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铁驴

上世纪70年代，老家并没有自行车这个名词，在农民的嘴里，自行车一直被称作洋车。因为一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洋车都是凭票供应的，并不是每家都有机会买到洋车，何况也不是每家都能买得起。手巧的人就用零件自己攒车，他们买来自行车零件，然后用一根可以负重的铁梁攒成洋车，用来作为生产性（运输）工具，人们习惯上称之为“大铁驴”。 

　　大概在我三四岁刚记事的时候，家里就有了一辆大铁驴。我清楚地记得，这是一辆没有车梯的老式洋车，因为大梁、后车座子都是焊接的实管铁架子，所以非常结实、耐用，很适合农民驮东西用，大概驮两大麻袋、三四百斤东西没问题的。有一次，母亲到穆口村二姨家随份子，没有带我去，我哭着喊着找妈妈，父亲怎么劝也不行，于是就用这辆大铁驴把我送到了二姨家。我记得车的后架子上挂着一个竹条筐，筐里放着一只破麻袋片，我就坐在麻袋片上，当时的感觉就像在摇篮里。

　　在我十岁左右，就开始在第三生产队场院里练习骑车。因为个子小，够不着座子，刚开始练习时只能是“抄腿”，当时可真没少挨摔。但当第一次“抄腿”成功，能够驾着这辆大铁驴奔跑的时候，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成就感。过了几天，骑得越来越熟练了，由抄腿变成了骑大梁，骑起来屁股一扭一扭的，这时候的感觉更美妙，真好像长了翅膀一样。

　　上高中的第一年，这辆大铁驴已经坏了，我只得走路往返十多里地去上学。当时村里只有我一个人考到了这所国办的黄花店中学，所以上学时是没有伙伴的。春夏秋三季尚可，到了冬天可就受罪了，西北风打得脸生疼，手脚冰凉，还长了冻疮。上高二的时候，好友郭继海、侯志田也考到了黄花店中学，这样，我才有了伙伴。他们两个人的家里都有大铁驴，我就轮流坐他们的车上学，这样少受了不少罪。也是这一年，我大嫂家里买了一辆大铁驴，在他们不用的时候，我就骑着车去上学。待高中毕业后，也就是1981年，我考到了长春地质学校。好像这一年，父亲又从别人手里买了一辆二手大铁驴。父亲用这辆大铁驴卖过西瓜、山芋和豆腐丝，他那个时候早晨很早骑车到市内（村里把去市内叫做下卫），很晚的时候才回家。

　　他还用这辆大铁驴卖过葵花子。到了冬天不忙的时候，我母亲每天炒一麻袋葵花子，由父亲驮到四一四（即现在的豆张庄）车站，把车暂时存放在车站，然后背着一袋子葵花子坐火车去北京，当时四一四到北京丰台的火车票是6角钱，只要一个半小时就到了。父亲在丰台站附近卖上五六个小时，到晚上再坐慢车回到四一四，然后再骑车回家，每天到家的时候一般都在夜里一点之后。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腊月二十几，因为快要过年了才结束。

　　那个时候，农民做点买卖可真不容易。因为卖东西本身是违法的，当时有句时髦语叫“投机倒把”，专指这种行为。我父亲的葵花子经常被当地管理者扣留，若遇到这种情况可就倒霉了，不仅挣不到钱，可能连回家的火车票都买不了。

　　大铁驴是农民普普通通的老物件，给我的童年带来过无限欢乐，同时更多地承载了许多辛酸和贫苦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