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军
东汉官员时苗是河北人,以孝廉入丞相府,初为寿春令,还为太官令,最后官至典农中郎将,也就是屯田太守。对于他来说,这种官位不算尊,任职时间也并不算长,但其影响却远远超过许多王公显贵。他的事迹不仅《三国志》《晋书》《寿州志》以及《顺德府志》等史书有载,而且,连《蒙求》《龙文鞭影》与《幼学琼林》等儿童启蒙教材,也收录囊中。
据《三国志·魏书》等史料记载:时苗初之官,用牛牵车至县,岁余生一犊。及去留之,谓父老曰:“是尔土所生也。初来无此,不可以归。”
时苗本为“寒素之家”,凭着出众的德行和口碑得以为令一方。由燕赵之地,跨黄河,过长江,不远千里,来到皖地寿春赴任。与他相伴而行的是一头老母牛、一辆破旧的板车以及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家当。他为政清简,令行风靡,深受百姓爱戴,只是不过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便奉调离任。可是,他生命最为精彩之处恰在此时闪现。原来,他带来的母牛,意外产下一头小牛犊。这只能说他运气好,他一天到晚忙着政务,而他的牛也没闲着,争分夺秒添丁进口。其实,这并不是一道多么难解的题目,他的牛产的牛犊不归他归谁呢?所以,衙门中人一致认为:“六畜不识父,自当随母。”纷纷力劝他将牛犊带走,但他却坚决拒绝这样做,尽管生离死别的牛犊母子,撕心裂肺的悲鸣催人泪下,尽管当地乡亲父老“攀辕卧辙”的恳挚令人难以抗拒,时苗还是执意留犊而去。夹道送行的百姓无不感动至极,纷纷望尘遥拜,这一流誉千古的清廉佳话,便从此留存民间。
当地百姓,遂把小牛饮水之池取名为“留犊池”,又在牛犊栖身地建起“留犊坊”,以表达他们发自肺腑的钦佩与崇敬。后来,明代知州赵宗遵从民意,又在池北建“留犊祠”,池祠之间的街巷曰“留犊祠巷”。
区区一只牛犊,何以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就算一只金牛犊,恐怕也不能达之万一吧。其实,这种疑问,明代的于谦已经清清楚楚地给出了答案:“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曲天地间的绝响,昭示的是一种光明磊落、坦荡无垠的民族精神:清白做事,清白做人,清白立身。“时苗留犊”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宝贵的民族精神。
按说,时苗遵从众议,带走牛犊是有道理的,没有任何人会以为不妥,但是,时苗却自有他的道理。尽管“时人皆以为激”,他仍然坚如磐石,显然,他是站在了“一览众山小”的“绝顶精神”上。
正因如此,曾写出不朽诗篇《悯农》的唐代诗人李绅,才将其与汉代以清廉闻名的项仲仙,一同捧上圣坛。他在《闻里谣效古歌》中这样写道:“乡里儿,莫悲咤。上有明王颁诏下,重选贤良恤孤寡。春日迟迟驱五马,留犊投钱以为谢。”显然,这是古人对绝不妄取的高古之风给予的讴歌与推崇。
五代十国时,后蜀皇帝孟昶更是将时苗的高行定为法规,要求各级官员必须遵照执行,“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并亲自名之曰“颁令箴”。
毋庸置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据《晋书·羊祜传》记载,西晋钜平侯羊篇出任青州刺史时,“历官清谨,有私牛于官舍产犊,及迁而留之”。另据《晋书·王逊传》记载,名将王逊做上洛太守时,“私牛马在郡生驹犊者,秩满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产也”。看来,他们的嘉言懿行,不仅赢得了时人的广泛赞誉、朝廷的信任倚重,也俱以清名流芳百世。
倘若时苗等人换个角度,觉得自己的牛犊理所当然应归于己,那的确也能说得过去,顺着这个思路发展下去,足以得出另外一种结局:自己“该”拿的凭什么不拿,自己“该”得的凭什么不得?既没去偷,又没去抢,自己长腿来的,顺理成章就“该”是我的,我凭什么不要。显然,一个“该”字,文章可就大了,宇宙乾坤都能装得进去,好多人也就理直气壮地在这个“该”字上迷失了自我,甚至断送了自己曾经无限美好的初心和不可限量的辉煌。此例多多,确实值得深思。
东汉时苗用自己的言行铸就了一座丰碑,其丰富的内涵和强大的力量,警示后人应该如何走好人生的每一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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