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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鄂伦春旗阿里河很冷，小镇西山上的杜鹃花茎都结结实实地冻在了冬天里，我家的平房却很暖。父亲顾德清从敖鲁古雅拍摄回来，我妈给做的帆布袋里装着狍皮被和手扪子、皮套裤等行装，也带回来了。但更吸引我的是，我爸还带回了一个挎枪的猎人，红脸，有光的小眼（我爸也是）。屋里就弥漫着森林里才有的气息，不久，酒的气味升腾起来，暖暖地冲进我的鼻子，第一次点燃了我对酒的热情。因为那次平时严厉的父亲还把我抱起来在空中抡了几圈，用胡茬和酒气亲了我。
顾桃的父亲顾德清
之后，我从初中就开始了和酒一起的旅行。
猫眼是我的好朋友，蒙古族，一只眼睛是晶莹透彻的宝石蓝，一只眼睛是金灿灿的黄，在阳光下尤其好看。他是蹲级到我们班的，总穿个褪了色的国民党式黄大衣。猫眼幽默，大方，讲义气，还会干仗，我们都叫他猫哥。
那阵子电视播日本电视剧《姿三四郎》，我们总找机会从高处往下跳，有次我从房顶跳下来，踩在一块木板的钉子上，差点穿透脚背，现在想起来还疼。
后来是《上海滩》，一群初中生模仿着组织帮派。猫哥成立斧头帮那天，他家菜园子里站满了小孩，把地里的大头菜都踩坏了，他妈赶都赶不走。小孩们腰里别着斧子，各式各样的。猫哥信任我的画技，我就在斧把上刻猫的图案——这大概算是我最早设计的logo吧。刻了一下午手都麻了。之后宣誓，之后喝酒，猫哥家小卖店里的罐头和酒吃光喝光。
我回家后天旋地转，一头栽倒在泔水桶上，各种液体加上烂白菜叶和土豆皮铺天盖地浇在我的头和身体上，气味难闻之极。我清洗了全身，又清洗了地面，幸运的是没被下班的父母发现。那是我第一次醉酒，16岁。
不久猫哥赶上严打，因为打架被判了刑。我骑自行车去阿里河北14公里的劳教所看他，猫哥脸色苍白，眼睛还是一蓝一黄，送了我一个鲜艳精致的彩绳编的葫芦，他说在监狱里能学到好多技术，有个狱友之前不会开保险柜，进去后很快就学会了等等。
2000年，我开始北漂。五月的一个早上，接到了同学苏小英的电话，说猫哥死了，他去莫力达瓦参加朋友婚礼，回大杨树的路上撞了车。那天，北京很阴。
高中时，我在鄂伦春中学念书，学校在西山脚下。我经常和同学爬到山顶，俯瞰阿里河全景，还能采到野草莓。
学校南边有个酒厂，每天散发着浓郁的酒糟味。那时工资不高，酒厂上班的人们几乎都会偷酒回家喝。听说是在身上缠个塑料袋，有个塑料管插进酒桶里抽出来，穿上大衣就看不出来了。下班路上骑着车子就可以吸塑料管里的酒，常常没到家就醉倒了。
有一天中午，实在闲得无聊，我和同学突发奇想，去酒厂偷点酒回学校喝。那天烈日炎炎，很不像林区小镇，也没风，大中午的，感觉酒厂也没人，我们像两个小偷——其实就是——从学校穿过大半个山坡，翻过酒厂大墙跳进酒库，抱出好多瓶酒。出来的时候被看酒厂的老头发现了，老头带着狗追，我们抱着酒跑，边跑边像扔手榴弹似的向后撇酒瓶子，直到翻过大墙狂奔回学校还心有余悸。
1995年大学毕业，在没有秩序的生活里迷茫，无知却又不肯低下长发披肩的艺术头，经常靠醉酒后才能找回点自信，美术专业所学的也只能成为在酒桌上的谈资，小心翼翼的空虚占据了更多时间。
有一次，在吉尔格楞和蔡树本老师的工作室吃饭，三哥做了一桌好菜，两位老师还没到我就喝多了。可能是因为艺术是什么的一个观点，我抡起啤酒瓶砸在自己头上，而且是太阳穴——顿时血流如注，恍惚听到血水喷溅的声音像水龙头漏水一样。
三哥送我去了蒙医院，醒来看到被子和枕巾都是血，三哥坐在床边。我拔下了输液管催三哥快跑，否则还得赔医院的被和枕巾……那次放血真的害怕了，后来炖了好几只母鸡保养身体，现在太阳穴处还留着一道长疤。
2002年，寄身在亚运村安慧里的地下室，潮湿，阴暗，却很自由，靠一点摄影技术维持生活。
其时楼上住着歌手刘欢，经常能看到他走穴归来，停好吉普车后再抽上雪茄，拉着箱子上楼，优雅洒脱。
亚运村北的大屯有个二手市场，我在那淘回来捷克大使馆的木质家具很气派，还在晚上的邮局花摊买快蔫巴的便宜鲜花——这都是为了迎接我爸——他要来北京参加鄂伦春画家白英哥的展览。我很正式地在亚运村北一个小西餐店请他（之前踩过点，觉得兜里的200元够埋单了），点了菜后爸爸又要了两瓶啤酒，我始料不及，没想到父亲会和儿子一起喝酒，硬着头皮和爸喝了四瓶昂贵的啤酒后谎称头疼，其实是脑袋里计算着正好花光了兜里的两百块钱。回到地下室，爸爸并没有注意到我的捷克家具和特意买的花，只说我的屋子很潮，别作病等等。那晚我失眠了，辗转反侧，在黑暗里我们都没说话，后来我爸的一只大手在我脊背上捏来捏去。我睡得很香。现在想想很难过，唯一没尽兴的一场酒，是和父亲一起。
2007年春天，也是在敖鲁古雅拍摄的第三年，在阿龙山猎民点上，主人公何协一整天都很郁闷，连卷卷的头发都散发出忧郁。晚上我们在铁炉子旁喝酒，怀念何协刚刚过世的三弟，何协把高度散装白酒洒在铁炉子上，一片蓝色火焰腾空而起，整个帐篷都被蓝色的光笼罩，蓝光里似有神灵下界。
流着泪吹口琴的何协
今年又和何协见面了
我们几乎喝光了十几斤的白酒，喝饱了，何协流着泪吹起口琴，毛谢双手紧紧捂住脸，鼻涕眼泪还是从指缝里流出来，我实在忍不住悲痛，摄像机从颤抖的手里脱落，这是我工作中没有敬业的唯一一次记忆。
几年后毛谢过世，维佳大哭，对当时还在世的妈妈说，我的一个胳膊和一个腿没有了。
是的，在阿龙山驯鹿点上，维佳和毛谢是最好的朋友。白天俩人一起找鹿，挑水，整柈子，晚上一起喝酒，讲故事。
维佳（右）和毛谢（左）总是在一起
毛谢过世不久，《犴达罕》在凤凰视频获得纪录片长片奖，当时我远在哥本哈根电影节，委托我弟弟顾磊去现场领的奖杯，并说明在本片成片不久前，维佳的朋友毛谢去了天堂，愿他安息。不料有记者听错了，写成维佳去了天堂，弄的那一阵子我得不断地解释。今天继续声明，维佳好好的。他从海南回来后，继续画画，写诗，找鹿，喝酒。
关于喝酒的糗事太多，我曾经在夏天酒后把头和上身挤进冰箱里；在郑州和好友宝剑喝醉从火车底下钻过去；和同学温浩江酒后拿瓶子砸头比谁头硬；在宋庄和大宝喝完骑摩托掉进工地的水泥堆里……不能再想了，否则这篇文字被母亲看到，会增加她的伤心。
但酒后确实美好，美妙，酒后更清醒，我甚至不愿在这清醒中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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