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年夜”和“除夕”这两个词上，我喜欢用除夕来指这一天，一岁之除，什么都一笔勾销的感觉，痛快之余还有点惋惜。在过了三十几个年后，最叫我怀念的除夕居然都浓缩在我十岁前的蓬门简屋之下，说真的，当我开始住上楼房，就再也没有哪个年可以比之前的热闹。
我已经无法把童年所经历的一个个除夕历历得捋出来，它们像画片般和我的眼睛作别，永久沉入樟木箱的某个角落交叠、互相映射、融为一体。若让我再次用力得钩沉，我大概还能描述某些声色凸起的场景，那时候我们在物质上是匮乏的，所以偶然有美好的事物济济一堂就格外深刻得嵌入童年的记忆。
除夕从下午五时陆续降临在上海那千百条泛着白色腥膻、黑色油污的弄堂间，其中有一条不起眼的前后不足两百米的“小毛细血管”，若隐若现得闪烁在弄堂交响曲的大动脉里，那就是我生长的弄堂，坐落在著名的江苏路上，我们称之为“158弄”。158弄的除夕不因它是一个小弄而逊色，那时，50来个门牌号的灶头间齐齐迸出呛鼻辣眼的油烟，弄堂这条沉寂的灰蛇像下了蒸屉，瞬间腾跃开来，烟在上空交锋得像孙悟空灭妖般热烈。
年夜饭前通常放一根地光炮，各家爷叔的臂弯上缠着一条通体棘棘的红蛇，凛凛地走出来，却稍不留神就流露出得意，身后是被春联打扮得一新的破门板。想必此刻心里都有种暗较劲，来年的开运就由这第一条鞭炮的声响以示了，谁都是屏住呼吸，我则站在门槛上把耳朵塞紧。地光炮也叫大地红，上海人叫它地光炮，大概喻之足矣把大地夷平。等它在地上放直，打火机一点引信，火舌接触干燥的水泥地，大地如裂开一道血口，满地纵横，炸得皮开肉绽。干响声却是落在心脏上，有几次，我家的地光炮响到只感脚下在震，水门汀地面都要爆开花了。除夕夜第一道比拼就这么结束，谁家的地光炮响到慑人，就是饭桌上的谈资了。
桌边总能围着至少十来人，起码要凑足三代，方桌上支起一年只用得了这一次的圆台面，铺上塑料台布等开场。当天晚上的菜成了各家殷实度的比拼，它一定不是齐上桌的，而是得一轮轮上。冷盘七八个总是要的，无非是海蜇头、土豆方腿切丁的色拉、糖醋黄瓜、红肠宵蹄、白斩鸡、烤鸭、考究点的来个熏鱼......
那时未兴“吃饭店”，所以这些冷盘若凑在一块绝对算是大排场。我是从小爱吃西式的，对于腌腊糟卤类的毫无味感，甚至闻到便作呕，所以我妈妈经常做色拉打发我，除夕夜的色拉我是要盯紧工序的，捣到粘稠如糊要看佐料和千岛酱的比例，就怕那水里捞上来的土豆、青豆粒没沥干水，以至于拌塌了，水滋滋地，像在奶油汤里糊搅，影响我开胃菜的质量。
其实这色拉的做法是旧上海时白俄贵族传来的，没想到俄罗斯人的圣诞家常色拉流传到上海的年夜饭上，就那样稀里糊涂被当作上海色拉了。可见土豆这种贫瘠年代代表丰裕和充实的主食在每种文化里都占一个重席。其次是面食，在中国不论南北都能“吃得开”，我家的除夕夜照样吃饺子，它每次在米饭吃腻了、需要翻花样时出现。在上海这么一个移民城市中，它无处不在地存在，而江南的地理位置又让这种纯北方带来的物种地位尴尬，成了这个弹丸之地上地域歧视的靶子。
在一条弄堂里，自然有江浙人、山东人这两股大军，我外公就是山东人，跟他在同一屋檐下我多少吃点面食。他会在那天的中午开始擀饺子皮，饺子皮擀得好那是对牙齿和咬肌的饷馈，但饺子馅就比较挑人了，我虽在同一屋檐下，却不喜爱吃那标配的猪肉白菜。幸好年前总有些菜贩子会窜到弄堂里叫卖，他们挑着茴香在大门外巡着，那在我看来是唯一配做馅的。除夕夜的茴香肉饺是调剂性的主食，茴香之不同于一般蔬菜的异域的胡香让我倾倒，而今天各种大小节日都把饺子推出来撑场面，我自然觉得出场率一高就如米饭一样普通了，已失却偶尔为之的仪式感。做饺子毕竟前后工序都繁琐多磨，但成果毕竟是单调的，再怎么也吃不出第二味来，所以在年夜饭上锦上添花是很不错的，在其他的场合当主角就有着难以启齿的寒碜。
第二轮上热菜，小炒先上，大菜如笋干烧肉、走油肉、红烧肉这些要细熬慢炖的后上。小炒如金针菜烤麸、爆炒虾仁或油爆虾取其一、炒素、青椒肚丝、葱油鳝丝、胡萝卜青豆粟米粒，家境好后越是往后过年，就会在粟米里放牛奶或奶粉调味，这般不中不洋，纯粹为了小孩吃起来欢喜……年景往后推，有些不变的菜品也会改良，那必不可少的清蒸鱼一开始是鳊鱼，后来换做鲈鱼；还有三鲜肉丸汤里的鱼丸本是乡下人摊位上买的只用少许马鲛鱼调味的面粉团，后来换做海霸王的包装袋食品，那面团就比较劲道；再后来，连熏鱼都会自己做了，要用青鱼中段，年前几天就开油锅慢烹，待糖醋把鱼块煨得滋滋含汁，表面起酥才捞起。往往耗上一下午时辰，煤油炉上的出气口也怕在轰轰作响地抗议。
上海本帮菜说起来誉满天下，几与思乡之情画上等号，但细究起来真的不甚考验手上功夫，品种不外乎最普通的鸡鸭鱼肉，用最俚俗的手艺、最基础的油盐酱醋造就。年年就那么几件老菜，比如这炒素，素可不是泛指，而是就用泡发好的油面筋、黑木耳和香菇混炒一通，用勾芡锁水即可。再比如这笋干烧肉、走油肉抑或红烧肉，总少不了那么一道赤酱烧出来的猪肉。这样的菜不知为何年年乐此不疲地上桌，仿佛一但缺席就不叫过年，往往一烧就是一钵，要吃好几顿才见底。旧时吃猪肉不易，一到了年里家家烧满钵猪肉，放置如坛菜，每顿挖取一点，隔水加热，算是沾沾肉味，甚至肉汤拌饭也以为大开吃戒了。这习惯就年年延续，就算到了新时代也省略不去，像是穷愁日的烙印，永远督促老一辈人不能在大节里忘记烧肉。我不爱吃浓油赤酱的猪肉，大概就是小时候被喂够了。
等硬菜上全，摆满一圈，汤羹也就来了。老母鸡汤或腌笃鲜、肉皮三鲜汤是除夕夜常吃的。这汤作为压轴的要讲中庸实惠之道，前提要撑一撑饱、落一落胃，又要满足不再是嗷嗷待哺的众口，所以营养很重要，最好是色面还上得了档次，登得上小康之堂。像罗宋汤和咖喱牛肉汤这种偏洋的不要，不适合老年人，而鲫鱼汤、酸辣汤、小排汤等平日里喝的也不上台面，一听就嫌寡淡、不耗火候，配不了圆台面。我家不怎么喝鸭汤，而是鸡汤喝得最多，而我妈妈后来自己做起了酱鸭，就省却了一道全鸭汤了，毕竟无必要吃两个鸭子。但吃白斩鸡的同时倒还在喝鸡汤，大概有些老派人觉得鸡比鸭珍贵，同时跟人亲近。
如果还有胃口，会吃一点八宝饭和水果羹，我爱看几个八宝饭上桌时拼凑的五颜六色，那是整个年夜饭里最悦目的一个环节。红绿丝、核桃、瓜仁和红枣，反正就是腊八粥作料里提取几样，但当年总觉得碎末细屑搭配起来的格外充盈，我要先把红绿丝挑走，一一把那些细小的“浇头”品尝，相同的回忆还有在吃奶油蛋糕时先吃上面的草莓，在吃清蒸鳊鱼时先挖它的眼睛……如今再也不会在这些可破坏的小装饰上得到喜悦和企盼，所以年景越好、期望值越高也就难以感受到幸福。
如今再也不会在家里的圆台面上吃年夜饭，弄堂无存了，祖辈一个个离开，我十岁以后住上楼房，耳边听闻有关过往，夹杂着哪家老人逝去的传闻，就感觉是记忆里的神仙要回到他们从天上来的地方。老人去了，树倒猢狲散，就如古人说的“诸父异爨”，各家兄弟姐妹携小家而仳离，这是古往今来的人间规律。“吃饭店”在上海兴起后，年夜饭从中秋就开始订了，各家饭店不再讲求除夕当夜关门大吉，而是翻两三桌都没问题。反而是饭店的生意新隆，老板脸上挂满得意，让人看到过年种种好彩头迹象。
再回到当年，酒过三巡，外面夜空下的鞭声逐渐紧密，大人和小孩都按耐不住了。大人心不定是因为好戏还在后头，弄堂里的“大户”比拼在即。大户指万元户，在90年代初期那些大腹便便的腰上别个BP机甚至砖块机的爷叔，在那时要显示硬实力，就得搬出大件烟火到户外。
我们叫着“饼干箱来了”，那红彤彤比婚床上放的杏花楼饼干箱还大的万花筒上阵了，那一刻我得屏息，“饼干箱”是最好看的烟火，大的有50响，足足放一首歌的时间。眼睛饱餐一顿夜幕底子上的莺歌燕舞，那啾啾、咻咻、噼噼剥剥的鞭声乱了阵脚，挺入各自的阵仗长矛乱舞，刹那绽放花苞般的激光后只剩烟迹，天上留下无数烟的枝杈，烟束慢慢散开，混融成淡淡的一小片、一小片的，再携手谢幕、淡远，屋瓦扯出的天空一角上如有长时间的烟纱荡漾。那时的我跟随着一个比一个还大的“饼干箱”，直到大街上，不曾想上海有一天再也无法在除夕夜听到哪怕一粒爆竹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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