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斯扬
对一种疾病错误地命名，其负面效应是难以想象的。世界卫生组织希望用“去政治化”的方式来提高公共健康水平。他们对于疾病命名的推动值得肯定，新的机制看起来也合乎情理。不过有科学家提出，指南所限定的疾病名称平淡无奇，易被忘记，同时也增加了区分的难度。亦有批评人士认为，疾病本来就有政治属性，所谓的去政治化是不现实的。
还记得“拿波里大兵”(NaplesSoldier)吗？这场在100年前大规模爆发的恶性流感肆虐全球，导致1/3的人群感染，其中有5000万人失去了生命。对于这个疾病名词，你或许会感到陌生，但如果换成了“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应该会有所耳闻。西班牙人之所以采用歌剧“拿波里大兵”来命名，理由是这场灾难的源头在国境之外，他们不想因为一个名字让世人产生联想记忆，进而让整个国家永远地承担过错。
“西班牙流感”是疾病命名史上一个不堪回首的例子。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交战国实行新闻审查，避免传播令民众士气受挫的消息。西班牙当时是中立国，没有这方面的顾虑，第一起病例确诊后就迅速传开了。事实上，这种流感已经在法国出现了几个星期，美国则更早，两个月前就有相关记录，而这些信息不可能在报纸版面上看到。就这样，西班牙在复杂的世界政治局势下背了黑锅。
如何在疾病命名的过程中消除主观因素，尤其是政治考量，联合国的三家机构———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以及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在传染性疾病的命名方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比如世界卫生组织构建了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两年前，他们还编制了一份关于标记传染病的工作指南。
在2015年以前，疾病的命名方法是有问题的。一旦发现了一种新的疾病，即便早期掌握的情况极其有限，命名也是必要的，否则如何展开有针对性的治疗和研究？2012年，第一例“中东呼吸综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在沙特阿拉伯确诊，三年后，这种疾病在韩国呈现爆发趋势。“莱姆病”(Lyme disease)最早是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莱姆镇发现的，40年后的今天，北美洲、欧洲和亚洲都被纳入它的势力版图。时间告诉人们，原来的命名是不准确的，但时至今日，这一切似乎只停留在认知层面。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一个疾病的名称远比疾病本身传播得更快、更广，尤其是通过政府首脑、官员的言论以及新闻报道，传播效果反而超过了更具权威性的专家。考虑到这一点，世界卫生组织才制定了指南，目的是在国际疾病分类(基于更多的知识和更深的思考)确定正式名称前，防止不恰当的疾病命名。
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南，传染疾病的命名不可选用地点、物种或是由不同性别、宗教信仰和文化认同所定义的人类群体，也不能标注诸如“未知”、“致命”这样动辄制造恐慌的字眼。比如“里夫特裂谷热”(Rift Valley feve) 和“军团病”(Legionnaires’disease)，尽管被赋予了名字而且无法更改，但它们并非成功的案例。站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立场上，比较可取的做法是采取通用的描述性术语，包括具体的症状———呼吸系统疾病或者急性水泻。疾病的命名有可能指向一些受影响的人群，尽量以中性术语应对———儿科疾病是“幼年的”(juvenile)；如果涉及产妇，则是“母亲的”(maternal)；也可能指的是一年中的某个季节，要么是一种身体系统———心脏上的或是神经方面的。从甲型链球菌、冠状病毒到流感病毒、沙门氏菌，这些病原因子在名称中得以体现，让人更容易理解和记忆。
对一种疾病错误地命名，其负面效应是难以想象的，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希望用“去政治化”的方式来提高公共健康水平。2009年的大流感一开始被认为是“猪流感”(Swine flu)，但其实这种病毒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而不是猪之间。但埃及政府为了阻止危机的蔓延，下令屠宰了30万头猪。
流感如何命名向来受到媒体的重视，由于诱发的病毒缺乏稳定性，这意味着它会形成新的变种，而每一种都需要加以严格区分。这样的要求同样也适用于没那么多变化的疾病。当艾滋病病毒HIV在上世纪80年代被识别后，一度被称为“同性恋相关免疫缺乏症”(GRID)，不仅让同性恋者蒙上污名，也让异性恋者在日常生活中低估了无保护措施的性行为所具有的风险，如此一来，与之配套的研究资金远远得不到满足。
世界卫生组织对于疾病命名的推动是值得肯定的，新的机制看起来也是合乎情理。不过有科学家提出，指南所限定的疾病名称平淡无奇，易被忘记，同时也增加了区分的难度。打个比方，“马尔堡病”(Marburg disease) 可以被重新命名为“与纤丝病毒相关的出血热1”，那么“埃博拉”或许是“与纤丝病毒相关的出血热2”。这样一来，潜在的有效信息就被抹去了，比如作为病原体自然宿主的动物名称，这种情况应该避免。
亦有批评人士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念和态度不以为然，他们觉得，疾病本来就有政治属性，所谓的去政治化是不现实的。人畜共患病(zoonoses)指在人类和动物之间自然传播和感染的疫病，近几十年来发病率越来越高，世界卫生组织希望通过指南来做一些努力。然而全球人口的剧增意味着人类一直不断地侵入新的生态系统，从而接触新的病原体。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张所产生的影响，因为新自由主义(指导思想是竞争与最少的国家干预)而加剧恶化。
演化生态学家罗布·华莱士(RobWallace)在《大农场制造大流感》(Big Farms MakeBigFlu) 一书中描绘了人畜共患病的威胁日益加大与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现代农业实践之间的直接关联，特别是农业综合企业的扩展与归并，以及食品生产不同阶段的垂直整合。我们吃到的食物越来越集中于大规模生产的单位(而同类的单位数量却越来越少)，成群的牛或者其他杂交动物挤在一个个畜棚里，被迫在短短数月内快速生长至成熟，然后被屠宰、加工、运往世界各地。这些命运相同的动物逐渐趋于基因相同，面对感染它们的病原体，并无“防火线”用于免疫，在这种情况下，共处的动物交叉感染，病毒随之进化。大多数新的菌株没办法打破物种的差异，直接作用于人类，但是持续的演化终有突破这道防线的可能。
在疾病名称中加入地点信息，容易对公众产生误导，就治疗本身而言，也帮不上什么忙，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希望改变这种命名方式。话虽如此，地理标签还是有一定的线索意义，如果完全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命名，那么造成某种疾病流行的国家就可以置身事外，甚至是逃避责任。
华莱士承认，疾病的根源是复杂的，需要区分绝对地理与关系地理。“埃博拉”最早是在埃博拉河地区(现属民主刚果共和国)识别的，他认为这种基于绝对地理的命名没什么用处，但是从关系地理的视角看待这个问题，信息量就很大。滥伐森林以便于从事伐木和采矿作业，其结果是导致人类与蝙蝠的接触机会增加，而后者是埃博拉病毒的自然宿主。多年来，当地忙于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忽略了公共卫生服务建设，情况也因此变得更加糟糕。顺藤摸瓜，你会发现，为了偿还调整结构所需的贷款，生产经营收益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伦敦或是纽约这样的世界金融中心。
撇开疾病的关系地理，世界卫生组织将讨论的主题转移到基础产业的重组(主要是食品生产)与出现新的人畜共患病，这两者间有何关联？ 讨论是必要的，诉求是改革现有食品生产模式，以避免未来的疾病大爆发。华莱士形容当前的情形称，我们正在目睹一场放慢了节奏的工业事故却拒绝采取任何行动，他不无忧虑地表示，当初推动讨论的这个机构是否具有足够的独立性。
世界卫生组织的收入包括会员年费，以及成员国、烟草公司、农业综合企业等方面的自愿性捐款，而捐款的比重已经占到全部预算的80%以上，大部分被安排用于特定项目和疾病。《自然》杂志在今年1月的文章中直言世界卫生组织在自身议程上渐渐丧失了话语权，而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有效的疾病监测需要成员国的响应与协作，扮演牵头角色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成了国际外交的推行者。一旦养成了对捐款的依赖，并且程度不断加深，外交对于组织的生存而言就变得尤为重要。
除了给人类的疾病命名，世界卫生组织还致力于病毒的科学命名。2009年，“猪流感”爆发，他们与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联合，将病毒名称改为“流行病 (H1N1)2009”、“2009H1N1流感”或其他相似的表述。把原先命名里的“猪”去掉，这个做法是对的，但重新定义的标签也掩盖了致病的真实原因，即养猪产业的重组。
依据华莱士的观点，要让一种疾病的命名包含真正的信息要素，那么“猪流感”应该叫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流感”。这场流感的病毒很接近1918年的那种病毒，当时是鸟类传染给人类，后来又影响到猪，在2009年以前，病毒已经在猪体内演化了几十年。第一例“猪流感”在墨西哥境内发现，许多媒体不约而同地称其为“墨西哥流感”。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地点，华莱士认为并非巧合。1992年通过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废除了保护性关税，小型的农业生产迫于竞争压力要么亏损破产，要么被大型企业吞并，高度整合导致猪群中的遗产多样性受到侵蚀。华莱士相信，没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就不会出现2009年的“猪流感”。
无论对决策阶层还是一般公众，世界卫生组织都必须帮助他们强化一种认识，即人类构建了自己的疾病生态。疾病名称可以影响人们的行为，有时也是集体记忆中关于某起事件的残存片段。流行病的根源不应被故意忽视，而应该尽可能准确地描述。比如“禽流感”，世界卫生组织应该用“poultry flu”来替代“bird flu”。
(本文编译自科学撰稿人、The Spanish Flu of1918and HowitChangedtheWorld一书作者 Laura Spinney发表在www.aeon.co 上的 文章“Who Names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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