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老院，叫粤东会馆。那是一座有百年以上历史的老会馆，坐落在北京城前门楼子东侧一条叫做西打磨厂的明朝老街上。尽管如今新整修后的这条街西口介绍街的历史的石牌上，只留下临汾会馆的名字，而忽略了粤东会馆，但在清光绪《京师坊巷志稿》一书中，记录那时在这条老街上存有的六大会馆：粤东、临汾、宁浦、江西、应山、潮郡，粤东会馆是名列第一的。
从落生不久到1968年去北大荒插队，我在这个老院里生活了21年，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春期。我们的老院里，住着各色人等。尤其是老一辈人，表面波澜不惊，却身世如乱云，人生似飘蓬，可以说，每个人都是一本厚厚的书。从童年时光里那些老人欲说还休遮遮掩掩的神神秘秘，到“文革”中几乎所有家庭都被无情撕开一道口子，让很多神神秘秘的往事变成了触目惊心的现实。这些活生生的人与事，一直处于沉睡状态，人到晚年时，蓦然惊醒，越发折磨着我。
虽然我已经写过很多本书，但是，我自己的心里明白，对于我，这确实是最想写的一本书。我一定要好好地写，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读者。越是有了这样的想法，越不敢轻易动笔。前年的夏天，我到美国看望孩子，远离故土，我们的老院常常袭上心头，变得时而格外清晰，时而幻象一片，历史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和现实交错在一起，在异国他乡愈发变得触目惊心。
纳博科夫曾经说过：“任何事物都建立在过去和现实的完美结合中，天才的灵感还得加上第三种成分：那就是过去。”过去的作用，对于文学创作就是这样巨大。在时间的作用下，过去有了间离的效果；在想象的作用下，过去成为写作的酵母。
正如纳博科夫所说，过去对于现实的重要作用，要想真正走进我们的老院，重新梳理一下粤东会馆历史的空间和地理的空间，以及人们和我自己的心理空间这样三重空间，也许还是很有必要的。为了慎重起见，我先写了几篇短文，如同投石问路一般，先看看自己是否找到一些感觉，能否顺利进入我们的老院那已经几乎被人们遗忘的沧桑的过去。然后，我按照我们老院三进三出的格局，挨门挨户写了各家的小传。
孩子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空旷的屋里屋外，格外的安静，让心也静了下来，我的老院，我的老街坊，纷至沓来，记忆如蜂蝶飞舞，蜂拥而至。那些时日，让我感受到人生不仅是人生，还可以是文学；不仅可以回忆，还可以品味和思悟。
因此，我清醒地知道，我们的老院，写的是粤东会馆，已经不完全是粤东会馆。那里写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曾经真实地生活在过去年月里，也生活在我今天的想象和重构里。为了更加真实，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对号入座，那些人物，我进行了张冠李戴，甚至偷梁换柱。可以说，我今天笔下的我们的老院，是地理意义上的粤东会馆，是历史意义上的粤东会馆，也是文学意义上的粤东会馆。我是为粤东会馆写传，也是为我们的老院写意，为我自己写心。它属于那条已经被破坏被腰斩或者叫做被改造更新的老街，更属于我们，属于我自己。
这是一个三进三出的大四合院，街旁的高台阶上，两大扇黑漆木门，两侧各有一扇旁门，虽然破败，但基本保留着当年的风范。当然，更有当年风范的，是进入大门后有宽阔的青砖铺就的甬道，有盖瓦的墙檐和牌坊式的门柱组成的二道门，迈过门前后几阶台阶，迎面是一座影壁，影壁东边是一片空地，西边是一座石碑，写着好多人捐资重修粤东会馆的名单和缘由。再往里走，才是以坐南朝北正房为中心的三座套院。十二年前，2005年，我回粤东会馆特意看它时，竟然看见当年立在影壁旁的那块石碑（当年是被大院人们齐心协力推倒了影壁和石碑的），垫在一位老街坊盖的小厨房的下面，露出一小截花岗石，像是千年乌龟探出的头。
比这更让我惊异的是我们老院的大门道。大门内足有五六米长的宽敞过廊，我们叫它大门道。东侧有一块贴在墙上的黑板，是抹在墙上的水泥，再刷上一层黑漆，是“文革”中的产物。当时，在上面写着最高指示：毛泽东的语录。最有意思的是，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好多年之后重访大院的时候，它不仅还健在，而且，上面用粉笔书写的语录也还健在。更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那语录正是当年我写上去的。小二十年过去了，喧嚣不再，笔迹犹新。老天有眼，时序有心，你曾经做过的事情，纵使可以遗忘，却无从抵赖，笔笔记录在案，成为历史和记忆的证言。
往事一下子在异国他乡复活，仿佛历史走开得并不太远。我想，这或许就是纳博科夫所说的“第三种成分”——过去对于现实的作用吧。
《我们的大院》这本书写得比我预期的要快。笔下涌动着我们的老院，涌动着那些我曾经熟悉的已经过世的前辈和与我一样依然在世的人们，涌动着那些让我怀念让我心痛让我惋惜让我愤怒的种种人物。尽管现实的空间已经面目皆非，但是，地理和历史的空间，依托记忆、依托想象、依托文字，便还会健在，不会轻易死去。我把这本书献给我们的大院，也献给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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