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志斌
书院驻扎我心里久矣。我今回读《鹅湖书院志》。书院之沿革、建筑、教学活动、祭祀活动、“鹅湖之会”、“鹅湖之晤”诸篇什,便像又走访了一个书院发达的时代。
张一兵先生校勘的《深圳旧志三种》包括了明天顺卢祥纂《东莞旧志》,清康熙靳文谟修、邓文蔚等纂《新安县志》,清嘉庆舒懋官、王崇熙编《新安县志》。《东莞旧志》 “卷之三·书院”称:“东莞自晋宋以来,家事诗书,里有弦诵,咸建书院于乡,以教子弟。”咸者,都也。这是说各方人士都来建设书院,书院得到了民众的拥护,当地学子普遍受教于书院。任谁看了这样的记录,都会忍不住要说一声:怎一个“咸”字了得!又,清嘉庆年间,新安县县令许浚在《新建凤岗书院碑文》中讲本县“地处海滨,居民自耕渔而外,不废弦歌。”“弦歌”比喻以礼乐教化民众,典出于《论语·阳货》。深莞大地早就在人文风貌中显现了书院的发达,这是令人惊喜的事情。
书院之兴在于普及教育。清康熙三十三年新安知县丁棠发宽惠仁慈,在任期间多行便民之事。他发现县里一直没有社学,于是召集绅士,共同创建了宝安书院。丁县长说:“义学,犹百工成事之肆也,讵可一日少哉!”(《创建宝安书院义学碑记》)义学,古之免费传授课业的地方。丁县长是本地实施义务教育的先行者,其言至今熠熠生辉。清雍正二年新安知县段巘生,在任时政简刑清,礼贤下士。他发现宝安书院颓废了,立即主建了文岗书院,还向各方劝募到了社田七十石,用作书院山长的束修与生童的伙食来源。后来书院的经费日增,不成问题,这完全归功于段县长首倡之法并得到了继承。
书院的教育与学习的费用,一是官府从官田、官租中解决,二是乡绅提供帮助。官府怎么解决呢?县长会把已报未升之田拨归本县书院作为师生的膏火。县里把荒芜的官田批给某氏耕种,核查出他没有上缴递年增加的租钱,县长就把应缴的租钱拨充本县书院师生的膏火。县长在断理田地争执案件中,把罚没的余税拨充本县书院师生的膏火。县长把某氏一年应缴纳的租钱直接拨充本县书院师生的膏火。
在乡绅方面,捐田出资之事不胜枚举。书院的传道授业,得乡绅的助力,成效显著。宝安书院甫一建成,本地孝廉温上汲被聘为士子的老师。水贝乡的陈振在外地任官时,课士有方,洁己爱民,刑清政简,革除陋规,民歌其德;退休回故里,主讲于文岗书院,直至去世。西乡人黄梦桂得县令何梦篆延请,掌教文岗书院十余年。他丰标隽逸,博学强记,文思敏捷,当时县里的知名人士多出其门。沙浦人蔡珍积学能文、谦光庞德,掌教文岗书院十余年,许多士子都得到了他的培养教育。
深圳在东晋时为宝安县所辖。唐朝时宝安县改名为东莞县。明代万历年间分置东莞县、新安县,后者辖有今日深圳的大部分。明志“晋宋以来”跨度很大,但蕴含了乡邦人文历史一个重要节点和有关史实。在晋代移民活动中,中原人民迁徙而来,到了东莞,安居下来。宋朝是移民南下东莞的又一高峰值时期。客家人不断迁移而来,中原文化到这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才是书院建设的文化渊源。
宋邓符就是客家人。锦田的邓姓人家都是邓符的后代,经过长期居栖繁衍成为邓氏宗族。邓氏守护着先人的庐墓。无独有偶。在深圳莲花山西北坡也有一宋墓,即黄默堂之墓。黄默堂是江夏黄氏杰出人物黄峭山的后裔,于南宋时到深圳下沙一带开基立村。
近些年我常采风,在凤凰村、南头古城、鹤湖新居等处都看到了书院旧址。这些书院诞生后就起到了教化、教育的作用,有的书院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当作了学校施教于乡村子弟。
在深圳客家人的古民居建筑中,书院遗址的存在与深圳旧志中的那些记录是相互佐证的。东莞,新安,宝安,深圳;书院的发达,一次次掀起了重文崇教之风,客家人持续谱写了乡邦文化的美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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