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文节选自米塞斯《人的行动》。在18世纪的法国，古典自由主义者采纳了“自由放任”来描述他们的计划。他们想要结束政府阻挠企业家优胜劣汰的干预。在现代，“自由放任”逐渐意味着对不尽人意的社会状态无所作为。诉诸“计划”据说恰恰代表着自觉行动，反对盲目及“自发”的市场过程。这些流行概念完全不成立。选择并不在于计划还是非计划之间；而在于是允许个人自由计划自己的生活，还是赋予政府全权。假如一名作者怂恿政府去扭转一个市场结果，这实际上意味着，他要求武装人员去实施他本人的价值体系，而以牺牲消费者偏好为代价。
米塞斯 著 余晖 译
在18世纪的法国，一些自由（liberty）事业的倡导者，把他们的理想计划通过宣扬“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laissez passer）”的口号表达出来。他们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不受羁束的市场社会。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认为更勤勉而有效率的人，理应淘汰那些较懒惰而低效率的竞争者，而且物品和人力都应该自由流动。因此他们主张废除所有限制和阻碍这些事物的法律。这就是这一著名格言的涵义所在。
而在我们这个热衷于政府万能的时代，自由放任变得声名狼藉。公共舆论视它为道德堕落和极端无知的体现。
在干预主义者看来，取代它的或者是“自发力”，或者是“有意的计划”。他的意思，显然认为自发过程是愚蠢至极的；没有一个有理知的人会真正主张无为，让一切事情自由发展而不加以有意的干涉。一个计划——正因为它是有意的行动——必然优于无计划。而自由放任的意义是使邪恶泛滥为继，放弃用理性的行动改善人类的命运。
这是绝对荒谬的说法。主张计划的观点，完全来自对一个隐喻的不当解释。这个隐喻把市场过程描述为“自发的”，隐含于“自发的”这个形容词的语意，乃这一观点的惟一论据。照简明牛津字典的说法，“自发”的意思是“无意识的、低智的、机械的”。照韦氏大学字典的说法，“自发”的意思是“不受意志支配的……未经主动思考的，没有预期目的和方向的”。可想而知，拥有这张王牌的计划鼓吹者会多么得意！
事实的真相，并非在呆板的机械主义或僵化的自发主义与有意的计划之间作选择，也即不是在计划和非计划之间取其一。问题在于是谁来计划？是社会单个成员为自己计划呢，还是仅由一个行仁政的政府代替全体公民做计划？这个问题就不是自发主义与有意行动的对立，而是个人自发行动与政府排他性行动的对立。也即自由与政府万能的对立。
自由放任的意思并非让那些没有灵魂的机械力量随意运作，而是让个人选择在社会分工中的合作之道；让消费者决定企业家生产什么。计划的含义则在于，让政府单独选择并以强制机构来执行它的决定。
主张计划的人说，在自由放任下所生产出来的商品，不是人民真正需要的东西，而是希望获取最高报酬的手段。计划的目的是要指导生产，使其满足“真正的”需要。但是谁是“真正的”需要的决定者呢？
例如，英国工党前主席拉斯基以为“把投资者的储蓄用于住宅，而非电影院的建筑”是计划投资的目标。显然他认为较好的住宅比电影院更重要。至于你是否同意他的
见解并不重要。事实是，那些花一部分钱进电影院的消费者，作出了别的选择。即便那些投票工党执政的英国大众，不愿光顾影院而愿意在舒适的住宅和公寓方面多花钱，那些谋利润的企业家自会在住宅公寓方面多投资，而在影院方面少投资。但是拉斯基先生的主意，抹杀了消费者的愿望，而代之以他自己的愿望。他企图以某一集权的经济沙皇来消灭市场民主。他也许自以为是对的，是高瞻远瞩的决策；作为一个超人，他有权把自己的价值判断强加给大众。但问题是，他应该足够坦白地这样说。
所有这些对政府超凡行动的热情赞扬，都不过是干预主义自我神话的一个可怜的伪装。伟大的神圣之国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神，只因为要借其名义行干预主义之实。只有它这位计划者完全赞成的计划才是完美的，其他人的计划都是冒牌货。褒扬计划之利的作者，在谈及“计划”的时候，心中所想的自然是他们自己的计划。他们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反对自由放任，也即反对个人选择和行动的自由。至于选择何种计划加以推行，他们则争论不休。如果有人揭发干预政策的明显不争的缺陷，他们会以同样的方法来对付。他们会说：这都是冒牌的干预主义造成的后果，我们自己提倡的干预主义是好的，而不是坏的干预主义。自然，这好的干预主义贴的是他们自己的商标。
自由放任的意思在于：让普通人自己选择，自我行动；不要强迫他服从独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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