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十九年,是公元1421年。
这年四月初八,明帝国的第三位皇帝朱棣非常地不开心。
这年的正月份,他刚刚举行了隆重的紫禁城落成仪式,在新建成的奉天殿接受了群臣的朝贺,与外国使节的祝福。但欢乐只维持了四个月,一道突如其来的的雷击,将奉天、华盖、谨身三座宫殿,烧成了一片灰烬。
人间的帝王自觉遭到了“天意”的无情羞辱——若干年前,他以暴力自侄子朱允炆手中强取帝位时,也曾发动舆论攻势,将南京皇城的承天门火灾、乙字库火灾,归因为“上天怒其(朱允炆)无道”。如今,轮到自己被“天意”打脸,被烧的是新建成的紫禁城,且包括了紫禁城内最重要的建筑奉天殿。
这是一种必须回应的羞辱。
于是,火灾发生两天后,朱棣颁布了一份“求言诏”,要群臣们直言不讳,言者无罪,对自己最近一段时期的施政提出批评。
当然,为防止批评超纲,朱棣在诏书中很具体、很委婉地,用11个“欤?”,为群臣们的“直言不讳”划下了范围:
这11个“欤?”里,没有明帝国百姓最痛恨的那件事:迁都北京、修筑紫禁城。那是朱棣为自己的雄才大略留下的“物证”,是不容置疑的宏图大业。他在诏书中划下批评的范围,目的正在于暗示群臣,所谓“求言”不过是一场应付“天意”的游戏,切不可将批评引到迁都与筑城上来。
绝大多数人看懂了皇帝的暗示,也遵守了皇帝的暗示。
但翰林院里一位叫做邹缉的“侍读”,不愿按部就班将游戏的流程走完。他写了一篇长达3300余字的意见书。如果不是这份意见书,今人或许将永远无法知晓朱棣修筑紫禁城时,民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惨况。
邹缉说:
以上只讲了颜料大青的价格,没有具体讲修紫禁城花了多少钱。一个可供参考的数据是:万历年间第二次重修三大殿(明英宗时重修过一次),“采楠杉诸木于湖广、四川、贵州,费银九百三十余万两”,这是《明史·食货志》的说法。仅仅三大殿的楠杉木,就费银如此之巨,朱棣修筑紫禁城以及与之配套的北京城,其耗费可想而知。
图:朱棣
邹缉接着说:
以上是针对修筑紫禁城的批评。接下来,邹缉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朱棣的整体施政方向。他说:
末了,邹缉将上述种种,与奉天殿的大火直接联系了起来。他说:
邹缉说,只有这样做,才能“挽回天意”,才能续上“国家千万年无穷之命脉”。
除了邹缉,李时勉、罗汝敬、郑维桓、何忠、罗通、徐容、柯暹、高公望、杨复、陈循等人,也呈递了内容大体相近、但轻重有所不同的意见书。
朱棣敏锐地觉察到了事情正在起变化——朝中有一小撮官员,正准备借奉天殿这场大火,拿“天意”来压迫自己改弦更张,全面变更既定的施政方针,而首当其冲者,就是迁都北京与修筑紫禁城。
对“天意”这种东西,朱棣素来是取实用主义态度的,“天意”对自己友好,那就不妨拿来用之,不友好,那就当它不存在。永乐四年,工部尚书宋礼向朱棣报告说,“有许多用来修紫禁城的大木,无需人力,一夜之间从山中漂到了长江,这是山川神灵知道皇上要建造新宫殿,所以显灵相助”。宋礼捏造的这种“天意”纯属鬼话,但对朱棣有用,所以他不但信了,给出木头的大山赐名“神木山”,还派了礼部的官员带着丰厚的祭祀、翰林院的官员带着歌颂神灵的祭文,前去建祠立碑。只不过,此次奉天殿被烧,实在太显眼,朱棣没法当它不存在。
但,朱棣手里握有可以让群臣闭嘴的屠刀。
遭殃者是吏部主事萧仪。在给朱棣的意见书里说,萧仪说,营建紫禁城,造成了“天下供役,民力凋敝”的后果,所以上天降下火灾来警告。他给朱棣出了上中下三条主意。上策是待到秋凉,就回返南京,终止紫禁城的营建,让民众休养生息;中策是留在北京,到奉天门公开与群臣朝见,“缓而图之”,暂时停止修筑紫禁城,以后再慢慢建;下册是听信朝中小人的挑唆,继续按现在的强度营建紫禁城。
萧仪之所以说这些话,与他在家乡江西乐安的所见所闻,有直接关系。永乐七年,萧仪回乡,依据自己的见闻写过一首《续伐木谣》,内中有这样的句子:
永乐四年秋起夫,只今三载将何如。
无贫无富总趋役,三丁两丁皆走途。
山田虽荒尚供赋,仓无余粟机无布。
前月山中去未回,县檄仓忙更催去。
去年拖木入闽关,后平山里天正寒。
夫丁已随瘴毒殁,存者始惜形神单。
穉子多孤母多老,几度临门望归早。
火伴还家始报音,遗骸已润荒山草。
官家役簿未除名,孤儿嫠妇仍登程。
去年丁壮已殒殁,今年孤弱知无生。
君门如天多隔阻,圣主哪知万民苦。
但闻木数已将完,王事虽劳莫怀土。
大意是:从永乐四年开始无论家庭的贫富、无论家中壮丁的多少,全被抓去武夷山里,为修筑紫禁城伐木。壮丁们去了三年,已死在了山里;家里田地全部荒芜,老人孩子生存艰难,但官府的壮丁簿里并没有给死者销号,于是女人孩子也被抓去了山里。
萧仪说,自己这首诗,是见了民间传播的伐木谣,觉得它“词甚怆,意甚真,深足以见一时之事俗”,所以在民谣的基础上做了续写。“君门如天多隔阻,圣主哪知万民苦”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是萧仪的个人感触。永乐十三年,萧仪中了进士;永乐十九年,雷电劈中了奉天殿,他终于得到了冲开君门、让“圣主”知晓万民之苦的机会。
这个机会,将萧仪送入了万劫不复。朱棣看了他的意见书,勃然大怒,以诽谤之罪将其下狱,然后杀害。
与抓杀萧仪相配套,朱棣褒奖了邹缉,还升了他的官职。
一杀一褒之间,朱棣存有一个幽微的目的,那就是:他想要借此堵住世人的嘴,向世人展示自己是一个胸怀宽阔的人;自己下诏让众人批评朝政,就不会报复众人。萧仪被抓杀,不是因为他批评朝政,而是因为他造谣诽谤。为阐明此节,他还特意颁布了一道诏书《禁谤讪敕》。诏书里说,自己让众人畅所欲言,是“欲闻朕过及知军民疾苦”,但有些人心怀不轨,他们意见书里的内容,“与朝廷政务及军民休戚略不相干”,只是一味地在“讥侮谤讪”。往后若再有这样的人,“治罪不饶!”,统统抓起来治罪,萧仪就是榜样。
皇帝已经将刀子舞了起来,朝中的“摇尾系统”(柏杨发明的词,甚好)也随之运作,开始攻击那些批评者心怀叵测。随之而来的,是最彻底的侮辱,朱棣下令将两拨人驱至午门,“命跪午门外质辨”,让他们跪在午门外辩论出一个是非对错。
必须是一个让朱棣满意的是非对错。
站出来消弭不测之祸的,是户部尚书夏元吉。他跟朱棣说,响应号召批评朝政的言官是没有罪的,有罪的是我们这些大臣,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才出了这种事情。朱棣借坡下驴,终止了辱人至深、不成体统的“午门跪辩赛”。事后,夏元吉跟言官们说,你们要好好活着,你们若有个三长两短,“所损不细也”,是国家巨大的损失。
但夏元吉口中的国家,不是朱棣所在意的国家。一个月后,朱棣的报复降临了——参与批评的朝臣当中,李时勉、罗汝敬下狱;郑维桓、何忠、罗通、徐容、柯暹等人,被外放去了遥远的交阯。
在这场与“天意”的斗争中,朱棣取得了压倒性的最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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