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左）陪老父亲下棋
（本文图片由作者家人提供）
作者修了近二十年的自行车，养活一家人，送两个儿子上大学。关键是，还能写这样志气满满的文章，真是太赞了。
故事发生的南通市唐闸镇，被称为“南通第一镇”，当年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就是在这里开办了他的大生纱厂。
——编者
梦回车行，这是我和我的车行见面的新方式。
我的车行，在江苏省南通市唐闸镇疏航桥西首，是一家以桥命名的自行车修理店，我的车行，也是我曾经的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是个靠修自行车，包括板车、三轮车等养家糊口的手艺人。
我这个手艺是被我的农村户口逼出来的。
1962年，“六一”时我是在校中专生，“七一”时我忽而变为回乡知青了。非己之过，乃“三年困难时期”，城里没有我们吃的粮。面对汹涌的下放潮，不要说个人，连学校也是渺小的。下放，我不敢说是“被迫”的，不愿说是“响应”的，就说是“被动”的吧。学习成绩不如我的同座，城市户口，安然不动，不管你服气不服气，户口性质定去留，这是硬杠杠。还在庆幸刻苦读书跳出农门了呢，没想到一场空欢喜。责任在我投错了胎。
我不是怕种田苦，怕的是苦得没奔头。学门手艺吧，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可供选择的余地有限，抄近路是跟亲戚学修车。惜别校园进店门，这是我人生的大转折。理智告诉我，顺应时势才有立足之地。但是，我的眼睛不太配合我，嫌车行的前身是邻近生产队的饲养棚，嫌那两间小草房太简陋。我告诫眼睛不能以貌取人，硬件差一点不影响学手艺，命已如此不该挑肥拣瘦。好在，草房车行市口不错，有生意才利于我学手艺。钳子、扳手、榔头、起子、锯子，取代了心爱的书本，从补胎开始学起，步步推进。修车不算多难，可也不是轻松的活计。蹲是基本功，从早到晚满手油污是常事。当不长眼睛的车轮沾上鸡屎狗屎时，眼睛明亮的我不能畏缩不前……没有退路，乖乖认命吧。
肯吃苦而吃不到苦，才是真不幸。学艺不久，我曾在河口那地方开过车行，因市口不好，生意很少。幸亏1964年夏我亲戚为夫妻团聚，决定卖了草房去盐城工作，这才给了我填补空位的机会。买房子也就是买市口，草房教育了我更救了我。一贫如洗，全靠拉汇，终于筹到200块购房款，终于，我有了我的车行。
能站稳脚跟吗？我手艺嫩，我年纪轻，我阅历少，我底气不足，但是，我退无路败不起，优胜劣汰讲不得情面，我只有硬着头皮小心翼翼地闯。自设考场考自己，试题是各种车的各种病症，考官是他们的主人、我的上帝。服务态度好，又收费合理，这些固然重要，关键还要医术高明。万幸，学中干，干中学，我没发生丢人的明显失误。时间推移，羽翼渐丰满，我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认可，连年长的顾客也 “倪师傅”“倪师傅”地喊我了。脚跟站稳了，钱包也慢慢鼓起来。我不敢懈怠，做生意要一去自来，就必须一如既往热情、认真、负责。单说坚守岗位吧，并无绳索捆绑我，但我牢记“开店不离店”的古训，绝不轻易打烊，不得已外出办事，总是来去匆匆。
车行属于我，我也属于车行啊，生意做得一路顺风。
活着不能没有钱，人却也不能为钱活着，只能顾店、不能顾家的日子，终于在1969年结束了。其时，妻在生产队当会计，征地招工进厂是以后的事，两个儿子，大的桌子高，小的板凳高。四口之家在草房车行里奏响起锅碗瓢盆交响曲。作为一家之主，我明白肩上的分量。大夏天气温高，车胎易坏生意多，我常常忙得哩，耳听顾客讲，嘴答顾客问，鼻防饭锅焦，眼要照看店堂内外，迎来送往不能出差错，双手更是不能有片刻的清闲。凭借草房车行这个阵地，我里里外外一肩挑，忙得浑身有劲头。
子不教，父之过。我教育两个儿子要好好做人，做正派有用的人。首先是要爱劳动，举措之一是分派洗碗，单日大儿子，双日小儿子。至于不时需要父母补课，那是另一回事，关键是态度，是规矩。我坚决抵制那时盛行的“读书无用论”，并从自身做起，陪儿子读书。望子成龙，两个儿子不能有一个没出息，他们听话懂事配合我，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我怕小儿子聪明反被聪明误，就细细讲解好田好种好收成的道理。八十年代中前期他们先后高中毕业，在激烈的升学竞争中，一个榜上有名，一个保送重点大学，随后读研读博。养儿胜于父，朋友们都夸我教子有方，其实我知道，这里头也有草房车行的贡献。
不熟识的人常以为我是个退休教师，大概是我“文化”得滥竽充数了。记得那时，我晚间经常抽空到唐闸工人俱乐部翻阅报刊书籍，白天碰到有文字的纸片，也总爱瞧一瞧。近书远烟酒，我是修车手艺人里的另类。虽然我分得清主次，那只能是业余，但也确实不合时宜，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年代啊，我不该往里钻。可是不光我，那些陆续结识的文友们也同我臭味相投，有事没事乃至忙里偷闲，都喜欢钻到我的草房车行来。我一边修车一边同他们开心地东拉西扯，谈天说地谈得最多的是文学，久而久之，共同的爱好结下深厚的友谊。半个世纪过去了，黑发变白发，不变的是友情。今年“五一”前夕，一众文友小聚，抚今追昔，融洽而欢乐的大团圆里，人人难忘草房和车行的贡献。
草房贡献确实大，它与我风雨同舟，磕磕碰碰，跌跌撞撞，相依相伴共度了十三个寒暑。草屋房子三年两头抹，记不清十三年里用稻草抹了几次屋，只记得，求购稻草难，运输也不易，往往等不到抹屋那一天，秋风乍起，卷我屋上三重茅，眼见得屋顶开窗，手忙脚乱，无济于事，狼狈不堪。临到抹屋那一天，又怕风又怕雨，更怕毛竹衡条被虫子蛀得体无完肤，承载不起师傅的体重出事故。我尝够了如履薄冰的滋味，我有心改变现状，却因先期在老家盖了三间瓦房而财力不够。好不容易熬到1977年，我平生第二次求爹爹拜奶奶地筹办砖瓦、木材。那时物资匮乏，要办成事还得先有交情。朋友出面借了卡车，给我去百里外的掘港镇提瓦片，付了700片瓦的钱，提到的只是400片瓦的货，只能自认倒霉……好不容易，一言难尽，总之这年初冬，草房终于化蛹为蝶，变身为白墙红瓦的三间小瓦房。从此，我的车行不该再叫草房车行了，它的本名就是疏航桥车行。草房体面地消失了，但我不能过河拆桥，作为历史存在，草房不但无愧，而且有功于我啊。
无论多寡，修车天天有进账，收入不亚于一个正式工人，然而后顾之忧是怕老，老无保障。所以，不能只埋头拉车，还得抬头看路。瓦房车行没两年，七十年代末改革初起，政策由禁止到允许，路边自设的修车摊越来越多，我的车行附近不再独此一家。虽然我的车行依然生意最好，但审时度势，我觉得必须趁早改行。1980年6月23日，我改行到公社机关上班。这缘于公社船厂此前刚出了死人失火的大事故，急需一名年富力强的安技干部，去抓全社近五十个企业的安全工作。我这个修修车的手艺人竟能被领导相中临危受命，这应该和我名声不坏尤其能写写弄弄有关。当时的传说是，我曾给素不相识的公社书记补过一次车胎，而拥有一票否决权的他，最终一锤定音认可了我。人命关天，水火无情，安全工作可是栽刺不栽花、不大受欢迎的“危险”职业，又是个迎难而上。好在我没有辜负期望，工作出色，运气也很好，连续五年无重大事故，列全郊区第一，也因此被提拔为乡工办副主任。
差不多与此同时，1985年春天，我们全家腾笼换鸟，搬回了老家去住。不久，我那车行又恢复了店面房的本来面目，先后或同时开过棉絮店、木匠店、木柴店、烟酒店、钟表店。早期的房租如今看来微不足道，却是小儿子当年上大学开销的重要来源，而老家瓦房改建楼房，也有房租的一份功劳。近十几年来，房租则全都用于对付我妻子的慢性病，这也多少缓解了高昂医药费的负担，是车行对我们一家最后的重大贡献。
希望的景色
现在，我的车行只能出现在我梦里。它舍小我为大家，已经消失在幸余路西延工程建设的洪流里。我再也无法觅到它的身影，虽然动迁前我曾为它拍照留念。我的车行朴素无华，我的车行还在那里，没有远行。
本文刊于10月30日《文汇报·笔会》 ，原题《再见，我的车行》。车行照片我们没有采用，就留给大家想象吧。也是因为，它实在和我们所见的无量数自行车修车行没有两样啊。谁知哪个有志的人，就身在其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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