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晚上的时间,除了兴致来了,偶尔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之外,大部分是伴着书度过的。
我出生的那个村子小得可怜,没有书店,供销社也在七八里之外,那里主要卖日用品,只稍带着卖那种几分或者一两毛钱的连环画,直到上中学时,读过的课外书扳着手指头都数得清。碰上节假日,有时候我会起个大早,走路去三十多里外一个叫文家市的小镇子。镇子东头有个邮局,窄小的门脸扑着尘土,淹没在一排灰蒙蒙的杂货铺中间,一溜柜台把屋子一分为二,里面整齐地摆着各种杂志,透过厚实的玻璃看得一清二楚。有我喜欢的《读者文摘》《青年月刊》《辽宁青年》《女友》,还有一些,如今记不清名字了。我会把我喜欢的杂志都要过来翻看,这个过程有些漫长,我左翻右翻,反复掂量,踌躇再三,每一本都不舍得放下。
卖杂志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说话细声细气,总是站在一旁笑吟吟地看着我挑。折腾了好一阵,长吁一口气,像是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选好一本,最多两本——家里条件不好,买杂志的钱都是母亲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薄薄的杂志不经看,拿回家两三夜便翻完了,只能回过头一遍又一遍地重读。往往在不知不觉间,便到了深夜,家里人都睡了,风吹过窗外的梨树发出沙沙的响声,对面山上不时传来一两声鸟叫,家里那条大黄狗冷不丁地叫几下,像是在回应那奇怪的鸟鸣。有时候母亲会起床来,推开我的房门,说一声不早了,要睡了。我知道母亲提醒我,主要是担心熬夜对身体不好,也还有另一层不便明说的意思,灯盏里的煤油不多了。那时候买煤油得凭票,家里十几口人每个月就三斤煤油票,没票即使有钱也买不到。等母亲转身离开,我放了书,扑地把灯吹灭。月光漏进窗来,洒满一地,我睡意全无,思绪还在那些文字里游弋,心里有一阵柔软的风吹过,身子像一片羽毛,离开了枕席,飘向窗外,徜徉在银白色的月光中。
辍学后,我去了一所小学当代课老师。比起上学时,条件有所改善,每个月能拿到一份微薄的工资,还可以趁去县城开会或者学习的机会上新华书店挑几本中意的书。那时候我很少看那些杂志了,而是迷上了古典文学,晚上缩在二楼那间单身宿舍里,像蚂蚁啃骨头一样,一本接一本地啃。学校三面环河,像一个半岛,和附近的人家隔得远,深秋的夜晚,四周静得仿佛能滴出水来。屋子里,是我翻动书页的窸窸窣窣的响声,窗外,越秋的月亮洒下清凉的光,河水在星月的光辉里潺潺流淌。偶尔下起雨来,嘀嗒的雨声伴着低低的虫鸣,落叶松褪色的叶子在风中扑簌簌地落下。直到深夜累了,站起来伸个懒腰,熄灯睡去。对这样的日子,心底生出一种由衷的满足和感激。
同事们三五个聚在一起玩扑克牌,看电视剧,或者骑摩托去小镇上宵夜。他们一次次邀我,我一次次婉言谢绝。后来,他们以一副同情的口吻对我说,“喊你玩总是不来,一个人缩在那里,孤孤单单的,有什么意思?”我没有说什么,只是报之一笑。他们并不知道,在那些貌似孤独的夜晚,我独自行走在一个辽阔的世界里,看到孔子在车上正襟危坐,车声辘辘,秋风掀起他的衣襟;听到一个叫庄子的老人,盘腿坐着,面对亡妻棺木一边敲着瓦缶一边唱着歌;跟着那个落魄的聊斋先生听他谈狐说鬼,在荒废的园子里感受命运的悲欢和人情的冷暖。事实上,我的夜晚从未有过孤独与黑暗,而是那么丰盈、敞亮。我反倒从心底里可怜我那些同事,多好的夜晚,长宵细雨和月辉星煜都被他们挥霍掉了。
后来,我辗转来到县城,那几本曾经红极一时的杂志有的改了名字,有的已经停刊,有些虽然还在办,但已是每况愈下,风光不再。每每念及那些乡村的夜晚,心底依然有温暖的潮水漫了上来。我在城里的房子不大,是一套两居室,没有独立的书房,一面紧挨着大街,街上车来人往,嘈杂得很。但每到夜晚,我摊开书本,拧亮台灯,灯光照亮蚁群般的文字,那些声音便仿佛突然之间消失了。
那时候我开始有选择地读书,主要读的是外国文学。我沉浸在川端康成那种忧郁的调子里;游走于博尔赫斯那迷宫一样的空间;在卡夫卡那座风雪中的幽暗的城堡前夜复一夜地徘徊……那些文字,丰富、幽深、苍茫、宽阔,仿佛一条夜晚的河流,满河星光月色,暗潮澎湃。使我甘愿成为它们的俘虏,随着它们穿越雨季,经过河流、海洋、墓地、牧场、破败的老街、茫无涯际的麦田,亲历那些酒鬼、小偷、车夫、皮鞋匠、流浪汉的欢乐和悲戚、痛苦与忧伤。有时候眼前恍惚起来,我觉得我已进入了这块异乡的土地,正站在一道长满荨麻的篱笆边,听到晚祷的钟声从灰褐的屋顶上升起,越过门前那一大片郁郁葱葱的山毛榉,划破凄伤的斜阳。
随着新媒体的泛滥,阅读开始变得多元,不断趋向肤浅和碎片化,但我仍然执拗地选择阅读纸质书。这是有深度的阅读,比冰冷的屏幕更富有质感,可供我随意勾画,信手圈点。那草木气息中的淡淡墨香,贯通今古,穿透心灵。人生是有限的,我以有限的人生获得了众多的人生经验,我知道人世悲苦,命运无常,懂得人性的复杂与幽微,因此,不管走在顺境还是逆境,内心始终保有一份难得的笃定。这是阅读赐予我的温暖的力量,就像暗夜里的光芒,深入我的内心,照亮每一处幽暗。
本文刊2019年7月7日《文汇报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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