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书院旧事

于志斌

书院驻扎我心里久矣。我今回读《鹅湖书院志》。书院之沿革、建筑、教学活动、祭祀活动、“鹅湖之会”、“鹅湖之晤”诸篇什，便像又走访了一个书院发达的时代。

张一兵先生校勘的《深圳旧志三种》包括了明天顺卢祥纂《东莞旧志》，清康熙靳文谟修、邓文蔚等纂《新安县志》，清嘉庆舒懋官、王崇熙编《新安县志》。《东莞旧志》 “卷之三·书院”称：“东莞自晋宋以来，家事诗书，里有弦诵，咸建书院于乡，以教子弟。”咸者，都也。这是说各方人士都来建设书院，书院得到了民众的拥护，当地学子普遍受教于书院。任谁看了这样的记录，都会忍不住要说一声：怎一个“咸”字了得！又，清嘉庆年间，新安县县令许浚在《新建凤岗书院碑文》中讲本县“地处海滨，居民自耕渔而外，不废弦歌。”“弦歌”比喻以礼乐教化民众，典出于《论语·阳货》。深莞大地早就在人文风貌中显现了书院的发达，这是令人惊喜的事情。

书院之兴在于普及教育。清康熙三十三年新安知县丁棠发宽惠仁慈，在任期间多行便民之事。他发现县里一直没有社学，于是召集绅士，共同创建了宝安书院。丁县长说：“义学，犹百工成事之肆也，讵可一日少哉！”（《创建宝安书院义学碑记》）义学，古之免费传授课业的地方。丁县长是本地实施义务教育的先行者，其言至今熠熠生辉。清雍正二年新安知县段巘生，在任时政简刑清，礼贤下士。他发现宝安书院颓废了，立即主建了文岗书院，还向各方劝募到了社田七十石，用作书院山长的束修与生童的伙食来源。后来书院的经费日增，不成问题，这完全归功于段县长首倡之法并得到了继承。

书院的教育与学习的费用，一是官府从官田、官租中解决，二是乡绅提供帮助。官府怎么解决呢？县长会把已报未升之田拨归本县书院作为师生的膏火。县里把荒芜的官田批给某氏耕种，核查出他没有上缴递年增加的租钱，县长就把应缴的租钱拨充本县书院师生的膏火。县长在断理田地争执案件中，把罚没的余税拨充本县书院师生的膏火。县长把某氏一年应缴纳的租钱直接拨充本县书院师生的膏火。

在乡绅方面，捐田出资之事不胜枚举。书院的传道授业，得乡绅的助力，成效显著。宝安书院甫一建成，本地孝廉温上汲被聘为士子的老师。水贝乡的陈振在外地任官时，课士有方，洁己爱民，刑清政简，革除陋规，民歌其德；退休回故里，主讲于文岗书院，直至去世。西乡人黄梦桂得县令何梦篆延请，掌教文岗书院十余年。他丰标隽逸，博学强记，文思敏捷，当时县里的知名人士多出其门。沙浦人蔡珍积学能文、谦光庞德，掌教文岗书院十余年，许多士子都得到了他的培养教育。

深圳在东晋时为宝安县所辖。唐朝时宝安县改名为东莞县。明代万历年间分置东莞县、新安县，后者辖有今日深圳的大部分。明志“晋宋以来”跨度很大，但蕴含了乡邦人文历史一个重要节点和有关史实。在晋代移民活动中，中原人民迁徙而来，到了东莞，安居下来。宋朝是移民南下东莞的又一高峰值时期。客家人不断迁移而来，中原文化到这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才是书院建设的文化渊源。

宋邓符就是客家人。锦田的邓姓人家都是邓符的后代，经过长期居栖繁衍成为邓氏宗族。邓氏守护着先人的庐墓。无独有偶。在深圳莲花山西北坡也有一宋墓，即黄默堂之墓。黄默堂是江夏黄氏杰出人物黄峭山的后裔，于南宋时到深圳下沙一带开基立村。

近些年我常采风，在凤凰村、南头古城、鹤湖新居等处都看到了书院旧址。这些书院诞生后就起到了教化、教育的作用，有的书院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当作了学校施教于乡村子弟。

在深圳客家人的古民居建筑中，书院遗址的存在与深圳旧志中的那些记录是相互佐证的。东莞，新安，宝安，深圳；书院的发达，一次次掀起了重文崇教之风，客家人持续谱写了乡邦文化的美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