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批评家赵翼：说白居易诗“俗”，你们大概不懂诗

清嘉庆湛贻堂刻本《瓯北诗话》

赵翼（1727—1814），字云崧，号瓯北。江苏武进人。初官军机中书，乾隆二十六年（1761）中进士，年由贵州兵备道辞归，讲学著书，享耄寿而终。赵翼因幼赋异禀，对才名的渴望尤为急切，曾有诗云：“少年意气慕千秋，拟作人间第一流”（《七十自述》其三十）然而青春年少的抱负，历经宦海沉浮，只留下“从军无奇功，作吏无奇绩。始知天下事，不能任其责”的落寞感觉，最终在理想的幻灭中萌生恬退之思：“不能立勋业，及早奉身退。书有一卷传，亦抵公卿贵。”（《偶书》其二）像袁枚一样早早地退归林下后，人生所有的期求都转向文章学术。诗中经常流露出一种不甘和无奈：“士有名世才，出手爆雷电。远夷争购诗，达官求识面。必待史策传，其传已有限。”“千人万人中，有我七尺身。千年万年中，有我数十春。白首自照镜，塌然暗伤神。”（《寓斋独坐作》其二）到晚年，赵翼所有的生活乐趣和希望，更全然寄托于文学。相比乾隆中初归田时撰著的《陔余丛考》和嘉庆元年（1796）编成的《廿二史札记》，嘉庆六年（1801）七十五岁所撰《唐宋以来十家诗话》，显然是他晚年倾注心力的大著作，绝不同于《随园诗话》那样浮光掠影、道听途说的信笔闲谈。而此时他对诗歌的观念也与早年多有不同。

据年谱嘉庆六年（1801）记载，“是岁作唐宋以来十家诗话，共十卷”。这一记载只能理解为成书时间，其撰写应该有个时间过程，而且做了相应的学术准备。前一年他编成《陆放翁年谱》，有关陆游的研究正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诗话成稿后曾求正于洪亮吉，自称本着“论人且复先观我，爱古仍须不薄今”的宗旨（《稚存见题拙著瓯北诗话次年韵奉答》其一），表明其中也伴有自己人生的反思和当时诗歌创作的参照，当时许其“沿波溯源，间得其心力独至之处”，“抉摘精微，语多切当，要非局方隅之见横使议论也”（王藻、钱林《文献征存录·赵翼传》）。而今天则应该说，在贺裳《载酒园诗话》之后，我们终于迎来一部具有典范意义的作家研究专著。这部诗话的作家研究，很多地方都值得注意，但在批评史上最有意义的是对白居易的深入研讨。

白居易是赵翼心仪的前辈诗人，书中对白居易的论述尤见批评眼光的锐利和内容安排的匠心。我们知道，白居易诗历来评价不太高，人们在欣赏其为人处世之道的同时常不免轻看其诗。像王渔洋、叶燮这样的杰出批评家对白居易都没多少肯定性的评价。王渔洋《古诗选》和《唐贤三昧集》都不登白居易只字，《四库提要》的作者已注意到。乾隆《御选唐宋诗醇》虽然将白居易钦定为唐宋六大家之一，但对其诗歌艺术也只能归结为“平易而最近乎情”而已。一般读者，即便是喜欢白居易的诗人，通常也谈不出什么门道。但赵翼不同，他在《瓯北诗话》卷四用了27则文字来专门讨论白居易，用缜密的论证抉发了白居易诗歌诸多为人忽略的独创性，他的意见至今仍值得我们参考。

白居易像

开宗明义赵翼首先指出，元、白的坦易诗风同样是中唐诗风变革的一部分，只不过走向了与韩、孟不同的另一个方向：

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试平心论之，诗本性情，当以性情为主。奇警者，犹第在词句间争难斗险，使人荡心骇目，不敢逼视，而意味或少焉。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此元、白较胜于韩、孟。世徒以轻俗訾之，此不知诗者也。

基于性灵诗学的观念，赵翼认为尚坦易的元、白诗原本更具抒情性，更能打动人，因而也更耐人玩味，然而世俗却每因其浅易而以轻俗目之。在以专业批评家自居的赵翼看来，完全是不懂诗的误解。而且，元、白胜过韩、孟还不只是个以抒情见长的问题，“大凡才人好名，必创前古所未有，而后可以传世”，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和揭示其独创性及成就所在。作品丰富而保存完整的白括易集为赵翼施展他博而能约、思理效密的史才提供了可能。随后他一一对白居易诗中他认为值得讨论的问题作了评述。

白居易是中国古代现知第一位自己编订诗集并留传下来的诗人，由诗集编排方式略可窥见其生平创作概貌和自我认识。为此第2则赵翼先从现存白集的编集谈起：“香山诗凡数次订辑。其《长庆集》经元微之编次者，分讽谕、闲适、感伤三类。盖其少年，欲有所济于天下，而托之讽谕，冀以流闻宫禁，裨益时政。闲适、感伤，则随时写景、述怀、赠答之作，故次之。”而“至《后集》，则长庆以后，无复当世之志，惟以安分知足、玩景适情为事，故不复分类，但分格诗、律诗二种，随年编次而已。今流传诸本，虽不免有前后错杂之处，然大概尚仍其旧”。这样，仅略述现存白集的不同体例，白居易生平处世态度及创作倾向的交化，已纲举目张，清晰可见。

清康熙一隅草堂刻本《白香山诗集》

第3则由诗集之富谈到白居易诗歌流传和影响之广，肯定“香山诗名最著，及身已风行海内，李谪仙后一人而已”。据白居易《与元九书》及元稹序所述，他认为白居易的盛名主要得自《长恨歌》、《琵琶行》两诗，“其事本易传，以易传之事，为绝妙之词，有声有情，可歌可泣，文人学士既叹为不可及，妇人女子亦喜闻而乐诵之。是以不胫而走，传遍天下”。白居易诗名远播固然与《长恨歌》、《琵琶行》脍炙人口有关，但其长诗值得注意者绝不限于这两首歌行。第４则进而讨论白居易驾驭长篇的能力，由歌行旁涉排律：

中唐以后，诗人皆求工于七律，而古体不甚精诣，故阅者多喜律体，不喜古体。惟香山诗则七律不甚动人，古体则令人心赏意惬，得一篇辄爱一篇，几于不忍释手。盖香山主于用意。用意则属对排偶，转不能纵横如意；而出之以古诗，则惟意所之，辨才无碍。且其笔快如并剪，锐如昆刀，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工夫又锻炼至洁，看是平易，其实精纯。刘梦得所谓“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者，此古体所以独绝也。然近体中五言排律，或百韵，或数十韵，皆研炼精切，语工而词赡，气劲而神完，虽千百言亦沛然有馀，无一懈笔。当时元、白唱和，雄视百代者正在此。后世卒无有能继之，此又不徒以古体见长也。

唐自大历以降，鉴于科举竞争的日益激烈，诗家无不用功于近体，致力于五言，古体诗的写作兴趣及水平相应地明显低落。这一趋势清初诗家即已注意到，但赵翼进而由此审视白居易的创作，得出古诗胜过律诗这异于流俗的结论。他将其间的得失归结于“香山主于用意”，且“工夫又锻炼至洁”，所以看似平易，其实精纯。这种能力应用于排律，成就同样达到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他的见解很独到而且有深度。

白居易对诗体的开创能力和驾驭能力，是赵翼尤为欣赏的，《诗话》中再三致意。第5则论次韵，谁都知道这出于元、白唱和所创，而赵翼更细析之曰：“依次押韵，前后不差，此古所未有也。而且长篇累幅，多至百韵，少亦数十韵，争能斗巧，层出不穷，此又古所未有也。他人和韵，不过一二首，元、白则多至十六卷，凡一千馀篇，此又古所未有也。”应该说，只有这三个“古所未有”，才说透元、白在次韵上的开创意义。不惟次韵，还有联句，“韩、孟多用古体，惟香山与裴度、李绛、李绅、杨嗣复、刘禹锡、王起、张籍皆用五言排律，此亦创体”。所举白居易与诸友人唱和，有《元白唱和因继集》、《刘白唱和集》、《三州唱和集》、《吴洛寄和集》、《洛中集》，虽不言首创，其唱和、编集之频繁同样也是史无先例的。第6则接着论排律，指出“五言排律长篇亦莫有如香山之多者”，列举集中四十韵至百韵之作，说“此外如三十、二十韵者，更不可胜计。此亦古来所未有也”。第7则继续论“香山於古诗律诗中又多创体，自成一格”，所举计有：（1）如《洛阳有愚叟》五古、《哭崔晦叔》五古“连用叠调”作排比之体。（2）《洛下春游》五排连用五“春”字作排比之体。（3）和诗与原唱同意者，则曰和；与原唱异意者，则曰答。如和元稹诗十七章内，有《和思归乐》、《答桐花》之类。（4）五言排律“排偶中忽杂单行”，如《偶作寄皇甫朗之》中忽有数句云：“历想为官日，无如刺史时。”下又云：“分司胜刺史，致仕胜分司。何况园林下，欣然得朗之。”（5）五七言律“第七句单顶第六句说下”，如五律《酒库》第七句“此翁何处富”忽单顶第六句“天将富此翁”说下，七律《雪夜小饮赠梦得》第七句“呼作散仙应有以”单顶第六句“多被人呼作散仙”说下。（6）五排《别淮南牛相公》自首至尾，每一句说牛相，一句自述，自注：“每对双关，分叙两意。”（7）以六句成七律，李白集中已有，而白居易尤多变体。如《樱桃花下招客》前四句作两联，后两句不对；《苏州柳》前两句作对，后四句不对；《板桥路》通首不对，也编在六句律诗中。（8）七律第五、六句分承第三、四句，如《赠皇甫朗之》：“一岁中分春日少，百年通计老时多。多中更被愁牵引，少里兼遭病折磨。”这种种创格在赵翼看来，都属于“诗境愈老，信笔所之，不古不律，自成片段，虽不免有恃老自恣之意，要亦可备一体也”。这一论断对我们理解诗人创作至老境的自由率性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第8则论《后集》以格诗、律诗分卷之义。考“古来诗未有以‘格’称者，大历以后始有‘齐梁格’、‘元和格’，则以诗之宗派而言；‘辘轳格’、‘进退格’，则律诗中又增限制，无所谓‘格诗’也”。因而赞同汪立名之说，肯定“格”与“律”对言，“实香山创名，此外亦无有人称格诗者”。虽参取前人之说，却绝非人云亦云，自有学力识见为根基。

第9则开始讨论具体作品，先据集中《自吟拙什》、《题浔阳楼》二诗对陶渊明、韦应物的景慕及《效陶潜体诗十六首》，提出“香山诗恬淡闲适之趣，多得之于陶、韦”的假说，认为“晚年自适其适，但道其意所欲言，无一雕饰，实得力于二公耳”，论白居易诗歌风格的渊源自有见地。不过附带提到《别韦苏州》“于左司年辈本不相及，何得有辞别之作？此诗必非香山所作，或他人诗搀入耳”，稍失之武断。第10则论五古长篇《游王顺山悟真寺》，认定它是被《长恨歌》、《琵琶行》的光彩遮蔽的杰作。参照杜甫《北征》、韩愈《南山》两篇名作，赵翼指出该诗“层次既极清楚，且一处为一处景物，不可移易他处，较《南山诗》似更过之”。尤其是“《北征》、《南山》皆用仄韵，故气力健举；此但用平韵，而逐层铺叙，沛然有馀，无一语冗弱，觉更难也”，堪称是白居易诗歌欣赏中的独到发现。第11则考究史实，证明《长恨歌》或为尊者讳，或取材于传闻，情节多为虚构。第12则论《琵琶行》，谓其情事非居官者所为，“盖特香山借以为题，发抒其才思耳”；同时又据《夜闻歌者》一诗所述，疑“闻歌觅人，竟有其事”，能启发读者思考诗作的本事与体裁的关系。

蒋兆和绘白居易观刈麦图

从第13则开始，转而讨论白居易生平行事。第13则提到白居易诗中每叙及官俸数额，这乃是前人的老生常谈，多哂白居易不脱俗趣，赵翼则调侃说：“此可当《职官》、《食货》二志也。”第14则进而指出白居易诗中“不惟记俸，兼记品服”，“此又可抵《舆服志》也”。第15则据白居易诗作考索其歌妓樊素、小蛮。这些内容都属于传记研究的范畴，以诗证史。第16则列举集中拙句率句、复调复意之例，或多至一意六见，此虽属于艺术批评，但旨在说明白居易写作之滥：“盖诗太多，自不免有此病也。”仍与其为人行事的作风有关。第17则举《过洞庭湖》诗的议论，断言：“此书生之见，好为议论，而不可行者也。”第18则论白居易的生活态度，指出“香山出身贫寒，故易于知足”，虽屡遭迁谪，“所至安之，无不足之意”。列举其诗中所述，以为“实由于食贫居贱之有素，汔可小康，即处之泰然，不复求多也。然其知足安分在此，而贫儒骤富，露出措大本色，亦在此”。证以诸赠妓与言及家中女乐的诗作，足以提醒我们注意白居易性情中极世俗的一面。第19则论白居易出处之迹，列举诗中所述治生的算计，最后到“去苏州后，又云：‘僮仆减来无冗食，资粮算外有馀钱。携将贮作丘中计，犹免饥寒得数年。’自是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遂不复外出，年才五十八耳”。于是得出白居易晚年的归宿只是顺适其本心，而非迫于政治环境的结论：

笙歌游赏，娱情送老，固宦成之乐事，不足为怪。而回视元和初年，与微之相约退休，可谓不负初心。非真因二李党起，始引身远害也。有禄以赡其家，有才以传于后，香山自视固已独有千古，权位势利，曾不足当其一唾，岂徒以明哲保身为得策耶？

如此总结白居易的一生出处，只能视为其一家之言，并且其中不无他自身行迹、志趣的投射及体认。但他对白居易诗集的梳理是极为细致的，通过推考诗作，发现白居易“退休之志，不惟不始于太和，并不始于元和十年，而元和之初已早有此志”。事实上，白居易“是时授拾遗，入翰林，年少气锐，本欲有以自见于世。故论王锷以赂谋宰相，论裴均不当违制进奉，论李师道不当掠美以私财代赎魏征宅，论吐突承璀不当以中使统兵，论元稹不当以中使谪官，皆侃侃不挠，冀以裨益时政。然已为当事者侧目，始知仕途险艰，早有林下乐志之想”。这一论断对新旧《唐书》本传或谓晚年惧以党人见斥，或谓元和十年因江州之谪，乃萌退志的说法，都是有力的驳正，足资知人论世。

第20则列述白居易诗中所见涉及座主门生关系的掌故，以见“唐人最重座主门生之谊”，也是以诗证史的例子。第21则述白居易曾从方士修烧炼之术，但究其始末，认定“香山性情本无拘滞，人以为可，亦姑从之，然终未尝以身试耳”。第22则考述《九老图》本末，说明依据汪立名的考证，显示出乾嘉之学的严肃规范。第23则论白居易与韩愈及韩门弟子的关系，通过考察与张籍往来赠答诗篇，推测“白与韩本不相识，籍为之作合也”，也是不无道理的推断，为历来论者所未及。

最后四则为无可归附的杂考，除第25、26则考白居易诗中烧酒、青毡帐属于名物考证外，另外两则也不是没有批评意义。第24则论苏轼在黄州以“东坡”为号，本自白居易忠州所作《东坡种花》、《步东坡》等诗，并引苏诗“我甚似乐天”、“出处依稀似乐天”等句，与洪迈“子瞻景仰香山者不止一再言之，非东坡之名偶尔暗合”之说相印证；第27则记白居易寄存各处的五本诗集的下落，以为“李、杜集多有散落，所存不过十之二三，而香山诗独全部流传，至今不缺，未必非广为藏贮之力也”。这都与卷十二论“南宋人著述未入金源”一样，属于当今文学研究中很热门的影响和传播研究。虽然当时尚未有这样的理论和概念，但赵翼的批评实践已体现了类似的意识。

赵翼是清代少有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都取得很高成就的文人，他的史学尤为后人所推重。他对白居易的研究和评论同样显示了凭藉史学造诣而达到的深度。但他的诗歌批评却没有像他的史学著作那样引起广泛的关注，也很少有人注意他诗歌批评的成就。细玩他对白居易的这些论述，不仅让我们对白居易产生新的认识，同时对传统诗话的批评能力也会刮目相看。

>原题《赵翼论白居易》，载《古典文学知识》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