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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茅海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
张海荣
茅海建先生在晚清政治史领域的系列研究成果，往往都能引起近代史学界的瞩目。其新著《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简称“另面”）也不例外。该书通过对“张之洞档案”（简称“张档”）的系统阅读和细节考据，不仅揭示了张之洞、康有为两派各自的内幕及其对立情形，有助于澄清戊戌前后迷乱的政情与舆情，还通过对张之洞情报网络的悉心勾勒，前所未有地走进晚清权臣张之洞的内心，描绘出另一幅现实版的，却更加令人信服的晚清“官场现形记”。这也是长期以来学界“心知肚明”，但受资料所限，在传统政治史研究中通常只能“点到即止”的领域。
张之洞广布情报网络
戊戌前后是张之洞洋务事业的上升期，也是其仕途发展的关键期。受甲午战败的冲击，原先在晚清政坛上长期充任主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失势，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势力相对放大。尤其张之洞，凭借旗帜鲜明的改革理念和脚踏实地的改革实践，不仅赢得独步一方的政治筹码，也成为许多官绅士子景仰的政治偶像。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张最终未能成功挤入中枢政坛，但其始终身在湖北，心系国运，在各地广布眼线，着力搜集各类情报，以便随时掌握舆论动向和政治风向，制定进退应对之方。
其情报网络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三地，主要通讯手段是电报、信函；尤其电报，以其方便、快捷、可靠的优点，最为张之洞所看重。尽管晚清电报费用极其昂贵，即便是朝廷与督抚之间的官电联络，也限定字数不能过多，但张之洞为获取重要情报，从不在电报费用上斤斤计较。如“百日维新”期间，他通过幕僚叮嘱乔树枏：“比来朝政日新月异，阁下信电颇稀，殊深跫望。师帅命即由祥记兑寄百金，以为电资，用完续兑。”“戊戌政变”前夜，张又致电幕僚钱恂：“以后发电宜详明，万勿过简练，易误解。尤必添加‘急’字。电费可开报。望用急电即复。”在情报人员的选用上，张也是精心挑选、层层布置，并且赋予其各自不同的情报定位。其中既包括其亲属、幕僚、师友、门生、属臣、家臣，也包括其熟识与仰慕者，既有临时为其所用者，也有专门雇用的情报员（如天津委员巢凤冈、上海委员曾磐）。而张之洞的情报网络，相当程度上即反映了他的政治人脉。
张之洞对其情报网络的加密
张之洞高度重视情报的安全与保密问题。时人来往电报，往往会在电文中注明发电人、收电人。然而戊戌前后，为确保其主要情报渠道的畅通和联络双方的安全，他都会亲自约明来往密电代号。如指示张权：“以后此间密电下署‘迂’字，汝来电署‘可’字。”指示杨锐转告沈曾植、张彬，“以后来电勿庸书名。”发电黄绍箕：“以后敝处密电署‘拙’字，来电下款署何字？并示。或‘绥’字亦可。”发电钱恂：“以后敝处密电下署‘愚’字，来电下署‘心’字。”等等。
除对联络双方的身份以代号形式加密外，有些重要电报，张之洞还会不厌其烦，叮嘱对方阅后销毁。如为避免被“康党”抓住其协助汪康年争夺《时务报》的把柄，张特意叮嘱赵凤昌，转送汪康年一阅后，“索回付丙”。又，发电张权：“复电以‘可’字或‘慎’字冠首，不必署于尾。即刻复。盐。此电即付丙。”发电黄绍箕：“此电及各处来往电，务即付丙。”杨锐被捕后，张之洞除动员各方关系营救外，也非常担心杨锐家藏文件的外流，曾提醒张权：“渠处文字、函电，事前曾预加检点？即复。”而为防止黄绍箕遭到顽固派暗算，张也叮嘱黄：“各处函电，务宜付丙。必须格外谨慎。”
张之洞情报网络的快捷性及其反情报侦探
除保密性外，张之洞的情报网络还具有突出的快捷性。《另面》一书征引“张档”时，曾特意将其来往电报的收发电日期、电报韵目代日等一并抄录，从而为我们统计张氏信息网络的快捷性提供巨大方便。依照“张档”的收发电时间差可知：戊戌时期，从京师、天津到武昌的电报，急电当日或隔日到，慢者5—7日内到；而从上海到武昌的电报，最快4个多小时就能收到！倘若经由驿站马递，如折奏、信函之类，一般20多天才能收到。正因为如此，急需紧急情报时，张会特别叮嘱对方急电速复。如“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张发电杨锐，命其将电报中相关事宜“均速电复。加急字乃速。”当听闻康有为奉旨督办《时务报》的消息后，张也叮嘱汪康年，复电时“须加急字，不可吝电费。”正因为如此，张氏此期许多电报都被冠以“急”、“千急”、“万急”或“急、急”、“急、急、急”字样。
反情报侦探，也是张之洞非常在意的。甲午战争后期，为游说法国出面保卫台湾，张曾特地发电驻津粮台胡燏棻：“兹有电奏一件，万分紧要，必须秘密。天津奸细太多，恐漏泄，只可用尊处密电本寄呈。请照录，专差飞速送呈总署。”戊戌正月，为防止康有为刺探己方情报，张专电叮嘱杨锐：“康长素与仆有隙，意甚险恶。凡敝处议论举动，务望秘之，不可告康。”而对于“坐津”巢凤冈同时发电张之洞与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做法，张也随即提出严厉批评：“此后若非明发事件，凡有关系大局者，只可密电本部堂衙门，断不宜分电司道各署，免致播扬。切要。即电复。”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当时不仅是张之洞，各地督抚在京师及重要地区，可能也都派有坐探。而李鸿章对于各省督抚，尤其张之洞，将其情报网络伸到自己眼皮底下的情形，也是心知肚明，曾感慨“胡云楣是南洋坐探”云云。“胡云楣”，即胡燏棻，时负责督办驻津粮台。胡本是李鸿章的亲信，却经常与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暗通款曲，由此也可窥见当时张氏坐大、李氏失势情形之一斑。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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