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0至1918年，三卷本《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陆续出版，很快成为国际学术界标准的中国近代史参考书。该书作者马士（Hosea B. Morse）187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同年与三位同学一起考入中国海关，在上海学习汉语三年后，于1877年出任天津海关帮办，翌年调入北京总税务司任职，1887年任上海副税务司，嗣后又在北海、淡水、龙州、汉口、广州等多处海关任职。1909年退休后择居伦敦郊区的坎伯莱（Camberley），全身心投入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并很快结出了硕果。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体大思精、考证翔实，刚一出版就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蒋廷黻是其中之一，他认为该书的英文资料无懈可击，但同时觉得马士的不少观点有失偏颇，因为基本没有使用中文史料。蒋廷黻是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开创者，早在美国留学时就开始关注这方面的著作和史料，1923年回国后历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所著《中国近代史》（1938）和所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1931）影响深远。蒋廷黻对学科建设的最大贡献在于首倡原始档案的使用，在谈到中国外交史研究时，他强调指出：“外交史的特别在于它的国际性质。一切外交问题，少则牵连两国，多则牵连数十国。研究外交史者必须搜集凡有关系的各方面的材料。根据一国政府的公文来论外交等于专听一面之词来判讼。关于中国外交的著作，不分中外，大部分就犯了这个毛病。”（《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序》）因此要克服这个毛病，就要从原始文献，特别是中国的原始文献入手。
马士并非不懂中文，也并非不知道清宫中藏有大量的一手文献，但这些文献即便在中国时也难以获得，何况远在英国。他退休后卜居坎伯莱，就是为了便于去伦敦查找英国档案——那是完全对公众开放的。这一中外文献不平衡的状况在1920年代开始转变，特别是随着《筹办夷务始末》等档案的影印出版，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研究中方在近代中外交往中的态度不仅完全必要，也已经是可能的了。
《筹办夷务始末》是清代官修的对外关系档案资料汇编，又称《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其中道光朝自道光十六年（1836）议禁鸦片开始，至二十九年（1849）止，收录这一期间涉外事项的上谕、廷寄、奏折、照会等档案约2700余件，220万字。咸丰朝起自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迄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共收档案约3000件，200万字。同治朝自咸丰十一年七月至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止，共收档案约3600件，250万字。综计三朝的内容，凡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如两次鸦片战争、沙俄强占东北，以及教案问题、租界问题等都有记载，确实是一个资料的宝库。这三朝《始末》编成之后藏于宫中，均系手写稿本，没有刊刻付印。清朝覆亡后这三种稿本连同宫中其他档案均为故宫博物院所有。在蒋廷黻等学者的大力推动下，故宫于1929年开始陆续将其全部影印出版。马士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但因为年老体衰，已经无力研读和使用了。1934年马士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马士更大的遗憾是身前没有写成《赫德传》。赫德（Robert Hart）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从1863年11月开始担任总税务司，直到1911年9月去世，他一直是中国海关的掌门人。不仅如此，他对于晚清的外交事务也常常能够说得上话。当初决定建立总税务司时，无论是各国公使还是商人们，都希望把这一机构建立在商业中心的上海，但后来还是建在了北京，并隶属总理衙门，所以每当晚清京官对于外交事务不知如何应对时，他们就会就近向赫德请教。由于工作努力，为人谨慎，赫德很受清廷的赏识，多次受到嘉奖，如1869年赏加布政使衔，1885年赏戴花翎，1901年更荣获太子少保的头衔——这是即使中国官员也很难得到的。
对于研究晚清海关史、外交史来说，赫德的意义毋庸多言。马士在中国海关工作三十多年，又曾经当过赫德的助手，对赫德为核心的海关史进行研究可谓近水楼台，最合适不过了。但赫德的家人却不肯配合，不愿意将赫德的日记（74册）和一些重要的书信提供给马士作为研究之用。无奈之下，马士只好重新设计自己的思路，把研究对象扩大为自1834至1911年的中国外交史，其最终成果就是三卷本《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这部巨著出版后虽然广受关注、影响深远，但马士还是念念不忘初心，在为二、三卷所写的前言中，他这样表达自己的遗憾：“当我着手写本书时，我最初的念头是想把赫德和他组织的那个庞大的中国海关作为全书的核心，并以此为线索来编写中国的对外关系史。……我终于无法获得赫德的日记，他的几大扎重要书信也同样无法利用，得不到这些关键资料，要写那本我计划已久的赫德传记，自然是纸上谈兵。因此我只好极其遗憾地不得不用一部历史来代替一本传记。”
当然遗憾也并非完全无可弥补，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马士利用自己掌握的材料对晚清海关以及赫德本人还是做了不少论述，如第二卷第一章（上海税务司）、第二章（总税务司）、第七章（海关权力的确定）。在第三卷第十四章（协定中的海关）他对赫德做了如此评价：“赫德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从明末入华耶稣会士以来，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像他那样了解中国人的性格。他洞悉中国人的心理，精通中国的语言文化，所以做起事情来总是与众不同，虽然在不少西方人看来似乎瑕疵百出、幼稚可笑，却能够投合精细有余而眼界不足的那些清朝官员的喜好。他最优异的品质是谨慎。”可见，赫德在晚清错综复杂的各种权力关系中能够长期控制海关并发挥影响，是自有他一套官场经验的。
赫德的日记直到1971年由其长孙捐献给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大学才大白于天下，这已是马士去世四十年以后的事情了。学术研究大约永远都会留下遗憾，无论一个学者自身如何努力。
本文刊2019年8月4日《文汇报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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