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僧在山门外捡到一个孩子，见这孩子“根骨奇佳”，是练武的好苗，于是少年在寺中长大，老僧将自己的武学倾心相授，少年天资聪颖，刻苦用功，遂成一代高手……这是中国传统武侠故事中一种典型桥段。
非常奇特的是，穆蕴秋来到我门下的故事，居然与上述桥段异曲同工。
却说12年前，有某部级央企的一位老总，向当时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的王宗光教授表示，他自己身历中国当代造船事业发展的峥嵘岁月，常多感慨，所以很想在交大带一个研究生，研究中国当代造船工业史。王书记对他的想法相当欣赏，就来找我商量，看如何办理为好。我向她建议，可先在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通过该老总的研究生导师资格审查，然后让该老总以兼职导师的身份在本系带一个研究生，该研究生的学籍则仍归上海交通大学管理，以求规范。王书记认为这样办很好，遂安排下去如法操作，穆蕴秋就是作为该老总的研究生，来到我们科学史系的。
不过我知道，该老总这种身份的人士，常有身不由己之处，况且在交大带研究生又非本职工作，一忙起来就会顾不上了。所以在确定研究生导师时，为保险起见，穆蕴秋就需要有一个“第二导师”，而这种“第二导师”最终很可能会“有实无名”，因而当时我表示，就让我来当她的第二导师吧。
从后来的情形看，我还真有一点先见之明。该老总事过境迁，很可能就将在交大带研究生之事忘记了——他甚至没让自己获得一次和穆蕴秋见面的荣幸。就这样，穆蕴秋被我“捡”进了门墙。她本科就是交大毕业的，读研两年后她申请提前攻读博士学位，获得批准，从此正式成为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
穆蕴秋初来本系，不显山不露水，就是一个挺安静的小丫头，臻臻至至和同学们一起上课学习。但是过了几年，特别是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以后，她身上那些优秀素质就不由自主地逐渐显露出来了。
第一次是我受邀为某学术期刊组织稿件，让她写一篇小习作试试，这篇文章她写得中规中矩，给我的感觉不错。当我下一次为另一学术期刊组织稿件时，就让她正式写一篇论文，她按时交来，这次让我眼前一亮，顿生“孺子可教”之感。后来她对我谈此事的体会，说老师让我干活，我感到这是一个机会，应该好好把握，所以就停下了手中其他事情，全力以赴完成这篇论文。
我后来发现，穆蕴秋在学术上既有悟性，又肯用功，逐渐表现出远远超出许多男生的“力战”风格，让我刮目相看。另一方面，她又很有主见，而且非常懂事——敢于信任值得信任的人，知道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所以在学术上迅速成长起来。2010年她在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主持答辩的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前台长、著名天文学家赵君亮教授。穆蕴秋获得博士学位后，又经过两年博士后工作，最终成为我们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由科学史系升格而来）青年教师中的一员。
大约从2004年开始，我尝试耕种一小块“学术自留地”——后来我给它定名为“对科幻的科学史研究”。穆蕴秋的论文《科学与幻想：天文学历史上的地外文明探索研究》是这个方向上的第一篇博士学位论文。
最初我耕种这块小自留地，只是因为积习难改，什么事情都想和“学术”联系起来，看科幻电影和科幻小说也不例外。后来搞得比较认真了，就开始思考一些相关的理论问题。
一方面，在我们以往习惯的观念中，科幻作品经常和“儿童文学”、“青少年读物”联系在一起。例如，就连刘慈欣为亚洲人赢得了首个雨果奖的作品《三体》，它的英文版发布会居然是在上海一个童书展上举行的。这使得科幻作品根本不可能进入传统的科学史研究范畴之内。科学史研究者虽然经常饱受来自科学界或科学崇拜者的白眼（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科学史研究者是因为“搞不了科学才去搞科学史”的），但他们自己对科幻却也是从来不屑一顾的。
另一方面，在科学史研究中，传统的思路是只研究科学历史上“善而有成”的事情，所以传统科学史为我们呈现的科学发展历程，就是一个成就接着另一个成就，从一个胜利走向下一个胜利的辉煌历史。而事实上，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中，除了“善而有成”的事情，当然还有种种“善而无成”、“恶而有成”以及“恶而无成”的事情，只不过那些事情在传统科学史中通常都被过滤掉了。出于传授科学知识的方便，或是出于教化的目的，过滤掉那些事情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那些事情就真的不存在了。
还有第三方面，“科学幻想”也并不仅限于写小说或拍电影，科学幻想还包括极为严肃、极为“高大上”的学术形式。例如，在今天通常的科学史上大名鼎鼎的科学家们，开普勒、马可尼、高斯、洛韦尔、弗拉马利翁……都曾非常认真地讨论过月亮上、火星上甚至太阳上的智慧生命，设计过和这些智慧生命进行通讯的种种方案。以今天的科学知识和眼光来看，这些设想、方案和讨论，不是臆想，就是谬误，如果称之为“科学幻想”，简直就像是在抬举美化它们了。然而，这些设想、方案和讨论，当年都曾以学术文本的形式发表在最严肃、最高端的科学刊物上。
穆蕴秋的博士论文，恰恰就是将天文学史上这些在今天看来毫无疑问属于“无成”的探索过程挖掘了出来，重现了出来，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这些“无成”之事后面的科学脉络和历史背景。她以惊人的勤奋和毅力，通过天文学史上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案例，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科学发展过程中，“科学幻想”和科学探索、科学研究之间的边界，从来都是开放的。或者可以说，“科学幻想”和科学探索、科学研究之间，根本不存在截然分明的边界。
所以，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科学幻想不仅可以、而且应该被视为科学活动的一部分。我们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卷2期（2012年）上联名发表了题为“科学与幻想：一种新科学史的可能性”的论文，集中阐释了这一结论及其意义。
穆蕴秋的博士论文，以及她近年与我合作的十多篇学术论文，又具有十分强烈的“示例”作用。这些论文表明，一方面，将科幻纳入科学史的研究范畴，就为科学史研究找到了一块新天地，科学史研究将可以开拓出一片新边疆；另一方面，将科学史研究中的史学方法、社会学方法引入科幻研究，又给科幻研究带来了全新的学术面貌。
想到“对科幻的科学史研究”本来只是一个有点“野狐禅”的念头，但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居然初见成效，前不久我和她联合署名的学术文集《新科学史：科幻研究》已经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现在《地外文明探索研究》又接踵问世，我当然更乐见其成，爰为此序，略述所感，权当绿叶，以衬红花。
2016年1月16日
本文刊2016年12月15日《文汇报·笔会》，
为穆蕴秋著《地外文明探索研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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