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亚伟
从北京798创意广场出发,30台车,30台各种车,各种稀奇古怪的车,100多人,100多个稀奇古怪的人,50天,穿过平原、草原、戈壁、山地、盆地、高原等各式各样的地形,在根格塔拉、乌海湖、贺兰山、白鹿原等地玩了各种奇异的活动,2016年10月4号到达成都蓝顶艺术区。
第二天,受叶帅之邀,我和野夫、赵野、海波从德阳“第三代人诗歌”30年回顾展中抽身,拔出我们被酒泡软的腿,被文学史泡酸的腿,被怀旧泡瘸的腿,总之我们四个人,到成都蓝顶的时候,不知道有几条腿,五六条、七八条,九十条,没人去数,也数不清楚,我们代表诗歌与十几位艺术家在蓝顶碰头、座谈,谈诗歌之都成都的诗意和市井生活。座谈之后,我们大伙要去我在宽巷子的香积厨喝一场,是的,我们四个诗人知道,再来一场大酒,我们就最终从怀旧和历史中爬出来了,就可以爬到酒的岸边看会儿风景了。
接下去,这个车队,这些艺术家、音乐家、厨师、设计师、摄影师和车手和匠人们还要继续上路,沿途还要继续他们的风餐露宿、路边买卖、街头艺术、音乐爬梯、大地装置等等,然后穿越云贵高原,直达大理的床单厂艺术区,完成10000公里的行程。
这是李亚鹏和叶永青发起的“在路上”穿越中国艺术行动。这是一次事先张扬的旅行,一场空前奇异的行走。
我想起了垮掉一代和凯鲁亚克,想起了60多年前一伙男女在路上的情形,想起了他们搭车、驾车横穿美国的自由方式和嬉皮行为,想起了凯鲁亚克“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伟大名言。
30年前的一个夏天,是的啊,30年了,我和万夏、雷哥穿行在长江边上一个叫涪陵的小城街头,我们听说过嬉皮士,但不知道垮掉一代,不知道凯鲁亚克和金斯堡。那一天我们要去一个餐馆见何小竹等一帮诗人、画家,拥挤的街道,很多人一路上对我们行注目礼,有不少女人驻足、回头观望和议论。那一天万夏蓄着卷稍的披肩长发,穿着一件大红的手撕短袖衬衫,衬衫没扣,一条用螺丝帽做坠子的金项链在浓密的胸毛里晃进荡出,牛仔短裤还吊着线,明亮的阳光打在短库的断面处,一看也是手工撕的。我知道,涪陵城里的女人大都还没见过这么稀罕的小伙子。那一天,万夏的奇装异服刺激了涪陵城的这条街道,把这条街道变得更弯曲了。
傍晚在一个江边小酒馆,何小竹带着涪陵城中留长发、剃光头的艺术家、小说家都来了,大家先是游长江,然后开始喝酒,大约晚上九点过,万夏找了个塑料袋把短裤扎在头上,把外衣仍在凳子上起身说他要游到长江对岸,还要登上对面有电视转播塔的那个山顶,他说“我点火为号,表明老子真去了,你们今晚等着山顶的篝火”。说完真去了。
第二天上午,一阵砸门声把我从宿醉中惊醒,万夏回来了,我问他昨晚怎么没点篝火,我们还以为要去白帝城一带找他的尸体了。他说,他游过长江后穿上短裤、赤裸上身就开始爬山,快到山顶时被几个持枪民兵抓住了,民兵们怀疑他是去破坏电视塔的,把他关到天亮才放人,放他的原因是他给电视塔领导出示了一张名片。
当时涪陵几乎没人见识过名片,应该是这张名片镇晕了这位山顶的领导。
那张名片正面印的是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副会长万夏,背面是一句他的诗,没有地址、没有电话号码,作用类似于古人的名刺。数月前,万夏、杨黎、胡冬、赵野等几个二十来岁岁的小青年,趁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负责人不注意时,发动了一次政变,万夏四人做了副会长,石光华做了秘书长。之后万夏身上随时揣着自印的名片和自己亲手刻的公章。
万夏活着回来的那天下午,他给我们展示了很多他自己私刻私印的违法物品,其中,我们还看见了一份手抄的翻译稿,译者是岛子、赵琼,作者是美国当代诗人金斯堡。这是我和 何小竹等人第一次知道金斯堡、第一次读到金斯堡,而且这个稿子还是金斯堡的代表作《嚎叫》。
我们第一次知道美国有一个和我们情况很相似的诗派——垮掉一代,而且人家比我们早干了二三十年。
之后不久,加拿大有一个20多岁的流浪诗人大卫-迈可-戴经台湾来到中国,拿了北京某人的一张纸条就直接到重庆、涪陵来找我们玩了。通过他,我们知道了更多的垮掉一代的各种情况。在中国,那会儿也正是全国先锋诗人们在路上的日子,无数的奇装异服青年南来北往,每个人都好像身怀绝技,走到哪里都有地铺睡、都有苍蝇馆喝酒,甚至还有大学讲坛让这些人胡说八道。
1986年,我身无分文到成都杨黎家投宿,我浑身的流浪劲儿让杨黎来了瘾头,他领着我和他们非非派的男女诗人大醉几天后,向他妈妈要了200元钱和我远走高飞了,沿途经重庆、十堰、襄樊、长沙、武汉、广州、柳州、雷州半岛、到了海南。200元,一路上吃喝住店是根本不够的,但我们有绝招,我们会混火车,沿途还有无数渴望流浪的诗人用地铺、上下铺、苍蝇馆子、路边摊盛情接待。
1987年冬天,我去武汉找廖胡子和几个武汉当地的诗人玩,武汉诗人中,范道剑大学毕业后不好好工作,承包了阅马场中学的小卖铺,张辉在农贸市场卖大米、做米霸、小林和小吴穿着名牌鞋子倒卖二手中药材,偶尔搞点小偷小摸。在武昌大东门范道剑开的小卖部里意外碰见了我们大学的老兄弟马松,他本来要去上海购买羊毛衫回四川倒卖,但没到上海钱就花光了,就在小卖部呆下来守店卖货,小卖部管吃管住已经三个月了,还管了一个女朋友,这姑娘我见过,因为人比较耿直,马松管她叫擀面杖。
1992年,我从一个神秘地方流浪两年归来,在重庆朋友周忠陵家里收到了一封来自美国托人转给我的信,信是用中文写给我的,有的字像蚂蚁小,有的字比核桃大,这哥们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梅丹理,他在信中说,迈可-戴给他介绍我,他翻译了我的诗歌《我们》,并且在垮掉一代老大哥费林格梯开的书店城市之光里朗诵,效果非常好,还把这首诗发在了他们的地下刊物(自印刊物)上。他听迈可说我在武当山附近写作,有时弹吉他泡妞,他很羡慕,他那边纽约有一个叫什么的女诗人也很羡慕,问我是不是在武当山修道,她也想学习道家文化。
大约七八年后,梅丹理终于来到了中国,在深圳打工,我在上海碰见了他,他住在上海撒娇诗人默默家里,默默告诉我,梅丹理家在美国是著名的汉学世家,父亲是周易专家,弟弟是大商人,都希望他读完博士经商或从政,默默用上海话说,他就是不要好呀,要来中国流浪泡妞,他基本泡不到妞,太正派了,又不会装有钱人,明明有学问也不装成个教授,现在深圳那边的女诗人都用他梅丹理的发音给他取了个泡不着妞的外号,叫“没人搭理”。
现在迈可还在德国、捷克、波兰一带厮混,好久没有他的消息了,梅丹理还在深圳、上海、汕头、北京等地接点教书、翻译的活。他们都是垮掉一代的后辈,是第二代嬉皮士,他们那一代的大哥级人物、金斯堡的小弟鲍勃-迪伦前不久得了诺奖,大陆网络一会儿传阿多尼斯,一会儿传鲍勃拒领,一会儿传鲍勃认领,我想,鲍勃同不同意诺奖都无所谓,因为他身上嬉皮精神很深厚,鲍勃-迪伦是第二代嬉皮的领袖人物,很多人都曾经在心里哼唧着他的歌声上路的。迈可和梅丹理也算是老嬉皮了,已经早就深入骨髓,现在还在路上。
我想起叶帅在描述Coart车队到达丽江束河的情形,叶帅感叹道:那些沿街的店铺都还在播放着早期流浪者许巍和小娟他们的音乐。是的,我认为,车队沿途的各种行为,对当下中国文化来说,不外乎是人类寻找自由、追求心灵飞升、渴望肉体远行的一场大型演示,是一次有预谋、有策划的强烈表达,是一次强悍的当代艺术行动。许巍、小娟们的流浪音乐从景区店铺、车窗流出来,从游客们心头飘过,仿佛从人类定居、暂住的房屋里随意飘出的缕缕人间的炊烟。Coart车队这次从一些人的人生中穿过,驶向远方,我相信,多少年后,这次活动的参与者、见证者心中会多次再现这次行为,会再现他们人生中远方的远方。
凯鲁亚克用明确的语言把这一切很早就说了出来:
“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着最初的梦想,感受着最初的体验,我们上路吧!”
“我的心像被扎了一刀似的发痛,这是我每次看到一个我心爱的姑娘,在这巨大无边的 世界上朝着和我相反的方向走去的时候,常会有的一种感觉。”
“你的道路是什么,老兄?乖孩子的路,疯子的路,五彩的路,浪荡子的路,任何的路。到底在什么地方,给什么人呢,怎么走呢?……其实我们一直在路上,除了行走在路上,等待我们此身的终点,我们别无选择”。
前不久,我听朋友讲了一个故事,他一个亲戚的老父亲,退休多年,年逾80,平时几十元钱花费都要伸手向老妻要,终于有一天他倔强地做了一件让人惊讶不已的事情,他用他的退休存款买了一辆崭新的轿车停在家门口,他不会驾驶,也不会去考驾照,他要的只是曾经的梦想、远行的梦想。
上路,去远方,不管是青年、中年还是老年,很多人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甚至可能是一模一样的远行的梦,它也许是祖先遗传下来的,也许是上帝给人类设置的,也许是银河系某个星座托给地球的梦,相信吧,它绝对是真的,因为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一生,不过是在路上,永远是在路上,绝对是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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