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要谈的五封信，都经有关学术单位长期整理和正式发表。一封是许寿裳写给许广平的，四封是许广平写给许寿裳的。大家都知道，许寿裳是鲁迅一生中最要好的老朋友，许广平是鲁迅的夫人，又是鲁迅、许寿裳的学生。两位许先生都是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们来往的书信必然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但可惜的是，整理者都搞错了年份，其中一封信甚至收信人也搞错了。
许寿裳写给许广平的一封信，先是收入2010年11月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发行的多位研究人员（其中包括日本著名鲁迅研究专家）编校的《许寿裳书简集》（为《近代文哲学人论著丛刊》之九，以下简称《书简集》）；后又收入2016年3月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许寿裳家藏书信集》（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以下简称《书信集》）。内容如下：
逸尘弟大鉴：
三月十二由港转来手示收悉。因北新作梗，印行全集事只得如此办法者，甚赞同，特未知云五复函到否。特制纪念本，裳任两部，又普通预约两部，均请代为留起。进行情形，请随时示知。裳十七来南郑，交通多阻，广告不能普及，恐预约者须受影响耳。不日赴沔县，回示请寄南郑大华影社。
这是许寿裳起草的信稿，《书简集》释读多误，《书信集》好一点，两部书中都有漏字和错字，这些且不说；最遗憾的是，两部书都注云“日期不明”，并把收信者说成是“钱逸尘”。这个莫名其妙的钱某是何许人，这里也不去说他。我们从信中“北新作梗”、“云五复函”、“特制纪念本”等语，即可判断所谈的正是有关《鲁迅全集》出版的大事。“北新”指北新书局，鲁迅生前不少集子是由北新出版的；“云五”指商务印书馆王云五，《鲁迅全集》一开始是想请商务出版的。因此，根据有关《鲁迅全集》的出版史料，可以判定此信写于1937年，约3月下旬。从许寿裳请收信人代为预订《鲁迅全集》，并希望“进行情形，请随时示知”等语来看，也应该猜到这位“逸尘弟”就是许广平了。更何况，许广平正有一个别名叫“逸尘”，这是鲁迅研究者都应该知道的。《鲁迅全集》里1933年5月3日致许寿裳信中就提到“逸尘”，而全集的注释即写明是许广平。
四封许广平写给许寿裳的信，都收于《书信集》。第一封（编号为19），整理者认为写于1937年11月23日，内容是：
生顷已从北平回沪，平方一切安定，生活费亦安顿妥了。在平廿余日，每天到西三条整理大先生的书。凡是亲笔的，尽可能都带回了，多是碑录。《谢承后汉书》及《岭表录异》手本都有了。回沪诸待整理。《民主》被迫停刊（非禁止，阴令报摊不许卖），先生回忆文登至第九章，归国在杭州教书，其余未登的存起。现拟出单行本，不知先生尊意如何？尚有若干未写完，如允付出版，条件如何？抽版税或卖版权都可商量的。如何之处，乞早赐覆为荷。
台、李各位请代达一切。
《书信集》对此信的文字整理、标点有不妥处，这里已作修订（以下引用信件均如此）。信中写到的北平“西三条”是鲁迅故居，“大先生”即鲁迅，《谢承后汉书》《岭表录异》是鲁迅整理古籍的手稿，这些是人所周知的。而《民主》是郑振铎在抗战胜利后主编的周刊，1946年10月下旬被国民党当局禁止；“先生回忆文”是许寿裳在《民主》上连载发表的《亡友鲁迅印象记》；“归国在杭州教书”指《亡友鲁迅印象记》只连载到写鲁迅从日本归国后在杭州教书那一章；“台、李”指台静农、李霁野，他们在1946年才去台湾。因此，这封信只能写于1946年，整理者错了整整九年！
第二封（编号46），整理者认为作于1938年10月29日，内容是：
生已于十月廿二日飞平，并先后拜谒寿、宋、阮各先生。大师母见面亦甚欢喜，似乎这次相见，能融洽许多隔阂。连日整理存书，在西三条的均加包封。其《谢承后汉书》及《岭表录异》均有抄本，但是否适于收入辑录之部，容俟斟酌耳。生本拟月抵[底]回沪，惟闻连日输送国大代表，一时无法买票，则须稍俟方可成行。台先生想早到台省，请转告台、李二先生，以免挂念。
从内容看，这封信很显然写于上一信之前，即也是写于1946年。整理者错了整整八年！信中写到“连日输送国大代表”，而国民党操办的“国民大会”是1946年11月15日正式召开的。
第三封（编号55），整理者认为作于1939年4月12日，其前两段云：
久未禀候起居，时深惶悚，幸尝于师母大人处得悉先生尊况，深慰下怀。近又从上海刊物中拜读先生大作《蔡先生的生活》一文，对于蔡先生的伟大处，得先生此文而益显了。
年谱之作，实因该刊编者执笔未明真相所致，生本欲将先生的再四为难与[以]及二先生（他现在大阔了，带了太太侄女出使国外。所谓“藏拙未遑”得一反证。但北方我们还是负担一半的）之有意简略，细说一下，后来恐刊物不愿登载而稍改为隐晦一点，因此对先生的苦心，或尚未能代为表白多少，不胜愧赧！
仅从上引两段话，就可确认此信绝不可能作于1939年，而是作于1941年！因为信中说的“先生大作”，是1941年3月蔡元培逝世周年时许寿裳写的《蔡孑民先生的生活》；“年谱之作”，是许广平发表在1940年9月《宇宙风乙刊》上的《鲁迅年谱的经过》；“二先生……现在大阔了，带了太太侄女出使国外”，指1941年4月周作人率团赴日本开会。这位“二先生”在“百忙”中还特意去靖国神社拜鬼招魂。4月15日天津《庸报》就报道了14日下午周作人“参拜护国英灵之靖国神社，东亚永久和平之志向相同之一行均誓言真心”。拜鬼之外，周作人又两次赴日军医院，“亲切慰问”在侵华战争中被打伤的日军官兵，并为他们捐款。这些行为，远非“藏拙未遑”而能掩饰，所以许广平对他颇为鄙视。
第四封（编号462），整理者认为作于1948年1月13日，内容为：
十二月十八日赐示谨悉。前奉书简等，并非出售，先生不必客气给款，转使生不安。刘君并未来购书，现亦无余存。倘力所能及，春间拟再版一次。因各方索购甚多，无以应命为歉。豫师著作，在物质[资]艰困之下，有此好况，殊令人感动。先生前次惠函，似云有一次投稿尚未付稿费，经已去询，据云早已结清。去向师母请教，又记不清第几期没有送款。先生处如可查及，乞便中示知，以便转索为幸。小儿到港即病，住校没人照料，又兼外汇购买接济都感无法，迫得令其回沪，已于本月三日平安抵埠。现体较前健好，可舒锦注。
我认为此信是1947年写的。理由是：信中说的“前奉书简”、“豫师著作”，当指《鲁迅书简》一书，是1946年10月出版的；信中说的“有一次投稿尚未付稿费”，当是指许寿裳在《民主》周刊上连载发表《亡友鲁迅印象记》的稿费，亦1946年事。另外，周海婴去香港又回沪是在哪一年，也不是什么难查的事。
这五封信或多或少都与鲁迅研究、鲁迅著作出版有关，引用者必然很多，为防以讹传讹，指正如上。欢迎商榷。
本文刊2016年9月25日《文汇报·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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