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恍如隔世的电话

一个电话，唤醒一段记忆，催生一部经典。这就是杜拉斯的《情人》。

他给她打来电话。是我。她一听那声音，就听出是他。他说：我仅仅想听听你的声音。她说：是我，你好。他是胆怯的，仍然和过去一样，胆小害怕。突然间，他的声音打颤了。听到这颤抖的声音，她猛然在那语音中听出那种中国口音……

我在圣伯努瓦街的这面，望着街对面的公寓楼，5号四楼，是杜拉斯（1914—1996）的故居，从1942年到1996年去世，她在那儿住了半个多世纪。公寓大门旁挂有纪念牌，是巴黎市政府2011年挂的。而就在那前一年的6月，初夏的蒙帕纳斯公墓里，杜拉斯的墓碑前（墓碑上只有两个字母——她名字的缩写“MD”），我看到了巴黎市长新送的鲜花，娇艳欲滴。我猜想市长也是杜拉斯的“粉”，送完花接着就去挂牌了。

此刻，我望着街对面的公寓，想象电话铃响起的瞬间，杜拉斯放下手头的活计，也许是厨房里的料理，也许是窗户前的插花，穿过房间去接那个电话，就像每天要接的许多电话。猛听到电话里那个声音，虽然已经隔了几十年，她已从十五岁半的少女，变成了满脸沟壑的老妇，比她大了十几岁的他，也已从一个翩翩佳公子，变成了白发婆娑的老翁，但她依然马上就听出是他，而他的声音依然胆怯，和过去一样胆小害怕……那该是怎样的一个场景啊，就在我面前的公寓里上演，在四楼的那套公寓里上演！

圣伯努瓦街不长，位于圣日耳曼大街与雅各布街之间，与它们垂直，从花神咖啡馆门口拐入就是。我曾两次走过它，走过杜拉斯的门前。一个半世纪前，圣伯夫也在这栋公寓里住过，也是5号，不知几楼。这是巴黎一栋极为普通的公寓楼，坐落在六区一条极为普通的街上，不可思议的是，杜拉斯竟在这里住了五十多年。小时候，她家在殖民地从来就住不安稳，“我们这些住所真叫人无法相信，永远是临时性的，连陋室都说不上，丑陋难看就不说了，你见了就想远远避开，我的母亲不过是暂时寄居在这一类地方，她常常说，以后再说，设法找到真正适宜长久居住的地方，不过那是在法国，她这一生一直在讲一定要找到那样的地方”。后来她母亲在卢瓦尔省定居，住在一座假古堡里，终于永远留在那里没有再迁徙；她也在这里找到了适宜的住所，所以后半生再也不想挪窝了么？

然而，在接到情人电话的那个瞬间，她有没有想起堤岸的那间公寓，仅用百叶窗隔开了城市的喧闹，每晚情人用天落水给她洗浴……情人让她好好看看那个房间，她也确实把那个房间看了又看，问自己以后是否还能记起它来。现在她在圣伯努瓦街的公寓里，接到了中国情人来的电话，是否会记起她十五岁半的下午，回到那个远在堤岸的房间？“我们又到公寓去了。我们是情人，我们不能停止不爱。”她的情人柔弱然而有力，在电影里是梁家辉演的。那时我正浪迹半岛，隔壁住着一对西班牙夫妇，还记得说起这部电影，他太太一脸色眯眯地说梁家辉“So sexy”（真性感）……

杜拉斯

是情人来的那个电话，引出了《情人》这部小说吗？哪怕中间隔了许多年？杜拉斯自己说，小说最后的这个电话是个例外，因为她过去的书一向没有结尾，但这个电话却成了《情人》的结尾。结尾意味着开始，故事结束，写作开始，就像普鲁斯特的小说。“不过，这是已经发生的事，像其余的一切一样，所以，在这一点上，又何必加以掩盖？”这当然是已经发生的事，电话铃曾在公寓里响起，接起才知道是情人来的，它引出了《情人》这部小说，也改变了她的写作态度。在此之前，她写作时有种种顾虑，所以她说，那种写作什么也不是。现在，她可以容易地写了，因为母亲已经往生，变成了流畅的文字。普鲁斯特也是这样。母亲知道她的情人，但不知道她的情事。两个哥哥也不知道。全法国都无人知道，直到她把它写出来。写出来就不再是耻辱，写出来就得到了救赎。我们都写不出来。我们都不是杜拉斯。

战后许多年过去了，她经历了几次结婚，生孩子，离婚，也写了不少书。这时他带着他的女人来到巴黎，往我面前的这栋公寓里，打了那个恍如隔世的电话。他的女人本来应该是她，结果却不是她。然而在电话那头，他对她说，和过去一样，他依然爱她，他根本不能不爱她，他说他爱她将一直爱到他死。

他在电话里听到她的哭声。然后，从更远的地方，想必来自她的卧室，她没挂上听筒，他还能听到她的哭声。

杜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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