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2月21日，杨振宁、姚期智放弃外国国籍转为中科院院士的消息引发热议。对杨、姚两位先生的做法，各种议论均有，笔者不再赘述。笔者想谈的是：学术界长期以来根据人才头衔、身份进行学术评价，给予有显赫学术头衔者特殊学术权力和待遇的问题。
在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或者美国科学院院士参加学术活动，没有任何的学术特权，他们会和年轻学者平等对话；大学和科研机构聘用教师和研究人员时，主要看其本人的教育和学术能力，而不是其曾经获得的显赫身份。院士在美国学术界就是一个荣誉，没有任何与这一头衔挂钩的特殊利益。这是美国科学研究保持创新活力的重要原因。
国内学术评价却高度“头衔化”。以院士制度为例，一名学者当选院士后，不但能获得对应的经济待遇，还享有高人一等的学术特权，成为很多重大学术课题的负责人、评审人。院士评审存在“跑、要”现象，院士四处兼职，一直不退休，都是院士“头衔化”的表现。近年来，国家提出进行院士制度改革，包括建立院士退出制度，但较少涉及院士制度“利益化”的问题。剥离了院士的利益，回归学术荣誉的本质，院士何时当选，是否退休有什么关系呢？
有人说，杨振宁放弃美国国籍，可能对其他海外学者产生示范作用。其实，吸引海外人才的是平等、开放的学术环境，而不是看重学术头衔、身份的环境。包括杨振宁在内的许多科学家都曾指出国内学术界的一大弊病：处于学术黄金期的学者，由于没有头衔，难以获得学术资助；过了学术黄金期的学者，因为有学术头衔，各种资源纷至沓来。
近年来，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加大了对海外人才的引进力度。可是，引进人才都存在重头衔、身份的问题，有的学校高薪引进已过学术黄金期的知名学者，除了以此装点门面外，对学校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并无多大实质性贡献。而且，这种做法还会引发青年教师群体的不满——有限经费不用于提高青年教师的待遇、改善其科研环境，却用于谋求人才政绩。
对于曾经作出重大学术贡献者，当然要尊重，但是，学术头衔和学术利益必须分开。如果允许学者在学术黄金期利用海外学术环境，创造学术成果，获得学术头衔，然后在难以做出一流成果的时候，凭头衔到国内高校、科研机构获取资源，就无益于国内学术环境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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