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我的失恋》手迹
1924年10月，主编《晨报副刊》的孙伏园因为鲁迅的《我的失恋》被撤下，愤而辞职。不久，《京报》主人邵飘萍先生听说孙伏园离开《晨报》了，就请他到《京报》创办一个副刊。
1924年12月8日，《京报副刊》即在孙伏园主持下与读者见面了。此后，《京报》的读者一天比一天多，最多的一天增加了两千份以上的订户，印刷所加班，送报的加人。邵飘萍一次对荆有麟讲：印刷工人和发行部人竟发出怨言，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呢？”从中可以看出，《京报副刊》影响大了。而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是广大青年要看鲁迅的文章，因而纷纷订阅《京报》。鲁迅先生也没有使青年人失望，自《京报副刊》发刊后，对于时事及学术、社会、文艺各方面，都有文章发出。
有鲁迅的热心支持，再加上当时在文艺界很享盛名的周作人等，也都常有文章发表，《京报副刊》便风靡北方，“纸贵洛阳”，孙伏园“副刊大王”称号也叫得更响了。
《晨报》颇受打击，找孙伏园来说和，伏园得意地以胜利者的笑容拒绝了。《晨报》只好请诗人徐志摩来接编。
徐志摩是孙伏园的朋友，所以他们俩虽编着几乎可以说是敌对的报纸，却没因此减却两人见面的机会。相反，因为志摩也编着副刊，为了拉稿的关系，两人常常碰头。他们经常交换意见，交换批评，甚至交换着旁人对他们所编的副刊的好恶消息。
当时正是徐志摩走向社会活动的时代，每月茶点召集贤人淑女的新月会议；在北大等校又讲授着英国历史上的诗人----拜伦与济慈；他表扬他的客厅的新诗《石虎胡同七号》，也吸引青年争相拜访。但他却忽然转兴，发表起有关政治的杂文《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孙伏园把这篇杂文拿去给鲁迅先生看，还问了鲁迅的意见。过了几天，志摩又与伏园相见了。从未与鲁迅会过面的志摩问起，他那篇文章，鲁迅先生的意见怎样？
伏园直爽地答：“鲁迅先生说那篇文章写得真好！”
然而，正以诗人身份在文坛上争辉的志摩，感觉到鲁迅是在讽刺他了，立刻说：“他骂得我好苦呵！”
伏园立即解释说：“这次鲁迅先生可不是骂，是说真好！”
陈子善先生5月4日在“笔会”上发表《鲁迅见过徐志摩吗？》，提出了徐志摩是否与鲁迅见过面的问题。我记得，1921年8月鲁迅在《<狭的笼>译者附记》中对泰戈尔赞成“撒提”(寡妇与亡夫一起火葬)提出批评，以及除给《京报副刊》写稿外，还给《语丝》《莽原》《猛进》《国民新报副刊》等报刊写文章，却没有给过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一个字。由此可以判断，1924年5月8日，鲁迅晚上同孙伏园一起以一般观众的身份往协和校园会堂观看新月社祝泰戈尔氏六十四岁诞辰演《契忒罗》脚本二幕，看到过台上的徐志摩，徐志摩这时或在其他场合也看到过鲁迅，而鲁迅虽然赞扬过徐的杂文，政见还是不同，所以上演完毕后，没有上台与徐志摩会面，就半夜回家了。
本文刊于2018年6月18日《文汇报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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