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树泳：这种小说可以称之为“没有出口”的小说。情绪无法得到疏导宣泄，一直是堵塞着。这种堵塞，也被魏虻的语言形式所带动和强化。它不容易读，略微的不通顺、不优美，有点粗野。这个时候作者还不想调和这种强烈的冲动，似乎一开口就要同时说很多话，以致一句话里面充塞着两三句话，迫不及待争先恐后地涌出来。读它的时候不容易进入，而你一旦进入，又会感到它很顺畅、四通八达。
它有凄厉的危险，然而，她在喋喋叙述中多么精准地写到某些细节，使情绪上的凄厉，落实成活生生的具体事实，它并非在情绪上抒情，而是极为正式地写下了这个故事。与在调侃中化解了沉重的小说相比，我更喜欢这种高度严肃的写作，即使它初看上去有点严肃过头。但它必须是以反娱乐和反鸡汤的态度写出来，它必须无视娱乐和鸡汤，否则它就成了一个慨叹人生的故事。我也喜欢她在这个小说中对女儿和母亲的关系的理解，她们彼此中立，并没有相互感化或相互仇视，整个作品都有这种隔岸观火的冷峻。
魏虻 丨 上海
她清楚地听见那些敲门声，连续几天晚上都是这样，在几乎同一个时间点上，她总能被吵醒。平时因为一个人住在家里，她把那间更舒适的卧室腾空出来，搬到了挨近厨房的地方，就是为了方便能够听到外面的动静，她是这么说的。外面的动静，有时候会让她不安。虽然她这种不安也并不是丝毫没有道理的，但是院墙砌的高度完全可以缓解她这种焦虑，另外她家里并没有放置什么贵重东西，也没有多少余钱可被人惦记。半夜，总有几次她需要起夜，所以睡眠很浅。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晚上一个人被一阵急促的尿意逼醒，然后，无可奈何地从睡塌上下来。连续几次直到天明。这些她都没有跟她的女儿说过，更何况她女儿未必会关心。怎么会关心呢，她说过她恨她，这种话和其他一些更难于忍受的总结式的表述，是她女儿最近几年才学会讲的，这倒不失为是一种理性的，和平沟通的声音，然而仍旧扎得让人难以忍受。她亲口对她说出来为了使她自己倾泻出以往的积怨，使自己有一些宽松的快意，和也许，更坦率地面对她，对她却是需要认真思考一段时间才能明白其明确的分量，并不再将这些话当回事，当成话本身的意思。
她说恨她小时候对她的忽视，恨她不在其他孩子面前维护她。那时候正珍在街道当中最小，每次同其他小孩玩耍，她总是被推在最边缘的地位上。比如，他们骑着某个邻居新买的三轮脚踏车玩耍的时候，她总是那个推车的孩子，总也没有看到过她骑上去被人推过，可能连骑上去的机会也没有。然而她仍然不亦乐乎地扮演她卑微的角色，同时怀着其他孩子可以照顾到她的渴望的善意的希望。她小时候鼻涕拉得很长，有时候不及时吸溜回鼻子当中，就掉在胸前。没有钱买围裙，她洗衣服的时候发现这些顽固地污渍，还要责骂她。尽管村里的冬天总是冷得刺骨，而想让孩子不出去玩又是不可能的。她呢总也没有时间去管她，照看她，给她找一个干净布来擦擦鼻涕，提醒她不要把鼻涕直接蹭在袖口。可是那个时候她哪里可能有那种细腻的思量，总是疲于奔命，总是要和丈夫吵架。
总有一大排一大排的鸡粪要清扫。因为是放养，院子又因为没有钱没有打围墙，还总是要担心这些鸡会跑丢，不按时回窝，每晚都要数一数。从学校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确认鸡有没有喂食。还好他们曾经为了致富，想要试一试饲养的几只兔子都被偷走了，不然她肯定也更有的忙的。对这些兔子，她丈夫曾投入过从未曾有过的热情，他专门研读了肉兔毛兔的养殖技术，然而还是一塌糊涂，从刚开始的二十只，因为染病减少到后来的六只。然而又被偷走。一切都是注定的，他后来说。除此之外，除了偶尔她提醒他两句，他从来也没有切实地寻找过改善的机会，没有询问过其他熟人有没有什么谋生的门路。他对所有以牟利为目的的事情都抱有让人难以理解的成见，这一点恐怕连他自己也解释不清楚，毕竟他是从那样一个年代里生活过来的人，受过什么样的教育和影响也只有自己清楚，到了中年才结婚生子。然而，她打心底里还是认定她丈夫推一步走一步，自己多走一步都不会肯，这是结婚不久，她就立刻建立起来的认识。
至少在她看来是这样的。田里地里的活，她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催。其他方面，对于他，她已经很久都没有什么指望了。和丈夫结婚将近二十年当中，在他活着的大部分时候她并没有好好地看过他，最没有什么疑问的一点是，他总是紧皱眉头，满脸都是一副痛苦长久而得不到救赎的样子，也许这幅表情全是她臆想出来的，是她避免看他之后，加在他身上的面具，好用不着去真正看他，在他死后，她却总是常常的回想起他的长相，这个面容在记忆里也渐渐舒张了开来，通过他留下的为数不多的一些照片，她重新找回她和他认识之初，他的那个规规矩矩又和和善善的相貌。
她看着他拘谨地站在照相馆的背景墙前面，因为是黑白照片，只能看出布景上的三泉映月的宝塔，他就站在宝塔的一侧，微微斜着身子，因为是冬天，中山装被里面的棉袄崩得紧紧的，熨帖地铺展着，他那时候并不像他病重之后呈现得那样瘦，但是也不壮实，他骨架大，和正珍一样，蛮得体的样子，两只手是那样老实地，尊重着照相这类严肃的事情的指示，摆在身体两边，贴着衣服，就那样站着，嘴角笨拙地露出笑意。他是真的高兴的。她都忘了他什么时候高兴过。她慢慢还原出他本来的状态，已经闹不清楚真正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到底是哪一个了。好像死不仅仅对死者产生作用，纾解了痛苦，对活着的人，往昔也渐渐开始松绑了。
她在学校有几个相熟的同事，有时候其中一些人的友谊也常常使她感到意外。她是可以真心实意地跟她们讲一些体己的话的。
她们也和她一样许久以前就一直在一所学校里面执教。有的地位颇高。其中瑞平管小班的语文和劳动课，她教的是音乐和数学。每逢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学校里面忙得团团转，她们两个就负责给学生准备的煮鸡蛋上面画上娃娃的笑眯眯的脸，给将作为奖品发放的铅笔绑上丝带，一起在教室里挂彩条。瑞平的父亲是学校的前校长，退休之前就一直在学校当中主持事务，声誉一直很好，总是在校园里夹着一根烟，一边吸一边地走着，用带有标志性的和蔼面孔对学生们笑着，有时候走在路上一言不发地巡视也像是在琢磨有关于学校的一些严肃的事务，实际上哪有那么多严肃地事务呢。直到退休以后，她从瑞平那里才知道，他的工作是蛮轻松的，无非是到周六按例给老师们开开会，平时再处理一些案头的工作。他办公室前面摆了一排的含羞草，石榴树和仙人掌，学生们下课的时候总要逗弄一会那些羽毛状互生的复叶。瑞平和她爱人也同是学校的老师，在教师休息楼里专门有两间用于生活用的居室，紧挨着她父亲的办公室。大家总觉得这个角落完全是一个私人领地般的所在，富于生活气息。校长夫人把靠楼梯下面的空地上满满地摆着一些大口的坛子，里面装上泥土，一年四季地种一些葱、蒜苗或者小白菜之类的植物，就连操场对面的空地上，专门开辟的菜园也都是他们的。
她偶尔骑着自行车下了班，学生们还没有放学，所以校园里阳光普照，安安静静地。她从他们地边上过，望着他们打个招呼，瑞平和她母亲头上包着毛巾，身上穿着一个样式的围裙，挡着阳光眯着眼，从远处朝她瞧过来，她看着他们就仿佛是望着另一个世界的人一样，心里不住地感慨。他们有时候往她的后车坐上夹上一捆青菜，或者送上几根黄瓜。她把这些当做是对她特殊的怜悯与照顾，谁都知道家里发生的事，都知道她过的日子苦哈哈的。现在她们年纪都大了之后，仍旧留在学校幼儿班，做一些零散的工作。相处得时间多了起来，竟颇能和得来。
这在她年轻时候经历的那些狂风暴雨般的日子里，那样忙碌，心崩得那么紧张，是从来也没有想过的。
她是从外地来到这里结婚的，路途遥远，举目无亲。那时候，她婆婆还没有病故，一心想要他们赶紧生个儿子，但是以这样的家庭条件，要生养孩子谈何容易，尽管她并不情愿，但是孩子还是出生了。她往自己家那边也去了一封信，提到自己在这边的生活，总是说还过得去，拍了几张彩色的照片寄给他们，正珍长得白白胖胖，在照片里笑得一嘴都是涎水。她也是为了让他们能放心，私下里不想示弱。正珍出生不到一年，婆婆就去世了。她倒是松了一口气，她总是怕婆婆那双异常灵活的小眼睛盯着她，看着她从她那间黑漆漆的里屋里面拿米，拿面出来，有时候想要吃个鸡蛋，总得要趁她不在的时候去取，即使什么也没有取就从她屋里出来，也像是做贼一样。
她婆婆总共生养了七个子女，其他子女都在乱世当中远赴他乡，唯独留下她和小儿子相依为命。在丈夫和其他女人，那时候时兴养小老婆，一起离开她到外地做生意并死掉以后，她就没有再快乐过了。在物质最为贫瘠的时候，她也宠着他儿子，因为他儿子跟着她一直受着苦。
她有时对正珍说：“你奶奶就是长着一对你这样的眼睛，你简直跟你奶奶的眼睛长得一模一样。”正珍是不反对的，她巴不得像她的奶奶。孩子出生之后，争吵就开始了，偶尔也动手，虽然并不是真的动手，然而却是名副其实的爆发，像是一场场的阵痛，总是在几乎能预感到的时间准时到来。这些争吵使他还健在的将近二十年时光体无完肤。虽然，也有好的时候。她跟人提起丈夫的时候总是说并没有吵得太厉害，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总是回来太晚啊，收入这么低，他还在那里愁眉苦脸，也不知道想想办法向亲戚借啊。每回总要绕到他没有本事挣钱的事情上面，她总是这么刺激，她知道这样最有效果，不然面对她的抱怨和痛苦，他只会闷声闷气地忍受，使她得不到想要的回应。
争吵常常在傍晚开始，因为她刚好从学校回到家，看到一大堆亟待处理的事情。她年轻时候的脾气为什么这么着急，她到现在也弄不明白，那时候是几乎什么话都能说出口的，尽管她从来也没有在他身上用过脏字，这一点在她不能容忍。但是不带脏字的话语更能穿心。她把锅放在炉子上面。因为炉子没有及时换煤球，火已经快要熄灭了，他没有在家里等着她，天已经快黑透了，正珍还没有回来，这些都让她心烦。她从院子里取一块煤，往屋里进。这时候她看见他回来了，满眼的疲惫，一脸沮丧。她望着他，站在那里不动等他，想听他解释解释为什么没有换火就出去。他没有回答。她本可以问田里的庄稼长得怎么样之类，或者仅仅是让他面对自己的怒气跟自己讨个饶。
她看着他站在那里叹了口气，一言不发地去放他的农具。
她心里窝着火，在厨房里一个劲地絮叨地说一些他已经听厌了的话。埋怨他总是跑到地里去做一些没有用的，仿佛光看看作物就可以长得好起来，而家里已经交代过他先行处理的事情，他总是置若罔闻。说她每天在学校忙得团团转，嗓子都哑了，腿都软了，回家还得生火做饭。说自己一日三餐样样伺候着他，他像个大爷一样倒在家里磨洋工。鸡也不知道喂，饭也不知道煮，哪样都做不好。
“你去街道上问问看，哪家是这样的？”她说。
她将她的激情全部发泄在了这些话语当中，它们滔滔不绝地从她的心底里涌出，尽全力地抛给他，也抛给她自己，她知道他听得见，她故意让他听见，所以不断地调整关键话语的力度。她激动了起来，她觉得这样隔着远距离没有直接照面地责备解气。她话语没有停顿，手里握着勺子，径直穿过客厅，找他，锁定她的目标。他躺在他紧靠最东边的那间小卧室的床上。在看到他的时候，那长长的反问句就已经说完了。她在话音落定的那一刻，定在那里。他捂着耳朵，她怒火中烧。
等到晚饭快要做好的时候，他开始恳求她离开了。语气当然是充满愧疚的，他说她希望她过得好一些，让她把钱全都带走在路上好用。他要保留他的悲剧。
她说：“我当然会带走所有的钱，这些都是我挣的，连你身上穿的鞋子，腿上穿的裤子，鞋子里穿的袜子都是我花钱给买的。正珍长这么大，你也没有给她买过任何东西，把整个家带走我都理所当然。家里没有一样你敢说是你的。”
大概，当时她就已经打定主意不再和他生活下去了，她要带着正珍回去，穿过另一段遥远的路途，穿过她从来的时候已经穿过去的风景再回去，这她已经不止一次想过，然而她对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情感，她说不清楚，也从来不讲这些。这样想或者能合理一些，怎么能再找一个像他这样忍受她的脾气的人呢，这一点在她越来越暴怒地发作过之后，就不再怎么有把握了。她几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时不时随意发泄的怒火。她害怕生活，也害怕她自己。他像是一面沉默的墙，所有的指责还有埋怨都照单全收，然而他越是这样她越生气。他身体不好是事实，但是她恨他没有什么用处，她恨她这样恨他却也还是没有一点用。他没有开灯坐在黑暗中，喘着粗气，他在她发作的时候，一句话都没有说，她对他产生了一些痛苦的同情，但是同情也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她整理了一些必须的衣物，踩着自己刚刚在混乱当中随手扔在地上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什物，她清楚她身上的钱只够她走到火车站，再远的路费该怎么办，她还没有想好，但是她有信心，钱是会有的，总会有办法。
她走出大门不久，就后悔了。然而他并没有像她以为的那样惊恐地追出来。她受了伤害。接着，她像没事人一样擦干泪水沿着大街就往下走去了。没有人认为她这是要做出一个使她生活遭受毁灭的决定。街上的熟人看到她简单地拿着她上班用的公文包，还以为她又要回学校办事或者开会，她一一跟他们打着招呼。暮色仍旧在西边的天空上冷冷地燃烧，她毫无着落。
她坐在火车站大厅购票厅旁边长椅上，周围全是背着大包小包行李的路人，火车站熙熙攘攘倒是一个能让她慢慢思考今后出路的好地方。她回想她结婚后的经历，就好像是看着别人的生活一样。然而，她不确定是否希望有人来找她。她买了一块面包就着火车站供应的热水吃了下去。火车站宽敞的大厅的灯光，以及行人匆促的表情，使她的情绪慢慢恢复了正常。她想象正珍回来看到没了妈是什么样的一副神情，大概还是像往常一样问问她的爸，把书包放下来之后就木呆呆地站住；也许并不，她或者会像个小大人一样，理解了眼前发生事情，把火生起来开始热饭了吧，或者是和她的爸一起坐在黑暗的屋子里面发愁，痛哭。然而，鸡还是没有人喂食，火还是不会换。他是想不到这些的，单单他一个人的时候，日子要过成什么样子，她简直不敢想象，他只会在拮据的状态之下将就着生活，而她最讨厌的就是将就。她喜欢把所有东西都摆放得整整齐齐，有能力置备的东西都要置备齐全，比如绝缘胶布，万能胶水，晾衣绳，小刷子，萝卜叉子，电笔等这些，需要什么东西顺手就可以拿在手里而不用找半天或者再去借。墙壁出现裂缝或者白灰剥落了，要能够及时地补上。最讨厌且无法解决的当然是老鼠。它们每天晚上都在吊顶上面跑过来跑过去，使她心惊胆战，唯独这一条是连她都没有办法解决的，放老鼠药和养猫都不合适。家里有小孩还有放养的鸡群，没有办法用这些方法。再说她最讨厌的不就是猫吗？但是，他并不懒惰，绝不是懒惰，她恨的更多的是她自己，是那种孤立无援的处境。
如果他偶尔表现出一些男子气概来，她不至于这样没有一点希望。她真切地记得他站在雪地里拎着半只鸡走回来的那个冬天的早晨。她和正珍都还没有醒，雪也下了几天了，到这一天地面上的雪才真正变得厚了起来，到了能够轻松地聚拢起来，堆出一个像灶台一样大的雪人的程度。她迷迷糊糊就听到他在外面喊了一声什么，听不清楚，鸡也跟着叫了起来，还没有到打鸣的时候，随后便是静静的一片，下完厚雪之后不都是这样吗，一切都是安稳而沉寂的，使人觉得安全，她打算再睡一会。她以为是他起来铲雪，且抱怨了什么，没有在意。他总是会出于对家庭好心和责任，突然对自己观察到的事情，体贴专注地做起来，他想对这个家庭起到一点作用。她迷糊了一阵之后，又听见鸡棚那边有打斗的声音。她穿起来走出去，就看到他冲出去院子，从树中间的雪地上穿过去在追赶什么。一路上有少许血迹。她在院口迎着他，正珍还在屋里，她不敢走远。他站在雪地里，看起来那么平静，而且略微有一些喜悦，气喘吁吁。他告诉她他铲雪的时候，是怎么发现鸡窝里有异常的，怎么发现黄鼠狼就躲在鸡翅膀下面。他说虽然损失一只但是至少还追回来半只。那只半边羽毛滴着尚未上冻的血的鸡，就被他扯着半边翅膀拎在手里，硬硬的，鸡翅膀被肌肉牵拉着不完全地展开，看起来健康得让人感到可惜。他把它展示给她看。她对这些是有兴趣的，这种奇特的使他们觉得互相同情且理解的境况毕竟是少数，那时候正珍还没有开始上学，他们还正年轻。
她等了整整一个晚上。
不知道命运要把她带到哪里，她也不能确定就究竟能不能称之为命运，因为这一切，这样一种让人气馁的状态不就是她自己选择的吗，每一个步骤都是她自己操作的，所以她并不觉得她的丈夫对她负有责任。倒像是现在，她已经无法承担了，想让更有力量的主体干涉，来帮助她，来告诉她，好吧，你应该这样做，你必须这样做，没有别的办法，按照这个方式走下去吧，她就会顺从。而他们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邻居家的男人们找到她的时候，她坐在那里刚哭过，眼泪都还没有干，双眼红肿着，但是仍旧是体体面面的。不管是到哪里，她总是这样的，即使坐下来也都腰板笔直着，双手交叉着搭在膝盖上，仿佛仍有一群小孩还在等着听课。他说：“嫂子，你这是做什么呢？”“幸亏找见你了，不然正珍怎么办啊。”“跟我们回去吧，嫂子。好好过日子，别生气了。”他们看她只盯着自己的手，一句话都不说，就围坐在她旁边抽烟，一边还在做出努力好说服她。但是她却已经想好了，她只是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僵持了一会儿，跟着他们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她出于感激从城里打了一个的车，花费不赀，她甚至借了钱，她迫不及待要回来，怕他在家里出事，家里还有正珍。为了把好心跑出来找她的人都送回去让他们放心，或者犒劳他们。她给他们买一点熟肉，算是赔个礼道个歉。相隔这么远，因为自己的任性，他们丢下家里的活计出来寻找她一天，她过意不去。这已经是她全部余钱了。她坐在车里，看着一路上飞逝而过城市建筑的线流，觉得这是她最后的奢侈的机会了。那时候从县城到各个村落里的道路还没有修通。她打开起先买了放在包里，准备在火车站充饥的一包饼干，拿出来，承受着车辆行进在乡间小路上的颠簸，一口一口地吃着。
她如释重负地重新接手这个烂摊子。由于有一整天她都没有到学校上班，就连学校也知道了这件事情，校方也介入其中做了一些说服的工作。生活继续艰难地往前推进，到处都是用钱的地方，而她再也没有认真想过回去的事。人们为了使这种援救不显得那么突兀甚至编造一些关于这件事的故事，因为故事传得神乎其神，有时候连她自己觉得有可能会真的发生过也说不定。他们说在她出走的那天下午，邻居家就听见有人在敲门，让他们去隔壁看看，就有那么一声，就只有那么一句声音大得足以使坐在屋里修补抹布的邻居奶奶听见。她和儿子到隔壁看到正珍爸爸坐没有亮灯的客厅外面抽烟，正珍哭着收拾碗筷，问完情况之后立刻就赶车到火车站来找人了。邻居奶奶说是正珍奶奶在请她帮忙。帮不帮得上无关紧要，但是这个故事在人们当中开始起了一点作用。人们对这个故事比这件事情本身还要认真。最重要的是，她不清楚是不是他真的把这传言当真了。
他如同寻到了救赎的路径。
只要是在家里受了气就跑到邻居家去诉苦，寻求理解，像是求着人们来拯救他，也像是到那边去取暖，好让自己不至于崩溃，仅仅是呆在那里。他这一习惯的养成是坚决的。他总是穿着一身旧中山装，他只有那几套，颜色不一，是他哥哥还是姐夫留给他的。除此之外，他没有其他样式的衣服可穿，这让他在其他人面前出现的时候，总是会使人有一些触动的。
起先他就坐在邻居的门口，好像这样就差不多得到了庇护。有时候他苦恼得没办法，就敲敲他们家的门，然后进去。她是多么恨他这一点，她从不自己去叫他回来，她让正珍去。她能够想象出他躲在他们的厨房愁眉苦脸的状态。他们的厨房比他们自己家的要宽大，因为保暖做得好，通常在冬天也更温暖，各种厨房用具都摆放的整整齐齐，靠着灶台的墙壁上整齐地贴着报纸。窗户除了蒙着油污的玻璃之外，外侧还蒙着塑料布，冷风在外面肆意地吹着，在里面的人就只听着塑料布哗啦哗啦地响动。他们的房子也是北方最常见的L字形住房，开口对着东边，院子里时常摆放一些借过来用的耕田器械。在冬天，他出门之后，总无处可去的，只能走到那里。那个地方，她无法涉足，无法参与，她感到那边对她隐隐抱有敌意和遗憾的态度。她不知道他在那边跟其他人讲些什么。是否数落她的不是，是不是谴责她对自己的伤害，忏悔自己的对生活的无能为力，不论如何这些都让她作呕。
而他坐在那里，在那团火光当中，望着其他人进进出出，觉得自己的多余，但他想尽可能多呆一会。话是很快就能说完的，他们不可能一直安慰他，只能让他坐在那里。这里的生活在他看来就如同开在窗户那头的花，即使触摸不到，光看看也是好的。他跟谁都不是那么亲近。他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有了六个孩子，没有人会把注意力投注到他身上。这些他早就已经习惯了。
邻居家的儿子和正珍差不多一般大，瘦瘦高挑的个子，白皙和恰到好处的年轻傲气的脸，使他想起正珍，他心疼正珍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当中。在这里避难期间，他唯一不能理解的就是邻居家儿子的冷漠了，那几乎是孩子通常不会具有的神情。他看着他坐在那里，便绕好远走过去拿一双筷子，或者取一个西红柿来吃，不看他的脸，仿佛在他的世界当中，他这种状态的人物是不存在的。他青春洋溢的面庞上轻微的绒毛，在冬日阳光的照耀下泛出金黄的色泽。他会跟他搭个话说，这么快就饿了吗？肯定是又要长高了。一半是说给他听，希望有所回应，一半是说给在外面屋里忙家务的其他人听。然而并没有人理会他，他就落寞地笑一下，给自己笑，也给别人，然后仍旧望着火炉中间的那一点黄色的光。这个时候距离他病得躺倒下来还不到一年。
等到他回来的时候，怒气也就真的消散了，两人也再没有那么多话好说，她的绝望感越来越强烈。有一次，她拿尼龙绳来要把自己勒死。绳子通常用来晾晒衣物的，由于常年在太阳下暴晒，且质地也并不好，她通常会担心在承担被子或者势头的棉袄的时候，会不会突然断掉。毕竟它的断端已经糟朽了，但是把它叠双，用来勒住脖颈，阻断呼吸倒还搓搓有余。绳体并不太粗，使她扯紧脖子的时候用不着费多大力气，就可以达到恐吓的效果。他在一旁拦不住。她把门锁住。正珍把邻居家的男人喊过来救急。邻居家男人把门踹开，把她从凳子上抱下来，按在地上。她一开始是反抗的，她用她全部力气去博开压在身上的男人的手。她发狠地抓挠。然而，也就几秒钟时间，她就被这时升上她头脑当中屈辱感吓坏了，几乎是慌慌忙忙地想要去躲避这些可怕的接触。很快，几乎在场的所有成年人都意识到了这种尴尬。她迅速清醒了，这种尊严的掉落的感受，使她迅速停止了，原先由愤怒和痛苦的发泄而引发的本能的挣扎。在她站起来之后，他们看到她脖子已经通红，几乎勒出血来。他们掰开她的手指，将绳子用剪刀，从她的手上取掉。她把剩下的绳段扔在桌子上，坐在电视机旁边，闭着眼睛直喘气，她感觉到他们惊惶的注视，他们揣度着她。她一言不发。人群议论着，安抚着，甚至连孩子也都赶来看是怎么一回事。正珍捂着嘴巴不住地哭，跪在人群外围，腿已经吓软了，被人扶起来脚都站不稳。自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和邻居有主动来往了。只有他热心地拖着病体去给邻居犁地，去帮他们撒种，甚至有时候晚上有田里的工作，人手不够的时候，只要叫上他，他也去。
他死了之后，葬礼是邻居协助操办的。
她的生活一下子就平静了，真像一潭水一样。她把所有的时间几乎都花在工作上。她用余钱将院子里的土地垫平垫高，把水泥打上去。她翻修了家里的窗户，使客厅看起来更明亮了一些。她把院墙垒起来，装上了漂亮的大门，给自己的私人空间以必要的防卫。除了学校里的工作，农忙的时候，她偶尔也到其他家里帮忙有偿剥剥玉米，晒晒麦子。她自己学会了修自行车，还买了一辆电动车代步。正珍工作之后她就更没有压力了。除了正珍长久以来对她隐隐的敌意，她再也感觉的不到过去的生活对她的伤害，她把那以往的时光几乎都忘掉了。她记起了自己在遥远的娘家时候一些习惯，偶尔也喝一喝下午茶，买一些糕点备在家里面。在学校没有课程，或者学生们都听话，也不吵闹的时候，她就坐在那里想想她以前的事情，以前的过错或者痛苦。她偶尔摆弄一下她年轻时根本没有功夫摆弄的，在娘家时学会的活计，比如包粽子，做糍粑，她做得那样好，几乎可以拿出去叫卖。
她原先是因为太过操心和忙碌无暇关注别人，现在倒像是忽然就沉在自己的生活中睡着了一样，其他事物不再与她相干了。
连续两三天，她都听到自己家门外面急促的敲门声，并没有人喊开门，比如说如果是熟人的话应该要报上自己的名字，这些全没有，只是一遍又一遍地。
“从敲门声就能判断出，哪听过这样敲门的，”她后来跟人说，“我一听就知道不会是什么好事。”
她甚至不确定是不是敲的自己的门。因为卧房离大门比较远，她披上薄毛线外套，站在院子里又听了又听，这下清清楚楚地，声音是从邻居的铁门上传过来的。她打开门朝那边望一下，只见黑压压的一群人站在他们家的门前，门口停着一辆旧面包车。她后来跟人说毁掉她的也是一阵敲门声，也许那敲门声根本就不存在，但是她忘了。
过了几天，她才从别人那里打听到他们的事情。大概是从正珍离开家出去工作有两年之后，邻居开始出了一些问题。
他们的儿子在上海就读一所专科学校。尽管人们也会为真正上了大学的孩子们高兴，放炮，并认定只有这样才可能改变或者说改善这孩子的前途。但是，并没有人会觉得即使仅仅就读专科对这个孩子的前途会有什么样不好的影响。并没有人会为他的未来担心，仿佛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未来美好的保证一样。
这是一个多么漂亮和惹人喜欢的孩子啊。从初中开始，他就在窜个子了，整个人身上透出一种少年特有的随心所欲的样态，从来也不会在他不感兴趣的任何一个事物上认认真真的花费一些专注力。总是和一群朋友们在一起。在街道上骑着单车和一伙跟他一般大的男孩子们默不作声地风一般地离开，直到晚上才筋疲力尽地回来，坐到家人都已经用过晚饭的桌子前面吃饭。一副随和和有魄力的样子。
他迷恋乒乓球那一阵，所有教练都非常喜欢他，他有天赋，使他在整个小学都小有名气。他也的确迷恋运动。他收集各种牌子的乒乓球拍，各种类型，各种牌子，他统统试用过一遍。软硬度不一的乒乓球，他可以说出最适合于用哪种球拍击打。他把它们展示给其他孩子，但不屑与其解释太多。他只要有新的发现总要拿来尝试。他击球的时候，总喜欢选择扣杀、旋球、下切或者削球这样的技巧，运用得这样娴熟，使大家在看他打球的时候都非常愉快。然而，他并不随便和找他打球的孩子们玩，他有固定的玩伴，即使如此在他偶尔和谁开始比赛的时候，孩子们还是对他趋之若鹜。
遗憾家里没有办法给他买红双喜牌子的球台。但是，他父亲在平时停放拖拉机的空地上，为他支起了一块。台面是水泥的，台底下垒砌着砖头支撑着。这些砖头并不是临时地垒放着，而是用水泥灰一块一块地砌平整了，再将外立面也抹平涂上石灰。为此，农闲的时候，农用机械就被停放在农忙时要晒粮食的院子侧边，忙的时候，就停在街边上。
然而，这个球台却很少被用到，渐渐变成家里用于晾晒萝卜片，豆角，发了霉的面粉、大豆或者海带的地方了。他最多用的是学校台球室里的那两个。他和教练们的关系是非常要好，父亲也不吝于请他们吃饭，希望他们可以更多训练和培养他，让他在县里的比赛上参赛，他们不奢求他可以拿到名次。然而他的确拿到了，名列第四。
如果说他在青春期也有戾气的话，这戾气也是包容在他满不在乎的让人愉悦的脾性当中，使人察觉不到了。他是那种即使大人也觉得神秘的少年。不能了解到他究竟在经历些什么，因为他总是气定神闲。不像那些在青春期里经受着各种——无论是外形，生理还是内心上不满意的孩子那样，常常表现的痛苦不堪，表情严肃，因为或者以上，或者其他种种原因，只是埋着头去用功读书，同时，也让父母活在那段漫长的叛逆期的长久的阴影当中。
他喜欢的女同学也人尽皆知。这似乎不适合于他对一切都鄙夷的态度。他是认真的。他参与最多是男孩们的聚会，但学校里在同学当中传得最广，或者最先提起的新闻，总是他和一个男同学争风吃醋的故事。毕竟，这种事无论在哪里，什么场合，或是在哪个年龄段都是最容易流通的信息。那时候，他只有十一岁。那孩子抢先一步给女同学写了封情书，由此顺利划分和界定了归属。看不出他因此有什么明显的反应。然而，假如有人胆敢当面提到这一点，哪怕是稍显恭维的暗示，他也会毫不犹豫地骂回去，不否认也不肯定。
他们问他：“你也写啊，他还能跟你抢？”他说不写。
起先，大家希望他可以进一所正经的体校上学，几乎所有的关系都动用了。在他小学还没有毕业之前，他的父亲已经会见过了体校的老师，虽然并没有能够通过他顺利见到校长，他们知道他们的意思和这孩子的重要性已经传达到了。他们有了解就已经足够。剩下的就只有训练了。
训练是持久的。
这几乎是他所有事情当中最用心的一件了。没有比这件事情更重要，在他家里，即使他还有一个小他两岁的弟弟。老师一致支持他，他许久没有来上过课。在学校有重要的体育竞赛需要他参加，也因为只是镇上举办，而他又离考期将近，没有被准予。他被要求照日常训练。人们看到他总是满头大汗从学校一楼的球室里跑出来，将前额前头发都紧贴在皮肤上的头低放在水龙头下面，低低，但轻快熟练地在水流下面甩一甩。
任谁也不能相信，他落了榜。原因或许是文化成绩没有过关。这在分数线已经很低的情况下并不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谁能和说得准呢。大家对体校的文化科题目考试难易程度也了解的不多。尽管他确实是努力了的。也许是他训练不够，或有教练专业度的原因，两名教练只是镇上最好的体育教员，并不是正规的训练乒乓球运动员专业指导。或者他发挥失常，用力过猛，导致一些明显的错误在考试当中发生。透彻而明确的原因最终没有人再分析，或者再提起。他和其他学生一样升到初中，到镇上的一所中学去走读。中学是镇上最好的，镇里的校长同情他的处境，欣赏他，且破格录取了。其他不怀好意的人则说他的父母私下用了一些钱，使他得以在未参加任何考试的前提下，通过其他途径转入了这所学校。很快在学校里认识的一些孩子把他带坏了。这在那时也是常有的事情。他常常出去打架，成群结队，不到晚上十点，从没有见他在村里出现过。他留长了头发，有时侧着梳到一边，有时将头发从正中间分开，发梢扫着他的脖子。
他开始懒懒散散。他穿着当时刚流行起来的皮夹克，走在学校旁边的柏油路上——道路平铺着一直通向县城，身边聚着一群同他一样嚼着口香糖的男孩子，他们偶尔吐口唾沫在路边的土里，这个时候，学生们还没有下课，或者放学，路上除了偶尔通过的车辆之外，再没有其他人了，他们瞎晃荡到游戏厅，或者聚在哪个伙伴相熟的理发店里，躺在沙发上吹牛。等到放学了，再各自回去。他学会了抽烟。他变得非常漂亮。那时候还不太常看到男孩带耳环，连纹身在初中生那里也是很少有见到，这些他都有，他和以往的在村里的孩子都脱离关系，看起来也不再那么稚气，和同他一起长大的孩子们比起来，他成熟得更像个大人，他不再有发小了。
刚到初三，他说他不想念下去，他对父母说他读乏了。
于是，家里人又把他送到上海去读书。
他父亲的姐姐在上海开一家饭馆，生意很好。在此之前的几年，他们还在村里做一些小的买卖，虽然殷实，但是和普通人家的生活也相差不了多远，还是需要在农忙的时候，忙上一两个月，补充收入。现在他们过得很好了，已经将乡下生活抛在一边。有他们的照管和提携，使这个决定在他父亲看来，怎么想，也是光明，和更加能积累生活新的希望的事情。
到上海的第三年，他们接到远在那边亲戚的电话，要父母过去打点处理他在上海的事。知道一些内幕的人们回来只是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但是总归还是向着他。大家难以认同，也难以接受他留下不好的名声。说一群年轻孩子想抢点钱花花，随随便便地到大街上拦住了一个人，肯定是闹着玩，人家不肯给，其中一个孩子捅伤了人，可是就那孩子老实，警察冲过来的时候，其他人都跑了，只留下他一个，没有跑掉，就这样替人承担了罪名。这个叙述当中虽然有诸多疑点，也没有人敢继续追问。其他孩子也没有抓到，具体结果怎样不得而知。随后，他们家里就再也没有功夫考虑别人的事情，对他也没有更高希望了。过了两年，大家知道他回来了，虽然没有多少人见过他。他是否消瘦了，是否有了一些城里人才有的习惯，是不是会珍重重新生活的机会，是不是也会懊恼，会不会觉得对什么事情很抱歉。
因为种种原因，他也没有在家里住，头年就在城里结了婚，第二年，生了一个孩子。他父母为他在县里买了一套房。钱当然还是借来的。因为赌博和其他恶习仍旧没有改正，又加上欠了几十万的债务，妻子也走了之后，并没有带走孩子，而是留给他的父母抚养。也有人说妻子是被他打跑的。为了让儿子重新有资格生活，用不着东躲西藏，他们没日没夜地工作。他整日在外面躲避债主不久，又染了毒瘾。不清楚是因为赌债而染上，还是因为染上了之后，才有了赌债。不严重，只是尝试，大家说。他被他父亲找到后，安放在隔离劳教中心，他自己也是愿意的，大家愿意这样相信，因为近年他再没有回来过了。有关于他的一系列风波似乎到了快终止的时候了。他毕竟最终安分了接受了他父母的安排。然而，生活不再像从前一样。
她从前只看到，邻居夫妇两人总是疲乏地从田里回来，用不着尴尬地回避他们，免得必不可少地要同他们寒暄。但是他们也从来没有过来看过她，即使是她骑着车在他们前头停下，他们也经常不再抬起头来望一望。她知道他们种植经济作物，这些作物比通常的作物更加耗费体力和精力，那不是普通几个人的家庭能应付得来的，她以前总以为他们有壮劳力，所以并不替他们发愁。她想着他们总在挣钱。他们或许又要打算盖建两栋新房，为了他们的两个儿子。或许生活是看起来和大多数人一样，会几乎同步地更加好起来了。唯独，他们再也不像从前那么健谈了。往常他们总是聚在一起，要不就是他们家男人和其他人坐或蹲在一起，随便是什么的地方，吃着饭，说一些地里家里的闲话，他们是那么合群，完全地敞开，他们会觉得那些沟通既对他们有用也有乐趣，他们的勤恳使他们觉得不欠人什么，所以总是乐呵呵地同人打着趣。他们有待人刻薄的时候，但是他们毫无忌讳地挖苦，使人觉得他们坦率，使人觉得这些都算不得什么。他们操持家务和农活是毕竟好样的。
她已经许久没有再在街道上闲聊的人群当中见过他们了。她原以为，这只是因为他们也像她一样变老了。因为他们的头发几乎都快白光了。
晚上，她从学校回来，远远地看到自己家的房子和他们家的并排地列在一起。他们的院子里依然亮着灯，神秘的忙碌，神秘的生活，和其他亮着灯的家庭一样，虽然他们需要每时每刻地面对着似乎很难偿清的债务，面临着自己的秘密，面临着衰老，面临着可能延续到生命尽头而止的悲苦，然而，所有人包括她自己都还是都存在在那里。她同时想象着很久以前，很多年以前，他们从她的家门口经过时看到的，与想到的。看到那幢在日常当中正潜伏着悲剧的宅院，是否也同她此刻一样，心中渐渐升起一股股渗入到肌骨中去的凉意。早上天一明，她就想把这个事情告诉她女儿，总之想跟人，任何人，讲一讲这些事情。
然而她忍住了。她起了床，把昨晚剩下的稀饭放在火上热着，将不多的一点熟牛肉放进微波炉里加热。她领养了一条狗，当然不会再养鸡了。她把原先放置鸡笼子的地方全部种上了花草，最边上种的是一些蔷薇，她希望它们能够沿着墙面爬上去，像她已经退休的老同事院子里种出来的一样。中间种了几排月季，尽管它们长势并不好，叶子边缘有一些发黄，非常稀疏，还没有到可以开出漂亮花朵的时候。偶尔几株，也还能够在春夏之交的时候开上一点，但它开出来的，无论是什么颜色，还都显得苍白而小。她还是经常会给它们松一松土，施一点肥料。另外一小块地方，种了蒜苗和青菜一类的必须品，每周六总不会忘记给它们都多浇一些水。她早上起来除了做自己吃的，也还要给这只小狗煮一些狗粮，她看着它吃完，再把自己的碗和小狗的盘子洗干净，她养的是一只达布拉多，她从来没有养过宠物，但爱干净，怕它会把屎拉在盘里，也怕它会啃，所以总要把盘子收起来。
忙完之后，她就坐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想着这一系列的事情，想着还能够将这件事情跟谁说说。如果是在电话里她会说：“正珍，隔壁出事了你知道吗？”然后她会从头到尾将隔壁家所发生的事件讲给她听。
讲她爸爸是怎么信任他们，总是坐在他们厨房里不走，讲她爸爸生前是多么不信任她，而信任别人，让她有多伤心，多绝望，讲他爸是如何崇拜那个家庭，将他们家的孩子当成宝贝一样敬畏着，多么希望自己家和他们家一样，多么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像那个男孩一样快乐，而这些都是她憎恨的，她最憎恨的还是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观察着自己的生活，她甚至感到他们竟时不时督查着自己，仿佛只要伸出手来就能够抓住她的脖子好指责她的过失，指责她没有尽到照顾他病弱的身体的责任，讲她被他们死死地按倒在地上的时候，内心对众人和对正珍父亲的无限的恨意。而这些恨，从来没有停止过。
讲完这些，她可能会大哭一场，会跟正珍说她要向学校请几天的假，她要歇一歇。
她或许是乐意听的，或者会因为太忙而打断她，等她闲下来的时候再给她回过来。她极有可能会说：“妈，为什么你总是这样……为什么总提以往这些乱糟糟的事情……还是要抱怨个没完……你看，不要再说爸了，爸已经那么可怜……好了，先不要说了……你先平静平静，歇一会躺着，等我一有空的时候再打给你。”
所以，除了就这样静静地坐着，还能再说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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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虻，1988年生于河南省焦作，写小说，2012年获第二十二届黑蓝小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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