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记者的黄广明，给单读寄来了一篇短篇小说，故事围绕着“我”与一位爱读报纸的流浪汉的相遇展开。因缘巧合，“我”知道了流浪汉的秘密，这秘密或许紧紧关联着这位无名之人的非正常死亡。而整个故事进行中，纸媒的身世沉浮亦随之隐现其后。
黄广明试图从传统的新闻报道中跳脱出来，尝试另一种观察和写作的方式，以虚构笔法拼贴、演绎新闻事件，终又回到对传统的缅怀。
流浪汉之死
黄广明
下洛溪大桥，经过桥下一个花坛，减速，转弯，调头，他出现了，在车窗两米外。
他站在花坛中，吃着盒饭——应该是别人吃剩下的，看着报纸——永远是一沓《南华晚报》。报纸搁在齐腰高的桥墩上，两个水泥柱从桥墩长出来，撑起他头顶的桥面——他的屋顶。
几乎每天下班，我都遇到他。
他看起来四十多岁，真实年龄不好说——流浪汉通常更显老。他发须蓬乱，脸色灰黑，身边有一个大袋子，里面装着空瓶空罐，身后还有成摞成摞扎好的旧报纸。
他总是穿着一件下摆齐膝的披风，披风上粘满了一小块一小块塑料片——像铠甲片一样挂满全身。风过时，全身像树叶一样哗哗作响。
这一切与多数流浪汉无异，包括他那件奇怪的披风——流浪汉或多或少有些怪异。让他显得特殊的，是他戴的一副眼镜——看样子是近视镜，以及他手里的《南华晚报》——永远的《南华晚报》。
《南华晚报》，曾经是本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有上百个版面，现在却苟延残喘，我都不好意思跟人说在那里做过记者。我现在在网络、在新媒体工作，关注的是财经新闻中的资本市场，在我（所关注的他人）的世界里，货币的单位是“亿元”。
谁会在意一个流浪汉？只不过是此处的拥堵让你无法回避他。
无论阴晴寒暑，每次我路过时，他都在埋头看报，仿佛身边的车流和汽鸣不存在。口中发出呓语般含混的声音，看表情，有时哭，有时笑，有时怒。
他一定是沉浸在各式新闻故事中了。
流浪汉本人和他身边的一切，都是脏的，旧的，黑的，乱的，除了他手上的《南华晚报》——总是整齐，簇新，色彩鲜艳。这种对比会让你猜想，他的报纸不是垃圾筒捡的，是在报摊买的。
他更让人想起一个落魄的书生，而非流浪汉。他身材有些高大，透过蓬乱的发须，你会发现他俊朗的面部轮廓。他应该有过工作，甚至一些女人。他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故？为何沦落至此？家人找他了吗？他能找到家吗……
我对他有过各种想象，甚至想跟他搭讪，但我终究没有停下车。
直到去年的一天，我有求于他。车在花坛边调头时，我眼前突然一黑，几乎同时，一阵暴烈的“噼啪”声袭耳，一些黏糊糊流质状的东西顿时布满了挡风玻璃，我定睛一看，当时就想呕吐。
我下车，仰头望向头顶的洛溪大桥。一个人推着自行车，车尾挂着两个蓝色的泔水桶，从桥上的人行道推行而去。我明白了，经常有运贩从市内回收泔水回番禺，这次泔水桶撞到了桥上的护栏，泔水溅出落下。
“操你大爷，没长眼啊。”
运贩径直前行，车流声淹没了我的声音。
我望了望挡风玻璃，又望了望几步之外的流浪汉。他站在桥墩边低头看报，刚才的一切，他没有抬头看一眼。
“诶，能借几张报纸吗？”
没动静。我走到他身边重复了一遍。
他抬起头，酒瓶底似的眼镜背后，眼神疲惫而迷惘。这次我看清了他的铠甲披风。布袍上悬挂的那些塑料片，是质地较硬的塑料，每片都用细铁丝穿孔，跟布袍连在一起。
“能借几张报纸吗？”我指了指挡风玻璃。
他明白了，犹豫，咕咙着摇头。然后两手拿起报纸，在眼前晃来晃去。
“你是说报纸要看，不愿给我？”
点头。
“旧报纸呢？”
他重复看报纸的动作。
“还真你妈是文化人。”我扭头就走。
两步之后，我听到他发出急切的喉音。我回头，他向我招手，我走了回去。他黢黑满是污垢的手在那叠《南华晚报》中翻捡了好一会，——相比我做记者那会，报纸薄多了，抽出其中几张递给我。我一看，全是软文广告版面。
“谢谢。”我接过报纸，“你不能说话？”
他点点头。身边响起了催促的汽鸣声。
我望了他一眼，“这些报纸都是你买的？”
他点头。那个猜测证实了。
我走了。等我擦掉车头脏物离开，见他又埋首在报纸世界中。
我遇到他，并非每次都是他在花坛看报的时候。在洛溪新城一带其他地方，我见过小商贩打他，城管赶他，还有同行抢他的瓶罐。当然，也有例外。
有一次，在那个花坛旁调头后不久，前面的车突然“吱”地一声急刹，我也急刹，差点追尾。我惊魂未定，前面司机摇下车窗，“傻逼啊你，没长眼睛啊，臭要饭的。”
车前站着那个流浪汉，他一动不动，瞪着司机，一只手指了指脚下，又指了指前方。
脚下是斑马线，前方是斑马线的红绿灯，绿灯还亮着。
然后他不发一言，慢悠悠地走过，拖着一个袋子。
“臭要饭的，还真装逼”，司机又骂了一句，但声音比之前小了许多。
他永远穿着那件塑料铠甲披风。冬天你可以想象它能御寒，夏天只会让你觉得……保暖。即使是太阳最毒辣的七月，我也没见他脱过。这身装扮让我确定他精神有不大不小的问题，但同时，必须承认，赋予了他波西米亚气质，以及文艺范。
有好几次，我在洛溪大桥上都看见他。长河落日，他走在人行道上，目不斜视，须发飘飘，踽踽独行。他逆光而来，脚下氤氲，枪挑一天的劳作成果，身上的塑料片在夕阳下闪闪发亮，哗哗作响，仿佛一身白金铠甲。
那一刻，他就像一个衮衣仗矛的武士，穿越而来，一桥缓缓而行的车，都在给他行注目礼。广州城里的几百万男人，都没他酷，没他帅。
那一刻，车流，大河，巨轮，夕阳，北面的白云山，广州塔，珠江新城，下游的大学城，广交会会馆……都成了他的背景，他的暖场，他的衬托。
有时候，我加班晚归，夜已深，他躺在桥墩上，身上盖着报纸。这时你不免会想，纸媒还是有优点的，质感，柔和，有温度。
报纸越积越多，成捆成捆，靠着花坛里端的桥台墙，摞了很高——成了一堵报墙。全都是《南华晚报》，多年的《南华晚报》。他用塑料布蒙着，但已不能遮拦全部。我想，他一定会一次卖不少钱。只是一般人无从知道，这些报纸并不是他拾来的，是他买的。
这个秘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当然，这是世上最无价值的秘密。
但我错了——关于这些报纸最终的用途。
今年夏天的一个黄昏，我和老婆孩子在洛溪桥脚的一个小广场闲逛。我突然看到不远处有三四个人在撕扯打斗，在桥底的花坛处，没错，其中一个人就是他，他被踹倒了。
我穿过马路来到花坛，打他的人已经跑了。他站在花坛边缘，朝前方望去，捶胸顿足，哀号不已。顺着他的目光，我看到三个人手里提着什么东西往前跑，消失在一个拐角处。
他的哀号逐渐变成低吟。额头出血了，血从蓬乱的发中渗出，流过黑糊糊的面颊，渗进唇边的乱须里，滴到地上。
他的目光掠过我，就像我不存在一般，眼镜左边的镜片已经破碎。他蹲了下去，交抱双臂，伏在膝上哭。
他还穿着那件披风，但铠甲片掉了很多，就像鱼掉了很多鳞。
“怎么回事？”我问。
他指了指花坛里端，靠着桥台墙摞得快有一人高的报墙已经坍塌，报纸散乱在地。好像比原来少了一些，但感觉多数还在。
“他们抢了你的报纸？”
他依旧埋头，哭。
“那些废报纸值不了几个钱，”我说，“你赶紧找个药店，买点药、止下血。”我说。
我从钱包掏出一百元，又塞了回去，换成五十元，递给他。
他没理我，依旧哭。哭声有点怪异，有点沙哑。
“诶，你那些旧报纸真的值不了几个钱，赶紧去止下血吧。”我大了声音。我闪过念头，去药店给他买纱布和药，甚至送他去医院，但又自我否定了。
他抬起头，血还在渗出，但小了一些。他指了指坍塌的报纸，然后摊开手掌，在眼前晃了晃。
我蹙了蹙眉，表示不懂。
他一只手伸到披风里，不知从哪里掏出一只圆珠笔，捡起地上一张报纸，在空白处写了几个字，递给我。
“报纸是看的 不是卖的”，工整流畅的行书，我有些惊讶。
“旧报纸你也看？”
他点点头。
“几年前的旧报纸你也看？”
点头。
我摇摇头，觉得不可思议。旋即我想，不能以一个正常人的标准衡量他，他很可能是个偏执狂，或许是偏执造成了他的精神问题，或许是精神问题造成了他的偏执。
可以肯定的是，他在精神出问题前，无家可归之前，一定是《南华晚报》的忠实读者。那时还是纸媒的黄金时代，前智能手机时代。而精神出问题后，他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心智上都与这个时代脱节了。他的阅读习惯钉死在了铅纸时代。
他以拾荒为生。每天的《南华晚报》，是他精神生活的全部。
是人皆有精神需求，无论贫富贤愚。那一刻，不知为什么，我想到了那个老太太。多年前做记者时，我曾到过西南的一个贫困山区，那里的人们依然刀耕火种、食不果腹，很多孩子冬天都没有鞋穿。但一天县里的文化站送戏下乡时，周围几十里的人都来了，有个小脚老太太走了几十里的山路，从清晨走到晚上，只为看这场戏……
从那以后，我不再像从前笃信那个著名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了。
“你能看报写字，——字还写得不错，”我转换了话题，“你原来是做什么的？”
他摇摇头。
“你叫什么名字？”
摇头。
“你能听不能说？”
点头。
“你是怎么哑巴的？”
摇头。
“你还记得老家在哪吗？”
他摇摇头，忽然又拿起了报纸和笔，写了两个字，“湖北”。
“湖北哪里啊？湖北这么大。”
他摇摇头。
“家里有什么人还记得吗？”
这次他不假思索地写了五个字，“妻，女，母，兄，嫂”。
“他们的电话还记得吗？”
摇头，又低下了头。
“你有可以联系的朋友吗？”
摇头。我不确定他是没有朋友，还是不记得有朋友，但这没区别。
“你想回家吗？”我突然想起一些流浪汉并不想回家。
他盯着我，使劲点了几下头。泪水渗出，冲淡了眼角边的血迹。
我感到一阵酸楚。我没法帮他，他失忆得厉害，我都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我——他去年帮助过的那个人。
他头上的血迹已经凝固了。天色已暗，我看了他一眼，离去。
回到妻儿身边，妻子说，“真想不到，交游甚广啊。”
我笑了，有些沉重。
夏天过去，秋天到了。他还像往常一样站在花坛里吃饭看报，那些旧报纸边上，垒了些石块。
眼镜的一个镜片已完全脱落，他看起来更加落魄、苍老，或许那次受伤不轻。那次帮助他的努力失败之后，他对我来说基本上成了空气。那次接触让我动了恻隐之心，徒留感伤。随后我反思——这些，是负能量。人应该远离负能量，拥抱正能量。所有成功人士与看似成功人士都这么说。我偶尔流露出的温情，是滥情，是不务正业。我性情中的这一部分，正是我现在不够成功的原因。
那个流浪汉——社会的 Loser ，和他所看的报纸——媒体中的 Loser ，都是负能量。他们出现在你的世界不是你的错，但出现在你的头脑就是你的错了。
或许，他们存在的惟一价值，就是警示我们，不能混得太差。
终于有一天，路过桥底的花坛时，我再没看到他。记得那天冷空气南下，入秋后首次大幅降温，下起了小雨。第二天第三天，依然不见他的身影，只有散落在花坛的一张张报纸——成摞的旧报纸突然不见了。到第四天我下班路过时，花坛已经被另一个流浪汉占据，一个不再看报的流浪汉。
看样子他不会再回来了，我有点失落。我想阻止这个无益的情绪——负能量，但未能成功。
他为什么离开？肯定不是因为冷空气南下，往年有比这更冷的时候……或许，家人找到了他，或者，他想起了家乡在哪。
祝他好运。
大约过了四五天，我在小区门口看到一则警方公告，洛溪大桥下游一公里处，珠江岸边打捞起一具尸体，警方盼知其身份和线索者联系，公告附有照片。
是他，百分之百。虽然面部已肿胀变形，眼镜也不见了，但那件塑料铠甲披风还紧紧系在他脖子上。
带着一点紧张和激动，我拨了警方电话。
随后我来到附近的派出所协助调查，临走前警察向我表示感谢，我问：
“他会是自杀吗？”
“有可能，经常有人从洛溪大桥跳下去。”
“哎，看他后来的样子，越来越活不下去的感觉。”
“不过，现在也不能断定。”警察说，“流浪汉这个群体的非正常死亡，他杀的比率远远超过自杀。”
“噢？”
“这是犯罪学社会学研究的结论，过往的统计也证实了这点。”这个中年警察似乎有点学术爱好。
他告诉我，一般人可能认为流浪汉生活困苦容易自杀，实际上他们往往乐天知命，很少自杀。另一方面，因为这个群体弱势到被人忽视，他们很容易成为“同业”冲突、街头暴力、无聊取乐、或有预谋犯罪的牺牲品。
我想起了那几个抢他报纸的恶棍。
我想起了那些社会新闻，流浪猫狗时常遭到一些街头混混的取乐残害，他们把炮竹放在小猫小狗口中，然后点燃，或者刺瞎它们的双眼……和丧家的猫狗一样，流浪汉也更容易遭遇车祸、疾病、寒流、无聊恶棍的袭击。
我想起了做记者时有一次与一位民政干部同行，他看到路边的流浪汉说，“这些人就应该洗干净了送到动物园喂老虎，一举两得，还美化了市容”。
他真的是一位民政干部。
我想起东野圭吾的推理小说《嫌疑人X的献身》，说的是一个数学老师为了帮他所爱的女人掩饰杀人之过，让一个流浪汉充当道具般的替死鬼。对不起我剧透了，所有读者都被那个数学老师的爱情感动得死去活来，所有读者都感叹他脱罪手段的精妙，有谁注意到真正的受害者、全书中惟一无辜的死者就是那个道具般的流浪汉？
……
警察说，很多有身份人的命案都悬而未破，更别谈一个流浪汉了。
流浪汉对一个城市而言，既存在，又不存在。
我真的有点沮丧，还有悲怆，愤怒。为这个流浪汉，为这个世界的不公，一堆的负能量汹涌而来……但第二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它们已经烟消云散。我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绪，越来越熟练。屏蔽负能量，这是必须的。再见了，流浪汉，读报的流浪汉，最后的再见。
每月要还的房贷，孩子的择校，可恶的老板，创业的冲动与纠结……我又投入到（水深）火热的生活中，投入到了投资第 N 轮、全球五百大、点击过千万、市值数百亿、微信十万加（但人生基本都你妈一百减）的世界中。
快到年底时，我接到一个前同事的电话。
“老同事们聚一下，顺便缅怀一下南晚，咱们青春的二逼岁月啊。”
“缅怀？出啥事了？”
“哎哟老大，老东家停刊快俩月了，你都不知道？”
我愣了一下，“哪天停刊的？”
“ 11 月 8 号，记者节。”
“记者节？日子挑得真好，——我真没注意。”我离开南华晚报已有六年，好几年不看报纸了。
“哎，看来纸媒真的是明日黄花了，当年一纸风行的《南华晚报》，现在死了都没人关心。”这位创业成功的前同事说，“其实我也是上周才知道……”
挂了电话，我有点发愣，有点伤感，真的缅怀了一下那份报纸，以及我们青春的二逼岁月。那时报纸影响大，料猛敢说，我们年轻，都怀抱新闻理想，很猛，很二，都浪得一点虚名，虽然有时也碰得头破血流。
纸媒衰落后，当年的兄弟们，创业的创业，转型的转型，发财的发财……当年的情怀，有人祭奠，有人嘲笑。
当然，也有运气差的，有落魄的，抑郁的……并不是每个人都混得好。
新旧更替，这是社会进步的规律。企业如此，人也是如此，没法伤感，跟不上形势，就会被淘汰，成为失意者，流浪汉……
——流浪汉。那个看报纸的流浪汉。
我又想起了他。一瞬间，我的脑回里似乎激起了一点火花。我想到了什么事，火花又熄灭了，我很沮丧，很重要很有趣的一件事……还好，又点燃了。
11 月 8 日，记者节。我在手机上搜了下天气新闻。11 月 8 日，星期二，广州，多云，最高气温 28 度。11 月 9 日，星期三，大风，小雨，最高气温 19 度，入秋后第一次冷空气南下，大幅降温。
我又查阅了日历，回忆了那两天前后的日子，努力定位 11 月 8 日、 9 日两天的细节。没错，流浪汉，那个看报的流浪汉，就是在 11 月 9 日失踪的，那天下班路过花坛，我再没见他。
我发怔了半天。我想求证一下那个假设。
这当然是一个毫无裨益的求证。你可以把这事当作单调生活的一个调剂，小插曲，再说我也有看推理小说的爱好。
当然，我也得承认，内心里，我对那个看报纸的流浪汉给予了一定的情感认同。总而言之，就是老婆概括的我身上的一种“宝贵特质”——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单纯与世故之间理想与功利之间摇摆的一个具有文青气质的小市民的不彻底的庸俗性，让我进行这次求证。
我能做的不多。我找到了 11 月 8 日《南华晚报》的闭刊号。封面刊发了一封致读者的告别信，写得很煽情，也很雷同（接连闭刊的纸媒造就了一种闭刊体）——感谢读者六千多个日夜的陪伴，过去的辉煌不因停刊而消逝……当然，也少不了感叹形势比人强，纸媒难挡电子阅读的汹涌之势。
我还找到一个洛溪桥脚的报摊摊主，——整个洛溪新城只剩下两个报摊了。这位中年妇女告诉我，她对那个“捡垃圾”的流浪汉印象很深，他在她这儿买了四五年报纸，而且只买《南华晚报》。
“报纸最后一期，他来买报，递给我一块钱，我说，明天就没这份报纸了。他拿着报纸，愣了半晌，走了。”
“之后你见到他了吗？”
“第二天早上他又来了，我说晚报关门了，别以为我骗你，你到别的报摊也买不到的——您要什么？”
一个男人走过来，买了一盒烟。
“我说你可以买都市报，还有早报，他摇摇头，”摊主接着说，“看他挺失望的，愣了半晌，走了。从那以后，我再没见到他。”
我看着中年妇女，愣了半晌。最后买了两份我并不想看的报纸，权当致谢，走了。
与上次迅速联系警方不同，这次，我犹豫了很久才拿起电话。
但又放下了。
说了，他们很可能不信。
死亡已属平常，在这个一千多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就更属平常。每天都有各种死亡，正常的非正常的，死者不是足够有名，或者死法不是足够离奇，都见不了报上不了网成不了谈资。
又有谁会关心一个无名无姓的流浪汉之死？而在一个无名无姓流浪汉的 N 种常见死亡原因之外，你说出了最不可能的第 N+1 种原因，谁信呢？
……
只有我信。
那份已然日薄西山的报纸，是他在世上全部的精神世界，全部的精神寄托。但它却死掉了。
我又知晓了他的一个秘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秘密。现在，这个秘密已超越他的报纸是买来的而不是捡来的，跃居世界最无价值秘密第一位。
传说中的孤魂野鬼，不是身首异处或者死无葬身之地的人，而是无人知其死因的人，哪怕世上只有一个人知道他为何而死，他都会安息。
几个月后，我在一本悬疑小说上读到这句话时，怔了半天。套用那句流传甚广的话，这个世界最缺的不是爱，是了解——这是对生者而言的，对死者来说，最缺的不是祭奠。
依然是了解。
我又想到了那个流浪汉。我忽然有点欣慰，那个流浪汉，看报的流浪汉，在另一个世界，不会再漂泊。
这个世上最无价值的秘密，我会珍藏。
编辑 | Lee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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