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沟通古今观

很多人读过《左传》“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说的是郑国人喜欢到乡校休闲聚会，议论政治的好坏。郑国大夫然明就对宰相子产说：“把乡校毁了如何？”子产回答：“为什么？人们早晚休息时到这里聚一下，议论一下政令的好坏。他们认为好的，我就推行；他们认为不好的，我就改正，这是我们的老师。为何要毁掉它呢？”

　　子产是当时有名的政治家，乡校在那个年代既是学校，也是民众休闲比赛、聚会议政的地方，是古时的公共场所。从这个故事中，可看出子产很重视社会沟通之道，不仅注重获取来自民众的信息，也会根据民众意见及时调整施政策略，而且希望得到民众的理解与支持，有效地疏通了执政者与民众的沟通渠道。

　　“子产不毁乡校”对当代中国显然是有启示性的。眼下的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社会转型期。不仅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发生了极大变化，市场经济也使各个利益集团间的博弈加剧，社会矛盾趋于复杂。现代社会和大众传媒的发展，改变着当下的文化生态，也在使社会从过去依附式的政治文化，向参与式的政治文化转型。这种参与式的文化心态，使得民众渴望了解和参与到与自己相关的政治生活中去，并懂得了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现代社会的治理与过去最大的不同在于，传统社会强调的是权力与服从，而现代社会更为注重的是信息的传播与接受。因为权力机构只有将信息有效地传达给民众，才可能引起民众预期的回应。所以现代社会的社会沟通之道更为复杂，不只是简单地表现为执政者颁布政策法令，还需对社会沟通的精确与有效性进行科学测算，以发现能实现通畅沟通并达成共识的公共领域与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增强社会的政治凝聚力。

　　早在1960年代，美国政治学者卡尔·多伊奇，就把现代政府比作一部为了最大限度度增进公共福祉的信息沟通机。在他看来，现代政府要想有效行使权力，只有借助对信息的传输、处理和利用，并通过不断地从民众中获取反馈，才能有效矫正政府行为，并最终实现对整体社会目标的达成。

　　此外，通过重构社会沟通之道，还能扩大民众的社会参与意识和能力，有助于培养一种建立在沟通与说服基础上的多元的文化。这些举措都有助于让社会各阶层和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通过有序的协商与博弈来化解彼此间的矛盾，增进社会成员之间的理解、宽容与信任，有效推进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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