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
读画、读帖,是孙犁先生晚年的重要生活内容。这个爱好并不是自晚年始,早在20世纪60年代,孙犁先生就买过不少画册与画论方面的书。只不过,晚年的孙犁更有了时间和静心,面对画册与碑帖,可以相看不厌,打通心梦两界,勾连画与生活的血脉关系。因此,读画而感的写作,便成为孙犁先生晚年的重要文字。《读画论记》等,是关注或研究孙犁先生晚年生活与创作、情感与思想的重要篇章。
文艺不分家。尽管美术和文学,一靠笔墨,一靠文字,相距很远。但是,自古有“诗书画”为一体的传统,很多作家都喜爱美术与书法。不过,像孙犁先生晚年这样,偏爱中国古画并深有见地的作家并不多。看他在《甲戌理书记》中,有一节读《张大千生平和艺术》后写道:“余作《读画论记》,内涉及中国绘画发展史,恐有失误。今读此书,余所作时代划分,尚与大师主张相吻合,乃一块石头落地。”他的认真和喜悦之情,溢于纸上。
清初画家石涛,也跳不出孙犁先生的“法眼”。孙犁先生曾数次论及石涛。重读那些文字,颇有意思。有意思,不是就画说画,或就人说人,而在于由画到人,再由人到画,互为表里,彼此镜像,犹如醒墨,从而洇染,旨在澄心。重读孙犁先生20多年前的文字,并未有时过境迁之感,相反,依然具有对现实的警醒之意。
说起石涛,即使没有看过他的真迹,很多人也都知道他的名言,诸如“搜尽奇峰打草稿”“笔墨当随时代”“法自我立”等。他的巨幅山水,他的册页小品,不仅成为罕世珍品,而且几乎是所有中国画家必学的范本。孙犁先生在《石涛山水册页》一文中,高度评价石涛:“其画法,简洁而淡远,笔墨纯熟如天成。开卷其作风自现,无第二人可比,此谓之创意。”
在《石涛画语录》中,孙犁先生以中国画“传统六法”为理论,详析了石涛的画如此出类拔萃,为什么能够做到,又是怎么做到的。他说:“面对眼前的景物,他的创作欲望,非常强烈。他进入自然景物之中,并有推动和支配这些景物的愿望。他终于与自然景物结为一体,成为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景合一,天人合一。他创作的画,活了起来,也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并影响着自然,赋予眼前景物新的光彩,增加了大自然的美的内涵,美的力量。这样,石涛的画,就有了气韵,就完成了六法,也表现了个性。”
作为画家,石涛无疑是出类拔萃的。但作为一个人,他却有着让人一眼望穿的毛病和弊端。他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一辈子渴望得志却并不顺心。他自称“苦瓜和尚”,确实,一生都像一个苦瓜。
石涛出身显赫,为明靖江王十世孙,却生不逢时,处于改朝换代的乱世。父亲被杀死时,他才3岁多。如果不是被一个太监抱到寺庙之中,早就和父亲一样死于非命,断不会以后流落为僧,精于绘事。为世人所诟病的是,清康熙帝两次南巡,他都叩头迎驾,渴望得到皇帝的宠信,即使做不成官,起码也可以做一名御用的宫廷画家。
一次,是在南京长干寺;一次,是在扬州平山堂。第一次,他44岁,正值壮年,渴望能够实现从和尚到宠臣的一步跨越。第二次,他49岁,迎驾皇帝时,康熙居然在人群中一眼认出了他,并叫出了他的名字。这让他感激涕零。事后,他写了两首七律,创作了一幅画。诗中写道:“圣聪忽赌呼名字,草野重瞻万岁前。”“去此罕逢仁圣主,近前一步是天颜。”画的名字是《海晏河清图》,上有题诗:“东巡万国动欢声,歌舞齐将玉辇迎。”显然,都极尽逢迎之态,尽现心飞意动之情。
孙犁先生也曾论述过石涛这段经历,他说:“此僧北游京师,交结权贵,为彼等服务,得其誉扬资助,虽僧亦俗也。乃知事在抗争之时,泾渭分明,大谈名节。迨局面已成,恩仇两忘,随遇而安,亦人生之不得已也。古今如是,文人徒作多情而已。”
孙犁先生对石涛的批评极有分寸。他只说他“虽僧亦俗也”,六根并未剪净。其实,这话却是绵里藏针,暗指权贵和名节,是坠石涛入“俗之烂泥塘”的两块充满诱惑的巨石。
重读孙犁先生的另一篇文章《读〈史记〉记》,或许会明白,这样的两块巨石,虽然充满巨大的诱惑,却是孙犁先生厌恶痛恨的。在这篇文章中,他引班固论《史记》关于“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文字后,说这“就更非一般文人所能做到。因为这常常涉及许多现实问题:作家的荣辱、贫富、显晦,甚至生死大事”“不直,可立致青紫;不实,可为名人;虚美,可得好处;隐恶,可保平安”。
由此可以明白,孙犁先生对石涛批评的真正意义所在。涉及许多现实问题,石涛所做的一切,便可以理解,这是孙犁先生的宽容态度;不能迁就甚至饶恕,这是孙犁先生晚年历经世态炎凉与人生况味,特别是文坛百态与世事醒悟的为文、为人之道。可悲的是,石涛在巴结权贵,甚至阿谀了皇上之后,那些名人头衔和得意声望是达到了,不过,真正进入宫廷,获得帝王宠信的梦想,却早早地破碎了。
在《甲戌理书记》中,孙犁先生特别强调了这样四个字:“古今如是”。这便是他关于石涛的论述至今依然具有的鲜活意义与现实精神,更显孙犁先生思维的老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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