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南端乘夜间火车直穿西班牙，径奔达·伽马的国度。凌晨一睁眼，见山谷中野花吐艳，溪水湍湍，春意盎然，于是想到佩索亚的诗《柔美、清脆、空灵》：
“清晨小鸟的嘤鸣，
将黎明唤醒。
我谛听那戛然淹没的歌声……”
比起法国来，葡萄牙的山乡景色更富自然野趣。有些去处近似荒蛮，难符西欧发达的盛名。到了特茹河湾的里斯本，只见长逾千米的大吊桥飞跨一片深蓝浩水之上，江城合一同入海天杳渺之灵境。
关于这伊比利亚半岛的形胜之地，法国作家约瑟夫·凯塞尔于1968年在其小说《特茹河情侣》里有如下描述：“特茹河两岸朝乘船游客迎面而来。一边是里斯本、市内教堂、隐修院和城郊；另一边是有几分荒凉的葱绿山岗，其脚下疏散着小湾和渔村。特茹河口阔似海峡，一切都浸在夕照里……”后来，《特茹河情侣》拍成电影。观众追随着绿眼女卡特琳和安东尼·卢比耶一对恋人厄运的发展往游里斯本，一瞻这位“特茹河王后”幽静的美色。
里斯本市恰巧坐落于碧天之下河海间的七个山丘上。公元前，腓尼基人在这欧洲大陆的最西端筑城，罗马人接踵而至，栖息于此。从那时以来，这座古城像它那个曼奴埃尔式贝莱姆哨塔一样，一直面对着淼茫的大西洋守望。屹立于港湾海岸的“大发现纪念碑”，塑造着历来一系列航海探索者的群像。正是这些冒险家用里斯本主保圣人尤利西斯赐与的罗盘，从十五世纪起一再远涉重洋，发现了地球上的新天地，使地中海不再是少数人分享的世界中心，而迎来了外向探索的文艺复兴潮流。
冒着猛烈的海风，我们走近“大发现纪念碑”，仰观其从特茹河口凝目大西洋远方的跃进态势，不觉也为之振奋欲起。里斯本人说，这面宏碑是为达·伽马和卡蒙恩斯建造的。达·伽马于1497年奉葡萄牙国王之命，在眼下这一海岸启程，率部驾快帆船绕过南非好望角，找到了通向印度的航路，并于次年五月抵达印度西海岸的科泽科德，开拓了葡萄牙这个中世纪小君主国称雄海上和欧亚非贸易的前景。卡蒙恩斯的史诗《鲁西亚德》，亦名《印度的发现》就是歌颂这一世界航海业绩的。只是，达·伽马拓展印度航路，跟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一样，同时也揭开了欧洲人海外殖民掠夺的血腥篇章。细思之，不知为何人类每一次历史进展，每一个新纪元总伴随着一方的霸权与另一方的屈辱。达·伽马不就是以征服者的姿态，于1524年就任了葡属印度总督，凌驾于异族之上吗？其人功罪，谁能予以公正评说？
历史的疾风从海角悬岩和荒山缓坡上吹过。今日之里斯本已退缩一隅，全无往昔的海上威风和那曾经一度取代过亚历山大港的繁荣。
一进老城，见座座古屋窗户外边晾着衣服和冲干净的再生塑料袋，可以想象居民生活的节俭。
里斯本老城始建于摩尔人时代，俨然一座狭窄街巷和倾斜砌石阶梯的迷宫，有的窄巷宽度竟不到一米。从特茹河口爬坡而上，遇到精宿泛绿，或呈现淡玫瑰色，屋墙红瓦，喷泉瓷砖的靛青、蓝花楹的紫彩和教堂穹顶的洁白，在大海辉光的返照里相映成一幅幅粉彩画。这时，游客方觉此地非为人们所传的“白色城市”，不同于伊比利亚的卡萨布兰卡。
经大教堂登至圣乔治古堡，特茹河岸和里斯本全景尽收眼底，秀色可餐。俯首老城，其建筑颇似没落贵族，衰败而不失华贵，尚留昔日辉煌的余容，又显葡萄牙人的本色。观此景，我耳际仿佛响起女歌唱家玛德莱迪乌斯清纯的歌喉。在一届戛纳电影节放映的影片《里斯本的传说》里，她动人的演唱，青春的意态，给人那么深刻的印象，促使笔者回巴黎立即去找来她近年录制的几盘磁带，愈听愈爽心逸神。
玛德莱迪乌斯无疑是承继了卡蒙恩斯的哀歌格调，采用葡萄牙特有的“法朵”民歌风，以清脆、忧伤的嗓音让听众感染一种淡淡的哀愁，沉入凄凉的追思。
“法朵”源于里斯本的穆拉里亚贫民区，最先由艺妓玛丽娅·塞维拉演唱。而今，“法朵”歌舞厅在阿勒法马区比比皆是。该区墙上贴满“法朵”的歌星照片，吸引游人。听众可一边听歌，一边品樱桃甜酒。
“法朵”本为社会底层的幽怨，慢慢成了葡萄牙全民族的心声。著名画家何塞·马赫的《法朵》，就是一幅生动显现民间歌唱“法朵”场景的作品。入夜，里斯本旧城的酒店、餐馆或音乐厅，响起艺人咏唱“法朵”的歌声，表达爱的激情或悔恨，葡萄牙人天生的忧郁。
所以称其为天生秉性，是因为葡萄牙人生来多愁善感，忧郁成了他们诗意气质的特征。对这些往往在怀旧中生活的子民，忧郁不再是一种感情的痛觉，而变成了精神的美感和生存的慰藉。在莫可名状的灵感和无抑制的悲感中，他们轻唱，或者静听“法朵”，宛如魏尔伦或波德莱尔在诗坛审美一般。
欲觉忧郁者的幽隐之处，游人须到安息着达·伽马和佩索拉等先行者的圣热罗姆修道院一游。这所修道院规模之大，超过我游历欧洲所见的任何一座宗教建筑。遥想当年，它曾庇佑过多少遁世的修士。在曾称霸一时的“葡萄牙大帝国”花都，竟也有那么多跟佛教徒一般看破红尘的人乞灵于寂灭，确也是现代寻常人所难以理解透彻的。所谓西土红尘，指的是濒海贸易广场、通向罗西奥广场的自由林荫道，亦即里斯本的香榭丽舍，还有太阳海岸的王宫和辛特拉那边的“光辉伊甸园”云云。
然而，佩索亚却说他“眼前的世界化作一片空荡。”曾有诗云： “寡欲是幸福，无为即自由。”
这位葡萄牙大诗人于1935年谢世。他死后，人们除在其蜗居的一个箱子里找到两万七千多份未曾发表过的手稿外，还发现卡埃洛、莱斯、康伯司和苏亚雷斯等四位风格迥异的知名诗人，以及常在里斯本和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作品，并掀起相互论战的72个雅士全都是他一个人，而他自己的真名“佩索亚”，含义却是“无人”。可见，此翁生时是怎样竭力将自己隐藏于大量作品后面，堪称稀世的“文坛怪杰”。
佩索亚声言：“我什么也不是，但却身负世上所有的梦想。”
由里斯本闹市绕回竖立着“大发现纪念碑”的海岸，笔者追昔抚今，望洋兴叹：佩索亚创造了“宇宙时空艺术”，至今仍是个难猜的谜。也许，正是他这位神秘的“无人”揭示了里斯本“法朵”忧郁的底蕴，让异国人隐约感知到葡萄牙人深邃的魂灵。
本文刊2016年12月24日《文汇报·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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