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前一位19岁的学徒工决定开始写日记，留下了一段上海沦陷时期的真实记录。
颜滨在上海元泰五金店做学徒工，19岁的他已经学了几年，快要满师了。那是1942年，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日本侵略军进占上海租界，上海全面沦陷。就在元旦这一天，颜滨决定开始写日记，记录下特殊岁月里的生活。连他自己都没想到，70年后，一位历史学者很偶然地在孔夫子旧书网上看到了散落在外的他的16册日记本，这些日记成了他留给后人研究那一段历史的极为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我读完颜滨1942年至1945年的日记后，一位富有朝气、志向远大、勤奋好学、积极向上的年轻学徒的形象久久地站立在我面前，我为上海这座城市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有普通的年轻人在努力奋斗而备感骄傲。
颜滨年幼丧母，后又失父，家境贫困，他14岁时从宁波洪塘到上海读初中，毕业后就到元泰五金店当了学徒。虽然身在小小的五金店，但颜滨时时关注战事，为自己没能去抗战前线而深感愧疚。他在1942年的日记里多次写道：“我的心中早就有一个想法，向内陆发展，尽我的力量贡献给国家。万一奋斗失败，而死在那祖国的怀抱里，这也是我所愿的，若能为国牺牲那也是求之不得的。”“那前方忠勇的将士值得我们的敬仰，那为国捐躯的先烈们值得我们的崇拜，我真恨不得立刻在他们的面前叩下一千个响头，以赎我苟且孤岛的罪恶，以表我敬仰之意。”“目下的敌人已只能做最后的挣扎，以图做困兽之斗。只要我们再接再厉，那么胜利之期实在已不再远了。”
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朴素的爱国情怀和抗战必胜的信心。为了强身健体，一洗“东亚病夫”之耻辱，颜滨每天清晨跑步半个小时去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打太极拳。1944年12月2日的日记里，颜滨记述说：“气温突然转至三十度（华氏）以下，清晨起来，只觉朔风凛冽，吹面若刺，赶紧加上一件夹衣，而尚觉不胜寒栗，乃振起精神，逆风而跑至公园，手指虽疼痛不堪，然仍脱去长衣，强忍寒浪之袭击，舞罢一套太极。”
在日记中，颜滨记录了日军侵占上海后民生凋敝的情形，那时苏州河旁的大多数铁号都遭解散，他所在的元泰五金店生意清淡得可怜，甚至几乎是完全停顿了。他的堂兄仁佑失业后沉迷于赌博，家破人亡，最后失踪，生死不明，因此他告诫自己不得堕落，在工作间隙抓紧时间读书学习。颜滨参加了夜校补习班，他报了两门课，一门是国文，一门是英语，这样，他就必须每天晚上都得去上课了。那所夜校设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上的浦东大厦里，七楼还有个中华业余图书馆，所以，颜滨时常赶在补习班开课前，提前半个小时先去图书馆，他在那里看《中学生杂志》，借阅巴金的“激流三部曲”。
他对自己要求很高，为考试屈居第三名而感到可耻，为尺牍默书错了五个字而深深地懊悔，也为国文考试夺得第一而得意洋洋。他在日记里细述了学习的不易：“夜课刚至中途，忽然警报大鸣，电灯立时熄去，顿时全校同学皆处于茫茫的黑海中。屺秋、立鹤皆来访我，本来我们又可且行且谈，但在这时面不见人影，伸手不见五指，并且时雨才止，到处充满了水潭的马路上，怎么可能呢？只得各自在黑暗中摸索着回去。”
沦陷时期的环境非常压抑，但颜滨和志同道合的好友同学却时时为自己打气，他们自办了一份油印文学杂志《星火》，憧憬着未来的光明；他们在严冬酷寒之日相约游玩，从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步行前往贝当公园（今衡山公园），在那里引吭高歌《满江红》；他们去金都大戏院（今瑞金剧场）观赏由一青剧团公演的《党人魂》，这部描写革命志士秋瑾和徐锡麟的话剧看得“我的血在膨胀，我的热泪在奔流，我的拳头紧握着，我的心狂跳着”；他们为日军的被袭而欢呼，当防空警报骤响时，非但不躲避，反而出门观看，“果见机队三二成群，高翔于霄海之中，又闻隆隆的轰炸之声，人皆现笑容，而无恐惧之声，不由精神为之振奋。”颜滨生动的记录，常常让我读得动容。
我不知当年的学徒工颜滨现在是否在世，如果健在，今年也有97岁了，但不管怎样，他写下的日记已向世人定格了艰危时代中一位奋发向上的普通却不凡的上海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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