭示世道与人心两方面：既有对于不合理的世道的抗争和未来新生活的企盼，同时也有对人心即国民精神自身的批判和期待。只是，面对的毕竟是新生活，程疯子和方宝庆，并不完全同属一人，前后所处的时代也不完全一样。在程疯子的这个人物中，特别可以看出老舍先生努力面向并追求新生活时的两难境地。在某种程度上，我似乎在程疯子的身上，能够依稀看到老舍先生自己的一点影子。 

　　在老舍逝世50周年的日子，重读《茶馆》和《龙须沟》，对于我们认知新中国成立之后，老舍先生的艺术追求和心路历程，是非常重要、绕不过去的两个坐标。有意思的是，在满怀热情、努力描摹新生活的《龙须沟》中，我们看到了老舍先生的力不从心，他所努力塑造的程疯子，可以说是不尽成功的；在描摹旧社会旧生活的《茶馆》中，我们则看到老舍先生的得心应手和妙笔生花，他塑造的王利发，甚至只是挂角一将的只有几句台词的小人物，却那样的活灵活现，令人过目不忘。这样两个鲜活至今的艺术标本，所显示出的关于创作的艺术规律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关于作家在时代变化面前的自我调节与重构的话题，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我想，这恐怕也是老舍先生渴望破解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