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书的故事

王晓 （出版人 北京）·山远水长

兄弟两人要为父亲出诗集。哥哥退休五年，弟弟也年届退休。他们的父亲过世有年了。他们认定了我们出版社，找各种关系联系。

事实上，他们的父亲，在抗战时就享有诗名了，作为响应新文艺精神指引，光大创作新风有业绩的诗人，许多现当代文学史书，都能读到他的名字，尽管是排在一批根据地诗人的名字当中，这样的人生值得子女牢记。1950、1960年代，我们出版过他们父亲的作品集。那时出书不愁发行，人们信服出版，愿意追随它阅读。但是今天，情形变了，读者视野开阔了，个性化要求出来了。而出版社的经营模式也变了，市场占据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这时出版这样一位老诗人的诗集，出版单位要拿出十足的勇气来。几经磋商，我们答应了兄弟两人的要求，出版他们父亲——老诗人的诗集。

兄弟两人，哥哥我认识，话不多，朴质，不像一家大报社的编辑。一次路过我们出版社，打电话要我下楼，一定要送我两张长安大戏院的戏票。在临街的树荫下，我们推让了许久，最后他骑上一辆旧自行车走了，车前框里装着一个旧布包。弟弟做派完全相反，话多活跃，到哪儿都有主人范儿。他坚持要结识我，搞了一顿饭，到场的人总有十位之多，都是他的朋友，以前我从未见过的人。他跟那些人说他们行业的事情，间或热情地望着我说，有什么需要帮的事儿，随时找我。

老诗人诗集的出版，总体非常顺利。书出后的那年夏天，我们在京郊一处山里，开了老诗人作品的研讨会。那里是老诗人出生和打游击的地方。主办方就是那地方的文化管理部门，还有一家高校的诗歌研究组织。照例，地方上的人发言很感性，充满热情地颂扬老诗人，而到会的评论家则挖掘老诗人的一些创作特点，展现自己的课题。发言也有让我提神的地方，一个老研究者讲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有新派代表诗人通过他拜会老诗人。新派代表和老诗人，作品和表现截然不同，在那样的时期见面，会是怎样的情形呢？兄弟两人的哥哥发言，反复强调老诗人八十年代的作品，说都是向内的反思，较前有大幅度变化的。

会后去看山景。在一片阳光下面，我们看了残存的城墙、老诗人当年读书的旧庙、民国时立的抗战纪念碑，当然还有新开发旅游的山村景致。有人跑过来悄悄问，老诗人的诗集你们印了多少，会赔吧？我没有答话。这时出版这书的意义，恐怕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转过头，正听见兄弟俩讲少小时随父亲还乡时这里的样子：拖鞋趟河，徒步十四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