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犊”的警示

     □马 军

东汉官员时苗是河北人，以孝廉入丞相府，初为寿春令，还为太官令，最后官至典农中郎将，也就是屯田太守。对于他来说，这种官位不算尊，任职时间也并不算长，但其影响却远远超过许多王公显贵。他的事迹不仅《三国志》《晋书》《寿州志》以及《顺德府志》等史书有载，而且，连《蒙求》《龙文鞭影》与《幼学琼林》等儿童启蒙教材，也收录囊中。

据《三国志·魏书》等史料记载：时苗初之官，用牛牵车至县，岁余生一犊。及去留之，谓父老曰：“是尔土所生也。初来无此，不可以归。”

时苗本为“寒素之家”，凭着出众的德行和口碑得以为令一方。由燕赵之地，跨黄河，过长江，不远千里，来到皖地寿春赴任。与他相伴而行的是一头老母牛、一辆破旧的板车以及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家当。他为政清简，令行风靡，深受百姓爱戴，只是不过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便奉调离任。可是，他生命最为精彩之处恰在此时闪现。原来，他带来的母牛，意外产下一头小牛犊。这只能说他运气好，他一天到晚忙着政务，而他的牛也没闲着，争分夺秒添丁进口。其实，这并不是一道多么难解的题目，他的牛产的牛犊不归他归谁呢？所以，衙门中人一致认为：“六畜不识父，自当随母。”纷纷力劝他将牛犊带走，但他却坚决拒绝这样做，尽管生离死别的牛犊母子，撕心裂肺的悲鸣催人泪下，尽管当地乡亲父老“攀辕卧辙”的恳挚令人难以抗拒，时苗还是执意留犊而去。夹道送行的百姓无不感动至极，纷纷望尘遥拜，这一流誉千古的清廉佳话，便从此留存民间。

当地百姓，遂把小牛饮水之池取名为“留犊池”，又在牛犊栖身地建起“留犊坊”，以表达他们发自肺腑的钦佩与崇敬。后来，明代知州赵宗遵从民意，又在池北建“留犊祠”，池祠之间的街巷曰“留犊祠巷”。

区区一只牛犊，何以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就算一只金牛犊，恐怕也不能达之万一吧。其实，这种疑问，明代的于谦已经清清楚楚地给出了答案：“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曲天地间的绝响，昭示的是一种光明磊落、坦荡无垠的民族精神：清白做事，清白做人，清白立身。“时苗留犊”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宝贵的民族精神。

按说，时苗遵从众议，带走牛犊是有道理的，没有任何人会以为不妥，但是，时苗却自有他的道理。尽管“时人皆以为激”，他仍然坚如磐石，显然，他是站在了“一览众山小”的“绝顶精神”上。

正因如此，曾写出不朽诗篇《悯农》的唐代诗人李绅，才将其与汉代以清廉闻名的项仲仙，一同捧上圣坛。他在《闻里谣效古歌》中这样写道：“乡里儿，莫悲咤。上有明王颁诏下，重选贤良恤孤寡。春日迟迟驱五马，留犊投钱以为谢。”显然，这是古人对绝不妄取的高古之风给予的讴歌与推崇。

五代十国时，后蜀皇帝孟昶更是将时苗的高行定为法规，要求各级官员必须遵照执行，“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并亲自名之曰“颁令箴”。

毋庸置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据《晋书·羊祜传》记载，西晋钜平侯羊篇出任青州刺史时，“历官清谨，有私牛于官舍产犊，及迁而留之”。另据《晋书·王逊传》记载，名将王逊做上洛太守时，“私牛马在郡生驹犊者，秩满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产也”。看来，他们的嘉言懿行，不仅赢得了时人的广泛赞誉、朝廷的信任倚重，也俱以清名流芳百世。

倘若时苗等人换个角度，觉得自己的牛犊理所当然应归于己，那的确也能说得过去，顺着这个思路发展下去，足以得出另外一种结局：自己“该”拿的凭什么不拿，自己“该”得的凭什么不得？既没去偷，又没去抢，自己长腿来的，顺理成章就“该”是我的，我凭什么不要。显然，一个“该”字，文章可就大了，宇宙乾坤都能装得进去，好多人也就理直气壮地在这个“该”字上迷失了自我，甚至断送了自己曾经无限美好的初心和不可限量的辉煌。此例多多，确实值得深思。

东汉时苗用自己的言行铸就了一座丰碑，其丰富的内涵和强大的力量，警示后人应该如何走好人生的每一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