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野：葛兆光特别专辑
《今天》122期，精心策划了“视野：葛兆光特别专辑”。根据葛兆光《写在前面的话》，专辑包含五部分内容：第一辑“所传何统”，多是讲古代中国文化传统在当代的被宠信和被误会，因为近年来某些所谓“传统”走红得让人诧异；第二辑“藉史而思”，是葛兆光在历史研究中的一些思考；第三辑“引颈偶眺”，说的是一些有关边缘历史的观感，既从周边看中国，也从中心看边缘；第四辑“普镇琐记”，是2011年到2013年，葛兆光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客座的随感；第五辑“奈当下何”，则是葛兆光对今天中国思想、学术和人文教育的一些感慨。最后的“附录”中，收了一篇写家世的《福州黄巷葛家》，以及一篇韩国学者对葛兆光的采访。让读者知道作者的来历，以及对其学术与思想有所了解。“今天文学”公众号将分期编发专辑文章，一窥历史学者“不那么学术”的文学世界。
这是我第三年到普林斯顿来客座，也是合约中的最后一年。像前两年一样，初见普镇，依然是一派春色。此前在温哥华停留了几天，记忆中，留下的是蓝色的大海、白色的雪山，想起北温哥华山中的鲑鱼养殖地，那墨绿中泛白的溪流轰鸣声仍然在耳，Stanley公园那黝黑色的森林，和处处倒卧的巨树，感觉风格好像很狂野。可就像余英时先生初见面时说的，“正是普城好风景，花开时节又逢君”，这里真的恰是花开时节，眼前的普镇，无论是拥有那一片开阔草地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还是繁华的Nassau街头，还是屋宇错落的普大，处处看到的，都是点点照眼明的花朵，黄色的旱水仙和迎春花，白色的狗木花，红色的垂樱、紫色的玉兰，风格却是那么温婉。
在普镇的一个半月时间很快过去，现在想起来，不知为什么，似乎都是风和日丽的日子，似乎始终是五彩缤纷的花季，尽管实际上也有风，也有雨，而且从三月到五月，花季过去繁华落尽，树木的颜色也从浅绿变成了深绿。
一、在纽约看林书豪
早就和艾尔曼教授约定要去看一场NBA。本来，住在新泽西，应该去看近处的新泽西篮网，但可惜的是这个队近两年成绩不佳，人气不旺，所以，一直犹犹豫豫。这次因为纽约尼克斯队的林书豪大红大紫，才终于下定决心去看。24日下午，与内人一起乘火车赶到纽约，在麦迪逊花园广场与约好的艾尔曼夫妇见面，按照他们的计划，到33街的韩国区吃饭，谁知找了半天，原来熟悉的小首尔餐厅没有找到，只好在另一个韩国餐厅吃了烤肉和石锅饭，其实也差不多，原本不必刻舟求剑。
饭后去麦迪逊花园广场，就在Penn Station出口上面，没有想到里面这么大。今天是纽约尼克斯队与底特律活塞队比赛，我们到达的时候，场内已经是人山人海，音乐大作，热情与节奏交织，有趣之极。林书豪果然极有人气，一出场就全场欢呼起来，甚至比1号安东尼和6号小斯还要“火”。现场好多穿着17号衣服的Fans，体育馆里强烈的音乐节奏和震耳欲聋的Di-Fense吼声，让人知道什么是狂热。不过也因此知道，在北美，球赛就是球赛加上商业，并没有什么“为国争光”，也不是背负着“民族面子”的责任，所以，Player就是在职业球赛精神中Play，这让我想到，体育与政治的分化，恰恰倒是体育正常化。反观中国，球员往往因为精神负担太重，体育和政治、娱乐与国家无法分化，倒常常会出现紧张甚至失常的情况。
昨天纽约尼克斯输球，今天却大胜活塞，现场看球与电视转播确实不同，电视转播用的是“优选法”，总把漂亮的、精彩的呈现给你看，现场却不同，看上去没有那么神奇，倒是看到不少失误。虽然失误多，但纽约尼克斯队还是凭借篮下绝对优势，打得活塞队一败涂地。这一场，林书豪发挥只能说一般，得了13分，但有几个绝妙的传球，让人感受到这个疯狂小子的想象力。散场后，买了一件有林的17号标志的篮球衫，居然要价87美元。事后看新闻，渐渐得知这是本赛季林书豪参加的最后一场比赛，此后他便因伤停赛，一直到季后赛中，纽约尼克斯被迈阿密热火淘汰，他也再没有现身，这让我觉得这场球看得很值，虽然这么远的位子，票价竟然高达一百二十五美金。
二、惊魂一刻
三月底的一个周末，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东方部的孙志新教授约好，一起去New Brunswick附近一处中餐馆吃饭，据说，这餐厅是现在在复旦任教的老朋友吴以义向他专门推荐的。普林斯顿的两家中餐厅，莲园和大千美食林，都已经吃了太多遍，孙志新兄很周到，想让我们换换口味。从Lawrence的住处出来，便驱车向北，经Nassau街，转向东开去。一路上捉对儿聊天，内人与孙太太在后排聊，我和开车的孙志新教授在前面聊，谈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帝国时代”（The Age of Empires）展览计划，说到展览的内容和主题，说如何召开讨论会与论文集，也谈到展览如何凸显秦汉帝国形成的意义。
天空下着细雨，公路上车不多，车也开得并不快，大约也就是四十英里的样子。但是，当车开到680号及27号公路附近，意外惊魂一幕出现，也许是由于下雨，视线不佳，突然对面一车竟然方向一拐，与我们后面的一辆越野车相撞，被撞的越野车很诡异地没有停顿，却猛地超前，先在左侧追上来撞击我们的车，又因为撞击打了一个趔蹶转了个圈，迎头撞向我们的右侧。万幸两次都只是侧面擦撞，而开车的孙志新教授也反应奇快，立即刹车。惊魂不定的我们自己检查，还好大家都绑了安全带，都没有受伤，只是孙夫人在后排被撞伤下唇。
这次可见识了美国的交警。不到一刻钟，就在细雨中，两辆警车与三辆救护车呼啸而至，下来好些人，每个车都盘问一番。检查下来，我们的车算报废了，前面那辆越野车也略有些损伤，最先肇事的那辆车也大体上不成了。事后回想撞车那一霎那，好像就是美国大片里枪战追车人仰马翻的感觉，这也不知道是事后的追忆，还是当时的感觉，其实，那一瞬间人一点儿反应也没有，或者是人根本来不及反应。美国志愿救护者很细心，尽管我们觉得孙夫人嘴唇虽有点伤，但其他地方绝不会有问题，可一个黑人救护员却用硬塑料护具在十分钟里始终紧紧按住她的颈部，以防颈椎有伤，让我们也给感染得生出疑窦，觉得万一有问题便大事不好。所以，当交警催促她上救护车时，我们也力劝志新兄陪同夫人去医院检查，我们则另外打电话，叫朋友开车来接我们回家。
在细雨冷风中等了半个多小时，朋友总算来到，在大中华超市附近吃了一碗热腾腾的越南米粉后，才算回过神来。晚上，与孙志新通电话彼此安慰，都万幸人没有受伤，而没有提及那辆报废的车，也算是孔子“伤人乎，不问马”的意思。
三、在华盛顿逛图书馆和博物馆
艾尔曼教授夫妇开车，陪我们去华盛顿。经费城、巴尔的摩到华盛顿，已经是日当午。在华盛顿这个老式车站吃饭时，听艾尔曼教授说这个车站的历史。旧式的车站穹顶很高，仍是当年修建时的模样。据说，原来纽约车站也是这个样子，可是后来Penn Station改建后拆掉穹顶，曾遭到很多人的批评，现在纽约只有另一个42街的中央车站（在那里可以搭去纽黑文的车）仍然保留传统模样。但纽约都是高楼，所以车站穹顶显得并不突出，反倒是华盛顿车站周围空旷，所以看上去还气势宏伟。
在Washington Court Hotel住下后便出去游览。先到国会山附近的国会图书馆，门口把守很严，进去后倒很松，这里建筑相当漂亮，尤其是楼层极高，所以吊灯和藻井不仅金碧辉煌，色彩缤纷，而且在格外的高旷下显出一种特别的气派。由于遇见熟人，得以在周末进入亚洲部参观，亚洲部的阅览室两侧书架甚高，有专用梯子上去取书，中间却仍然有传统的卡片柜，随便翻了翻，看到中国与日本书甚多，甚至还有文革时期的《红色娘子军》。记得余英时先生曾说，前几年他还没有获得克鲁格奖的时候，曾经应邀来此住了半年，他每日看书，余师母常常可以去附近看博物馆，是退休十年中过得最惬意的时光。从国会图书馆出来，经过罗斯福总统纪念碑及雕像群，总觉得这样的设计相当好，因为和其他纪念性的建筑物比起来，人可以与雕像面对面相处，不像一般万神殿那样高高在上，倒很是人性化。这一天，从杰弗逊纪念堂经越战纪念碑，到林肯纪念堂，我们居然围着华盛顿的中心区域走了一大圈。
第二天突然大雨，仍然按计划到弗利尔（Freer）博物馆。博物馆正在举行“罗汉”与“葛饰北斋·富士山”两个特展，原本以为大雨天气人会少些，没有想到参观者却出乎意外的多，据说，是因为正值纪念华盛顿与日本100周年交往。100年前的大正初年，日本为了与美国修好，特意赠送樱花树，种植在华盛顿的湖边，成为如今华盛顿的一景。而当年弗利尔博物馆的东方收藏，听说就是从葛饰北斋的作品开始。其中，葛饰北斋的富士山组图非常有名，那么多富士山的图像，难为他居然画得千姿百态各不相同，这是实景写生，还是想象描绘？实在说不清楚，或许呈现的是葛饰北斋对富士山梦萦魂绕的那一份厚爱罢。至于“罗汉”特展，我没有特别的兴趣，只是走马观花似地匆匆浏览了一番。也许仍然是由于纪念日本美国交往百年的缘故罢，另一个美国国家艺术博物馆也在举办日本花鸟画展，不过，尽管这些绘画色彩斑斓，但感觉并不出色，因为多是近代以后的世俗绘画，雄鸡、鸳鸯、花卉，多有浓妆鲜丽者，但过于逼真，迹近写真，所以艾尔曼教授笑道，这不是艺术是科学，他的意思是，因为“写实主义”太多，远不如文人画的“想象变形”可欣赏体验。不过，很意外的是，蜂拥来看的人相当多，似乎大雨并没有打消赏画的兴致。
从弗利尔博物馆转到赛克勒（Sackler）博物馆，原来经由地下通道就可以到。 2002年第一次访问华盛顿的时候，我曾经来过赛克勒，可是为什么没有穿过地下通道到弗利尔去，现在却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了。赛克勒也有好东西，前些年，我来看的时候，本来特别想看长沙子弹库的楚帛书，那是最早出土的帛书，我对那十二个谜一样的神像，和回环书写的形式特别有兴趣，但是那时刚好不展出，觉得很遗憾。不过，记得当时正在展览徐冰的天书，也算是见识了一番，现在徐冰的天书没有了，但徐冰制作的以26个英文字母变形而成的长链条，仍然从穹顶一直垂下来。
四、在美国看病
和朋友在普林斯顿大学的Garden House吃饭，说起我的痛风发作，艾尔曼教授便一定要让我去诊所看病，反正我有医疗保险，不看也白白浪费。谁知道，在这里看病相当麻烦。先想就近到Jones Hall背后的学生诊所，却被告知教授要在Alexender street的医院。没办法，只好请艾尔曼教授开车送到那里，又因为是初诊，就得先一一填表，美国的表格很复杂，用了半小时才弄好，等候片刻，Dr. Cole便来看病。在中国医院看病习惯了，还真不习惯那种美国式问诊，美国医生真不像中国医生，在中国医院那个嘈杂混乱的诊室，医生只能匆匆忙忙把人快速处理（或处决），可是在这里，医生又是量体温又是测血压，检查了好一阵，最后，居然还拿出一本书来和我讨论，问平时我痛风所吃的药是什么，由于不懂通常所服用的“秋水仙碱”的英文名字，为此还啰嗦了好一阵，幸好陪我去看病的东亚系博士生郑心闲，用iPhone搜索出来，然后，医生和病人才细细商定了用药，开了处方。
开了处方，却被告知不能马上拿药，似乎在美国确实是医和药分开的，这个处方要到CVS，也就是一个专门的超市去取药。开车回Lawrence去拿了自己的医疗卡后，去Nassau街上的CVS，却被告知没有这药，需要明天再来。美国医疗虽然既技术先进而且服务细致，但是也有麻烦处，一是医药极昂贵，如果没有医疗保险，自费医药是很昂贵的；二是制度颇教条，钉是钉铆是铆，螺丝钉对螺丝帽，倒不像中国医院，可通融时且通融，对于习惯了中国式看病的人来说，好像也不灵活方便。
有趣的是，等到第二天从CVS拿到药时，我的痛风病已经霍然而愈，这瓶昂贵的药也就成了我三年来在美国唯一一次看病的纪念品。
五、在美国读日本书
这次借用的是在普大东亚系教日本文学的教授Okada的研究室，所以，可以顺便看很多日文书，包括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日本思想大系等等。Okada教授病了很久，研究室一直空着，我们来，既借用他的研究室住锡，也顺便看看他的藏书。
总是想着下学期的一门课，要讲“亚洲宗教思想的交流”，可自己明白，我算有一些心得的，主要都在中国古代宗教史，而且只是六朝隋唐的禅宗和道教，面对学生无法买空卖空来搪塞，所以只能对日本、朝鲜宗教补补课。看到架上有《日本书纪》（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本，坂本太郎、家永三郎等校注本，岩波书店，1967, 1979年14刷），虽然早在研究生时代就看过，仍然取来慢慢浏览，每天翻上几页。其中，关于神道教的一些资料，虽然常见，也一一摘录下来，将来可以做资料，叫学生细读。日本最早的几尊大神，在这部书中是这样说的：“洗左眼，因以生神，号曰天照大神，复洗右眼，因以生神，号曰月读尊，复洗鼻，因以生神，号曰素戋鸣尊”（卷一“神代纪”，95-97页）。传说中，天照大神可以治高天原，月读尊可以治沧海原潮之八百重，而素戋鸣尊，则可以治天下。关于神道教的三种神器，如八坂琼曲玉及八咫镜、草薙剑，三种宝物。其中，素戋鸣尊以草薙剑（又名十握剑）斩蛇的故事，这里也活灵活现地记载着，不过要是追根溯源，好像还是从中国汉高祖刘邦的故事那里借用来的。
《日本书纪》、《日本纪略》等等日本文献中，其实有好多可以借用来研究中国的资料，做中国史的学者较少用，实在很可惜。学者比较熟悉的，像小野妹子和裴世清日隋往返事、大唐使者高表仁出使日本事，日本资料都比中国文献详细。就连安史之乱，他们也一一记载，我没有细细比对，也许，其中会有中国文献忽略的东西。在平安时代撰成的《日本纪略》（吉川弘文馆，新订增补国文大系本， 1978）前篇卷十中，有一则天平胜宝六年（754），也就是大唐天宝十三年即安史之乱前一年，日本使团与朝鲜使团争座次的故事，说天宝十二载正月各国使团向唐玄宗贺岁的时候，在蓬莱宫含元殿举行仪式，西边是吐蕃排在第一位，日本在第二位，而东边是新罗在第一位，大食在第二位。这一次，日本副使大伴古麿就争辩说，“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大日本殆久矣，而今列东畔之上，我反在其下，义不合得”。在他的抗议下，大唐将军吴怀就“引新罗使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日本使次东畔第一，大食国上”。我没有复查这个记录的真伪，还不清楚这是平安时代日本史家出于自尊的追叙，还是根据当时档案留下的实录。不过，这次有关使团座次之争如果是真的，恐怕是亚洲国与国关系史上第一次“礼仪之争”。
顺便要记下的是，很不幸，在4月4日，我们借用的这个办公室的主人，长期卧病的Okada教授去世了。
六、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亚图书馆
并不是只在研究室看书，在普林斯顿三年中，东亚图书馆不能不提。除了研究室之外，壮思堂（Jones Hall）和Frist Campus Center三楼的东亚图书馆是我待得最多的地方，每次想起在这个图书馆看书的时光，总是觉得流连和怀念。
我曾经在普林斯顿一次演讲中说，胡适六十岁前后，曾经在这个图书馆当馆长，我六十岁前后，却在这个图书馆读书，硬要攀援的话，也算是一个缘分。那时，胡适正处在郁闷之中，看看右边，他对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有些失望，看看左边，共产党正在大陆对他猛烈清算。有家回不得，1950年5月他在美国不得不接受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作为1950-1952年的Fellow of the University Library and Curator of 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 with Rank of Full Professor。可是，就是这个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旗手”，当过北京大学校长，民国政府的驻美大使，差一点还成了总统候选人的胡适，拿到这一聘书，居然还不能够换过签证上的身份，折腾了好一阵才算办妥。以他一生赫赫事业和崇高地位，担任这样一个图书馆馆长，想想也实在有些委屈。但让我佩服的是，胡适毕竟就是胡适，他在那里不仅把这个图书馆弄得有模有样，购入不少有价值的东亚图书，还举办了题为“十一世纪的中国印刷”的图书展览，他亲自给展览写了一篇“Eleven Centuries of Chinese Printing（Introduction to an Exhibition of Books from 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 Princeton）”。尽管按照周质平教授的说法，那是他一生中最灰暗的时期。
今天，Gest东亚图书馆成为美国最好的东亚图书馆之一，多亏了当年胡适的努力，在我刚刚到普大的那一年，图书馆就给了我一份简介，一看之下大为惊诧，原来六十年后所用的，仍然是六十年前胡适写的那篇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我曾经走过美国一些大学，看下来觉得，设在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伯克利加州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密西根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和这个普林斯顿大学的葛思德东亚图书馆，是四个最能让人满足的大学东亚图书馆。果然，在我这三年普大客座的时间里，我确实在那里看了很多早已希望阅读的书，也看到了很多原本没有想到要看，却意外发现的资料。举一个例子罢，至今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人在这里默默地整理了一些有关中国的剪报，既有现代的像周作人、丰子恺、张爱玲的，也有古代如李渔、施耐庵、兰陵笑笑生的，其中，也有一份薄薄的“陈寅恪资料”，里面剪贴了1969年10月陈寅恪先生去世后，海外报刊的各种有关文章，不少是研究陈寅恪的学者所没有见过或未曾提及的。陆键东的《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第二十一章《深厚是非谁管得》中，曾经引用过香港《新晚报》、《春秋杂志》（1969年12月1日，298期）、台北《中央日报》（1970年1月26日）、《传记文学》（16卷3期），来说明陈寅恪死后哀荣在两岸的殊异，但是，如果他能看到这份剪报，就会增加很多很多资料，如曹聚仁、今圣叹、费海玑、清华生、章曼的回忆和纪念文字。我扫描了一份存在手边，几次想以此为据写一篇文章，却因为疏懒的缘故，始终没有写出来。
（2012年）
作者：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东亚与中国的宗教、思想和文化史。主要著作有：《中国思想史》两卷本（1998，2000；韩文本，2013；英文本，2014，2018）、《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1995，2007）、《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2011；韩文本，2013；英文本，2017；日文本，2019）等。
题图：普林斯顿大学校园
▼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