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
读画、读帖，是孙犁先生晚年的重要生活内容。这个爱好并不是自晚年始，早在20世纪60年代，孙犁先生就买过不少画册与画论方面的书。只不过，晚年的孙犁更有了时间和静心，面对画册与碑帖，可以相看不厌，打通心梦两界，勾连画与生活的血脉关系。因此，读画而感的写作，便成为孙犁先生晚年的重要文字。《读画论记》等，是关注或研究孙犁先生晚年生活与创作、情感与思想的重要篇章。
文艺不分家。尽管美术和文学，一靠笔墨，一靠文字，相距很远。但是，自古有“诗书画”为一体的传统，很多作家都喜爱美术与书法。不过，像孙犁先生晚年这样，偏爱中国古画并深有见地的作家并不多。看他在《甲戌理书记》中，有一节读《张大千生平和艺术》后写道：“余作《读画论记》，内涉及中国绘画发展史，恐有失误。今读此书，余所作时代划分，尚与大师主张相吻合，乃一块石头落地。”他的认真和喜悦之情，溢于纸上。
清初画家石涛，也跳不出孙犁先生的“法眼”。孙犁先生曾数次论及石涛。重读那些文字，颇有意思。有意思，不是就画说画，或就人说人，而在于由画到人，再由人到画，互为表里，彼此镜像，犹如醒墨，从而洇染，旨在澄心。重读孙犁先生20多年前的文字，并未有时过境迁之感，相反，依然具有对现实的警醒之意。
说起石涛，即使没有看过他的真迹，很多人也都知道他的名言，诸如“搜尽奇峰打草稿”“笔墨当随时代”“法自我立”等。他的巨幅山水，他的册页小品，不仅成为罕世珍品，而且几乎是所有中国画家必学的范本。孙犁先生在《石涛山水册页》一文中，高度评价石涛：“其画法，简洁而淡远，笔墨纯熟如天成。开卷其作风自现，无第二人可比，此谓之创意。”
在《石涛画语录》中，孙犁先生以中国画“传统六法”为理论，详析了石涛的画如此出类拔萃，为什么能够做到，又是怎么做到的。他说：“面对眼前的景物，他的创作欲望，非常强烈。他进入自然景物之中，并有推动和支配这些景物的愿望。他终于与自然景物结为一体，成为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景合一，天人合一。他创作的画，活了起来，也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并影响着自然，赋予眼前景物新的光彩，增加了大自然的美的内涵，美的力量。这样，石涛的画，就有了气韵，就完成了六法，也表现了个性。”
作为画家，石涛无疑是出类拔萃的。但作为一个人，他却有着让人一眼望穿的毛病和弊端。他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一辈子渴望得志却并不顺心。他自称“苦瓜和尚”，确实，一生都像一个苦瓜。
石涛出身显赫，为明靖江王十世孙，却生不逢时，处于改朝换代的乱世。父亲被杀死时，他才3岁多。如果不是被一个太监抱到寺庙之中，早就和父亲一样死于非命，断不会以后流落为僧，精于绘事。为世人所诟病的是，清康熙帝两次南巡，他都叩头迎驾，渴望得到皇帝的宠信，即使做不成官，起码也可以做一名御用的宫廷画家。
一次，是在南京长干寺；一次，是在扬州平山堂。第一次，他44岁，正值壮年，渴望能够实现从和尚到宠臣的一步跨越。第二次，他49岁，迎驾皇帝时，康熙居然在人群中一眼认出了他，并叫出了他的名字。这让他感激涕零。事后，他写了两首七律，创作了一幅画。诗中写道：“圣聪忽赌呼名字，草野重瞻万岁前。”“去此罕逢仁圣主，近前一步是天颜。”画的名字是《海晏河清图》，上有题诗：“东巡万国动欢声，歌舞齐将玉辇迎。”显然，都极尽逢迎之态，尽现心飞意动之情。
孙犁先生也曾论述过石涛这段经历，他说：“此僧北游京师，交结权贵，为彼等服务，得其誉扬资助，虽僧亦俗也。乃知事在抗争之时，泾渭分明，大谈名节。迨局面已成，恩仇两忘，随遇而安，亦人生之不得已也。古今如是，文人徒作多情而已。”
孙犁先生对石涛的批评极有分寸。他只说他“虽僧亦俗也”，六根并未剪净。其实，这话却是绵里藏针，暗指权贵和名节，是坠石涛入“俗之烂泥塘”的两块充满诱惑的巨石。
重读孙犁先生的另一篇文章《读〈史记〉记》，或许会明白，这样的两块巨石，虽然充满巨大的诱惑，却是孙犁先生厌恶痛恨的。在这篇文章中，他引班固论《史记》关于“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文字后，说这“就更非一般文人所能做到。因为这常常涉及许多现实问题：作家的荣辱、贫富、显晦，甚至生死大事”“不直，可立致青紫；不实，可为名人；虚美，可得好处；隐恶，可保平安”。
由此可以明白，孙犁先生对石涛批评的真正意义所在。涉及许多现实问题，石涛所做的一切，便可以理解，这是孙犁先生的宽容态度；不能迁就甚至饶恕，这是孙犁先生晚年历经世态炎凉与人生况味，特别是文坛百态与世事醒悟的为文、为人之道。可悲的是，石涛在巴结权贵，甚至阿谀了皇上之后，那些名人头衔和得意声望是达到了，不过，真正进入宫廷，获得帝王宠信的梦想，却早早地破碎了。
在《甲戌理书记》中，孙犁先生特别强调了这样四个字：“古今如是”。这便是他关于石涛的论述至今依然具有的鲜活意义与现实精神，更显孙犁先生思维的老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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