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白,一九八一年生,居浙江嘉兴。作品散见《山花》《天涯》《钟山》《作家》《散文》等杂志,部分作品被《散文选刊》《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新华文摘》等杂志选载,入选各种年度选本。曾获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短篇小说首奖等。出版短篇小说集《我是格格巫》,散文集《童年不会消失》。
女房东
文 | 草白
2002年,我唯一的通讯工具是一台call机。别人要找我,只能先往寻呼台打电话,然后他们会把要求回复的号码发到我的call机上。当寻房的消息发布后,那台火柴盒大小的机器上就不时地发出响声。
我告诉电话里的人需要一间价格便宜的单间。“只要有一个睡觉的地方就可以了,但一定要价格便宜。”我去看过很多这样的房子,不是因为租金问题谈不拢,就是路途太远,或许这两者都不成其为问题,除了房子本身,我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寻找什么。
有一天晚上,我按照电话里约定的时间与房主见面。那个中年男人住着一间三居室的大房子,房子里还有一位老太太。他打开那个朝北的房间,“这屋里很干净,不过已经很久没有住人了。”果然,房门开启的刹那,除了浓重的霉味,我还闻到一股说不出的气味。
就在我疑惑不解之际,男人继续说,老太太是他母亲,自己平时很少在家,“所以,想找一个小姑娘陪陪她。不过老人家身体很好,不会麻烦到你的。”我看着客厅角落里的那个老人,自我进门后,她一直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什么话也没有说,甚至没有看我一眼。另外两个朝南房间的门都是关着的,不知道为何要关门,这屋子里又没有开空调。
男人说了好几遍租金会很便宜的话,好像在催促我下决定,最好是马上搬过来,越快越好。说实话,我是有点心动的,如果没有那个死气沉沉的老太太,也没有男人略显怪异的神情,这里几乎完美,是我见过的装修得最好的房子,客厅的地板是实木的,踩上去有种稳妥的质感,即使在昏暗的灯光下,也散发出一种暗红色的光泽。我猜想那两个房间的地板也是实木的。
那段时间,经常有出租者call我,要把自己的房子推销给我,他们对一个刚从学校毕业的单身女孩感兴趣,好像因为刚踏足社会未来得及染上恶习,从而也具备成为一名好租客的可能。
有一个老太太决定把两居室的一间租给我,另一间自己保留。客厅的餐桌上, 摆着她故去伴侣的黑白遗像,前面供着一束鲜花。“客厅你可以使用,但这个东西我不拿走的。”遗像里,那张凄苦而略带诡异的脸,好像还在那个屋子的某个角落里存在着,监视着我。
后来,我搬进了那个年轻女人的屋子,至少那里没有垂垂老矣的人,也没有黑白遗像,其实那个女人也不算年轻,她高而瘦,脸庞很小,属比较典型的长形脸。那是夏天,她经常穿一身绿色或粉色的绢纺质地的连衣裙,长度到脚踝,更显得弱不禁风,看着比实际年龄还要小一些(好像我知道她多大似的)。相比前面几位房东,她的房子给人一种敞开、透亮的感觉。至少我的第一印象是如此。她自己也住在里面,住在那个朝南的最大的房间里。
另一个相邻的房间里住着一名来自新疆的女孩,是嘉兴学院的学生。她的房间里挂着粉色窗帘,墙壁也是粉色的,从那个房间里透过来的光线也给人粉嘟嘟、暖融融的感觉,好像那里面的世界是一个未经污染的童话世界。
去阳台晒衣服的时候要经过那个房间,如果碰巧她不在,我便会多逗留一会儿。席梦思床垫看着绵软而舒适,床上用品也都是粉色系列,床头柜上摆着一个很大的娃娃……那个屋子因此形成一股独特的气场,甜腻而不失温馨。
只有我的房间是最小、最简陋的,除了单人床、书桌和一把近乎散架的藤椅,再没有别的。那张书桌还是我搬进去之后,女房东指挥两个男人搬来的,抽屉抽起来很不顺畅,用力过猛则会脱卸而出,好似它们与整张桌子只是临时组合关系;把手上的五金锈迹斑驳,锈粉随时可能往下掉,而当不小心触及时,必然会沾染在手指上。
我不敢在那些抽屉里放置任何东西,除了偶尔趴在桌面上写点不明所以的文字,有时候是给家里写信,有时候则是莫名其妙的几句话,还没写完就被我撕掉了。而那张桌子,怎么看都像是一样来历不明的物品,或许是某个寒酸旅馆里的肮脏陈设,或许是来自旧货市场的廉价商品,虽然脱离了原来的环境,却没有完全摆脱掉过去的一切,我因为不得不靠近它,生怕沾染上一些不洁的气息。
天黑了,我还在小区附近的公园里瞎逛,穿梭在陌生人中间,形单影只的人总会引起额外的注意。那些与我搭讪的人,有些是和我一样,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她们是化妆品直销员,眉形尖细,肤色白腻,嘴唇涂得很厚,身上有股好闻的气味。我根本没钱去买那些亮闪闪的东西,也不会化妆。我有点羡慕她们在那种落魄的境况下,还能把自己拾掇得那么美丽。
那时候,我的女房东正在厨房间炒菜,油锅爆炒的声响给人一种家的嘈杂和温馨感,饭菜的香味则勾起人深深的欲望。我不允许自己在那种时候还待在屋子里,和另一个女人分享她的食物,哪怕只是它的气味部分。那段时间里,我经常感到饿,半夜饥肠辘辘地醒来,满屋子找吃的。方便面是唯一的美食,深夜里闻着有种深深的沉醉感。那种因饥饿所体验到的满足感,奇妙无比,没有什么可以相提并论。
盛夏的午后,前一分钟还骄阳似火,走到下一个街口,暴雨就有可能哗啦啦倾泻而下。世界一片汪洋。站在店铺门口,我想起衣服还晾挂在阳台外边,再没有人会帮着将它们收起。在这个世界上,我忽然成了形单影只的人,不再属于任何集体。我所过的生活,也成了一种抽象的生活,我只是为了体验它,以备在未来的岁月里可以回忆它——除此之外,别无他用。这种孤独感和饥饿所能激起的感觉,多年来深深地嵌留在我的记忆里。对这个世界,我曾充满着一种自己也无法理解的热情和欲望。
期间,一个毕业后未找到工作的女同学从老家坐火车到我的房间里躺了三天,又不声不响地回去了,此后再也没有写信来。那段时间里遇见的很多人,都有着与我相似的境遇,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沉默无声让这一切成为过去。
有天晚上,我回到租房,发现衣服已经收好,齐整地摆放在床上。女房东坐在客厅椅子上,笑吟吟地看着我。
你房里有一本《红楼梦》,能不能借给我看看。
我有点诧异,转身回房,将书取出,恭敬地捧给她。那是岳麓出版社古典名著普及文库中的一册书,因为价格便宜,有很多人购买。封面上黛玉手扶花锄的娇弱形象,倒有点像她。
那个年代,我碰到的很多成年女性都喜欢阅读,书还能对她们构成一种吸引力,至少可以帮助她们打发掉一些时间。我不知道女房东是出于兴趣,还仅仅是为了打发时间,书借出后不久,我便有些后悔。书太厚,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读完,而且《红楼梦》也不是那种意义上的消遣书。
那段时间,我去了酒吧,遇见一些陌生人。回来后,写了一篇随笔投给当地的晚报,不久后收到编辑来信。信里,编辑给我提了建议,并让我多观察生活,不要以私自揣测去取代眼睛的功能。“一个人在面临一些不平常的场景时,更应该保持客观、冷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写稿。对那个时间段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有一种深深的迷惘和恐惧。在文字里,那种迷惘和恐惧会被放大,要是技巧不够,还会给人一种弄虚作假之感。
那年盛夏,我频繁地更换工作,最后在某快递公司当单号录入员。加班是家常便饭。有一天晚上已经七、八点钟了,快递员要送客户回海宁,非要我作陪,说回来的路上可以有人说说话,不至于犯困。送完客户后,那个人把车子停到黑咕隆咚的海塘边,说我们下车去走走吧。这个被天气和性欲所折磨的男人尽管言语污秽不堪,却没有作出进一步举动。或许,他在伺机而动。周遭一片漆黑,耳边只有海水拍打岩石的巨响,时近午夜,却闷热依旧。我因处于极度紧张状态而浑身发抖,除了双臂交叉抱在胸前,不停地沿着堤岸行走,找不到任何可说的话。我的缄默让他摸不着头脑,残存的理智也使得他不敢贸然行事,最后,他骂骂咧咧地回到车上。回城的路上,下雨了,且暴雨如注,我感到如释重负。他把我放在半路,说不能一起回公司了,不然会遭人非议的。
从那个人的车里下来后,才发现包和钥匙还落在公司里,在租房的门口坐到天亮,等楼下送奶工的脚步声响起时,才战战兢兢地敲了门。女房东披头散发地出来,满脸惊愕之色。我语无伦次,试着向她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脑子里却不断发出嗡嗡之声。我累极了,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
连梦里我都在找工作。毕业后,我才知道一个人要找到满意的职业有多难。女房东的职业是炒期货,工作时间去附近的交易所看盘,晚出早归,貌似比一般上班族要舒服得多,赚钱估计也不少,至少能维持生计。
凭她的气质模样,我推断她也来自乡村,从前肯定喜欢打毛线,只是现在已经没有人再穿那种手织毛衣了,她忽然萌发的阅读习惯,或许就是编织习惯的转移——她会对《红楼梦》里哪个人物感兴趣呢?
当然,我最想知道的是,她如何找到这个不费力的工作?那时候,我对炒期货的危险性估计不足,甚至毫无认知力。
一天清晨,我还在睡梦之中,忽然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这个屋子里并没有男人,除了那个新疆女孩的男朋友——他悄无声息地进出,总是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肤色比他身边的女孩还白。那个声音让我感到莫名的不适,好似一向安全的领地遭到了侵犯。当我起床,去卫生间洗漱,男人已经站在窗前抽烟了。一个瘦长、单薄的背影,烟雾从他的发丛里升起,有一半散逸到窗户外边。
这个男人出现过几次之后,就在那间屋子里住下了。周末的午后,男人翘着二郎腿,坐在客厅里喝茶。阳台上,女房东以藤拍击打棉被,发出沉闷而突兀的声响。过了一会儿,他们就有说有笑地出去了。
黄昏来了,女房东站在煤气灶台前熬药,当中药的气味逐渐取代饭菜的香味,那个屋子里的气味就完全变了,充满了莫名的苦涩。从粉色小屋里透出来的光线,似乎也与之前的不同了。新疆女孩告诉我,她想换专业,学校本来是同意了的,临了又有些犹豫。另外,如果换专业成功,这便意味着要比男朋友晚毕业一年。——即使如此,她还是想换。
新疆女孩说话的语气极为温软,充满着耐心,好像她所诉说的事情全是会实现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根本没有担心的必要。
无聊的时候,我到处瞎逛,吃街边食摊上的食物,去运河边看驳船,坐在公园的凉亭里等天暗下来。有一天午后,当我和一个流浪汉坐在瓶山公园的八咏亭里打发时间时,我的call机响了。
电话里,一个好听的男性的嗓音,我叫乐伦,电视台的……我这才想起,当初为了找房子,曾打过他们的热线电话。乐伦和他的朋友在中山路开了一间酒吧,问我能不能去兼职。在那家生意惨淡的酒吧里,我做了半个月的服务生。期间,有位我所尊敬的诗人光顾了那里,他在二楼角落里默默饮完一杯冰啤就离开了。我没有鼓起勇气和他打招呼,说我也在写诗,并喜欢他的诗。
最后一次上班的那天晚上,酒吧间来了一群吵吵嚷嚷的客人,掷骰子,玩游戏,喝得醉醺醺的,最后没有结账就离开了。打烊后想起时,已经追悔莫及。乐伦和他的朋友都没有责怪我。很显然,老板和服务生都缺少经验,这个世界对没有经验的人是残酷的。
后来听说这个装修前卫的酒吧间以极低的价格转让给了别人,接手者很快就经营得风生水起。那时候,我已经不再和乐伦见面,他很快就从电视台退休,去了异乡。我想起酒吧间打烊后的那些凌晨,我们去吉水路的馄饨店里吃宵夜。热气腾腾的小馄饨上飘着葱油,让饥肠辘辘的人感到了久违的温暖。
有一次,乐伦问我:你喜欢谁的音乐?
我想了想,说,罗大佑。
他感到诧异:你这个年纪的人怎么会喜欢罗大佑呢?
乐伦中等身材,肤色深黝,却有一副好嗓音,低沉、浑厚而充满磁性。他的声音是那种具有良好教养的人所能拥有的声音。这么多年里,他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它,没有挥霍它。除了接听热线电话,他还主持午夜音乐节目。
通过黑夜和电波传到我耳边的声音,好似与发声者毫无关系,特别是当这个声音属于一个五十岁以上的男人,我对这个男人体内可能藏匿着一个更加年轻的灵魂而产生莫名的惊诧与好感。
那个时间里遇见的人,包括乐伦,女房东,以及那个新疆女孩……之后再也没有见过面。你很难让自己知道,生命中的哪些人还会再见面,而一旦过去,甚至连惋惜的机会都没有。
对我来说,那是一段不甚分明的道路,去广告公司应聘文案岗位,却没有成功。老板认为一个在金钱上甘于满足现状、没有进取心的人,是不会有什么前途的。我不想加班,哪怕因此可以多一些钱。即使最穷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要赚很多钱。我只想花最少的力气把自己养活,仅仅是活着就够了。
人生最迷惘的时刻,我倒是做了一些美梦。在那些早已被遗忘的梦境里,我经历了一些美妙之事,因此学会了如何在现实之外的世界里寻求安慰。
有一天中午,我在房间里午睡。迷糊之际,听到一阵抽抽噎噎的哭声,那声音断续破碎,压抑之极,好像是怕被人听见,却又悲伤到无法抑制——雨天看《红楼梦》时的点滴感受忽然回来了。那本书还在她的屋子里吧,是放在枕边吗?
我有些不自在。屋子里没有别人,男人已经好多天没有露面,一个有妇之夫,得了肝病,在乡下还有老婆,是她炒期货的时候认识的。
她只有一次诉说过那个男人的事,好像是在讲一个与己毫无关系的人,带着一种强烈的鄙薄的语气。还有一次,我在她额上看见一块淤青,她说是自己不小心弄的。——这我是相信的。尽管那个男人嗓门有些大,但还不至于动粗吧。
这些单薄而过时的细节,已经无法告诉我那个屋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否有钱财上的损失。记忆里,那已经是炎夏临近尾声了,透过午后虚掩的房门,我看见她侧身躺在那张铺着竹席的大床上,她安逸地躺在那里,脸朝着窗外,落地电扇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
一天中很多时间里,她都那样躺着。她比之前更瘦了,脸庞更显窄小,有些泛黄。我知道她并没有睡着,一个身形瘦削的人,并不需要那么多睡眠时间。那一刻,我忽然有点羡慕她,至少她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在那里,她有足够的时间去想明白一些事情。
她的隔壁房间已经搬空,新疆女孩回学校去住了。粉色窗帘被收起,同色系的墙壁显得没有那么粉了,从那屋里透出的光线变得白亮而一览无余。我也想着离开。租期快结束了,我等着她涨租金,之前她曾提起过,这样我就便有借口搬走了。
新同事邀我同住,租房在铁轨边上,可以听见火车声,甚至坐在客厅里也能看见火车远远地开来,从房子边呼啸而过。我在那里住过几晚,当深夜或睡梦中听见汽笛声,更有一种人在旅途的孤独感。不知为何,我对那种感觉着迷,好似那一刻的自己并不生活在尘世里。
趁女房东不在家,我陆续搬了一些东西过去。很快,我就把所有的行李都搬过去了。决定离开那天,我写了纸条,把那本《红楼梦》留给她,好像同时把关于命运的暗示也转让给了她。
后来,我买了这书别的版本。在读到某些章节时,偶尔会想起那个女房东,单单是那一个形象,长形的脸,在回忆里显得特别长,给人异样感。几年前,我坐公交车路过那个小区门口,发现它比记忆中更显颓败,已经成了中老年人和外来务工者的“乐园”。
那个小区,19幢顶楼的某间三居室里,她一定还住在那里。她在那里又住了十六年。人没有那么容易离开自己的房子,特别是对一个不再年轻的女人而言,拥有房子,相当于拥有了一切。
脑海里一直留存着她看到那张纸条时可能有的反应——我不明白当初的自己为何不敢当面和她告别,不敢取回那本书。似乎,对于一个居无定所的人而言,拥有一本必不可少之书,是一件足够羞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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