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思想的传播有其自然规律，思想若无流播，则定无收获。一个思想大家，必辅之以商品推广般的营销手段，方能在思想市场上占据先机，进而深化成为生产力。陈亮生于千年前，但无思想营销手段，较之今人毫不逊色。本文从时机、人设、借助道具、角色定位等四个方面，对陈亮的思想传播手段和路径进行了解析。
关键词：思想市场 智库 流量 人设 辩论 传播
不同于孔子的门派式攻伐，不同于身后荣名的前世思想家，陈亮是当世的思想大家，与朱熹的惊世辩论，本身成为思想传播的武器。
不是单向的灌输，而是基于平等的辩论，这使得一种思想在当世的影响力无远弗届。要知道，在春秋战国这个中国的文化轴心时代被秦一统强行中断之后，经过汉代的独尊儒术，文化思想定于一尊，华夏大地上已经没有了辩论风习，也不需要求新求变，述而不作或者反求诸己，成为文人士子的习惯。将修学与修身合二为一，学术不复学术本身，而是沦为自身修养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学术就是小妾。
只有在“不得杀文人士大夫以及言事者”的有宋一朝，学术才有可能恢复它本来应有的思辨本相。但环境允许，只是外因，有没有人敢于在学术上展开争论，上继失传千年的绝学传统，则全因了个人勇气和学术自觉。仅此一点，便可见陈亮当年虽然身处弱宋，但国事担当、学术自觉、传播能力，远迈前人。
甚至，他的辩论对手不止朱熹这样的思想家同行，还包括皇帝这样的当权帝王。
在考中状元前，他就以《中兴五论》等文行世。虽然朝廷“奏入，不报”，类似于留中不发，没有下文。但此举本身已足够成为一起传播事件，正如今天小学生给美国总统写信获得回复一样，舆论会给出恰当的反应。以及后世常用的会议论文发表、公开信等种种传播手法，陈亮俱已熟稔掌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陈亮本人，除了在学术上的种种建树之外，对于传播规律的掌握和运用，也是首屈一指的。
实际上，就连他这个状元，也是通过对“舆情”的准确研判而得来的。参加殿试时，本来奏名第三，但皇上一片心意被他探知，应对得当，被御笔擢为第一。
光宗皇上的问题是：一直没有去重华宫向父皇孝宗皇帝请安……
陈亮的廷对是：这有什么，你做的每一件事，孝宗皇帝都满意得紧呢，请不请安哪及得这个重要，你听他们外面乱诌诌……
圣心大悦，得了个状元。但此举也令外界舆论大哗。认为陈亮一世耿骨，在皇帝面前竟然阿谀奉承、刻意巴结，实在令人大跌眼镜。中了状元的陈亮，竟然一时百口辩。可见舆论场，的确是两面属性太强，成了舆论、败也舆论。
当然，也有人愿意为陈亮辩护，理由不外乎说的也是实情，并不存在刻意迎合圣意的情况。
一 酌古论：出名要趁早，更要切中情绪要点
著《酌古论》时，陈亮只有十九岁。作为一个从小矢志收复大宋河山的爱国者，陈亮对于军事方略的研究，可能远较哲学思辨为早。他使得他的思考方向非常入世。
因此，《酌古论》一书完全是在以古论今、以史为鉴，为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寻求恢复国土的大计。
要知道，对于当时的南宋来说，来自北方的异族就像压在从皇帝到平民头顶的一片乌云。从两任皇帝的被掳，到半数国土和民众的沦丧，外交、军事政策一直是南宋国的核心议题。
陈亮以此为切入口，且眼光不限于当时当地，而是从历史深处寻求大方略；不以智计谋求庙堂江湖，而是直接寻求历史定位。从论述角度上，《酌古论》首先就要高人一等。无论于学术还是智慧，这都是独树一帜的。
也正因如此，陈亮少年即因此书暴得大名，凭藉此书获得与集英殿修撰、知婺州的周葵讨论精进的机会，并被周葵誉为“他日国士”，请为上客。此等荣耀，普通人等哪怕穷其一生，也未必能得其一翎。
可以说，陈亮介入当时国家的核心议题，并以独特的视角提出解决方略，这即是将最火爆的话题集中在自己身上。加上当世名士的加持，陈亮只要不作死，自身光环已成。
就像今天的中科大少年班一样，少时成名，从传播的角度，陈亮至少在观点和本人两个方向，均获得了舆论加分。
有宋一朝，士子议政乃是正途，士子与官员之间的学术往来、观点交流、议论朝政，并不违逆、亦非妄议，而是属于非常正常的读书人之间的交流。甚至，朝官因与民间思想领袖交往而获得加分的情形也所在多有，这种宽松的学术环境，给士、官双方带来了跨界交流、互相成就的机会。
观《酌古论》一文前后，于传播角度而言，一是言事者年轻，有血气之勇，哪怕有不当之言，人们也容易谅解；二是议题尖锐，切中时弊；三是有官员加持、名人背书；四是朝廷的“不报”反给了这个举动一种悲情特色，作为半边国土沦丧的偏安弱国，全国上下的悲情气氛延续几代人，《酌古论》获得的“不报”待遇，反使得这篇文章与全国军民的情绪获得了共振。
很多时候，正规的学术文章传播力不及充满情绪张力的舆论文章，原因便在人心、情绪是否共振上。正如民国期间那些参与论政的文人，他们的学术造诣很深，留给后世很多遗产。但在当世，他们流传最广的却是呼吁救国救民的报刊文章。这类文章虽然学术价值欠缺，但说出了人民憋屈的心里话，故而获得广泛赞誉。
可以说，这四个流量一交汇，便胜却千言万语。陈亮及《酌古论》想不被人传诵都难。
后来陈亮又在反复思量之后，决定以落榜生的身份，直接越级向皇上呈文，此为《中兴五论》。很有意思的是，陈亮在上书前后，想得最多的不是这些文章的立论是否成立，他对此有足够的信心，所忌者，乃是舆论。与现今无二，当时的舆论认为，越级给皇上写信，正如职场上越级给大老板提案一样，乃是为博富贵而不循常例的违规之举，即所谓“干禄之嫌”，必遭人嫉。
五论一出，举世传诵。虽不被皇上理睬，但民间舆论已成。于陈亮而言，所缺者，只是机缘而已。以舆论先行造势，令世人不敢轻视，陈亮的传播手段，委实了得。
不过，在陈亮考中状元前，这种手段竟然先后用了两次，且有一次不顾规矩、在太学考试中别出宏论的表现，反倒引谤上身，“口语沸腾”，“连续数月方渐趋平息”。此时的陈亮，在舆论中的形象，简直活成了个笑话。
在时人看来，越级汇报，岂止是不懂规矩，简直是太想做官了。于陈亮而言，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此为国家计，但蝇营狗苟者多，谁能将此二者分辨明晰？
科举不成，陈亮不想收声，“宁鸣而死、不默可生”，非要在朝中弄个大动静。他绕开正常途径，径直三次上书于孝宗皇帝。成当然喜，报国之志得酬、平生大才得展；哪怕不成，亦有个响声。
但此举不循常例，必定充满了凶险，皇帝、科层官僚，均可随时废掉这条路径。
不过，陈亮敢赌这条路，总也是有些把握的。一般来说，皇帝为了展示大度和惜才，哪怕内心一百个不愿意，也会做出礼贤下士的姿态，总会召见一下或者派人听取一下意见。
据种种记载，孝宗皇帝是被他的恳切和爱国热忱打动了的，甚至有过将上书张榜给朝中官员们“看看”的意思。权臣曾觌猜到了皇帝的心思，赶紧跑到陈亮那里去卖人情。结果陈亮嫌他声名不佳，翻墙而走、拒不相见。
听起来都跟笑话似的。人至清则无鱼，以及后来种种有可能获得机会的情形，都被陈亮这一性格断送。当他几次三番请求觐见、皇帝也有意给个机会的时候，因为得罪人太多，竟被大臣们阻止。最后，派了个同知枢密院事赵雄来“都堂审察”，即听取意见。
这个规格，与当初有可能的召见、廷对，已经等而下之了。
这个时候，谁来听取意见，并如何反馈给皇帝，就特别关键。虽然只是个传话的，但这话属于能成人也能毁人的。
果然，就连这条路，也被陈亮给堵死了。他一番言辞，只准备说与皇上，其他人，可能都入不了他的法眼。这位赵雄大人，不例外地，也被陈亮给得罪了。
此事终究要有个结局，反正皇上也不想听他讲了，那就赏个小官做做好了，理所当然地被陈亮拒绝了。
陈亮绕开科举之路，以舆论开道直达天听，想做大官做大事，不屑于一顶小乌纱，仍不能如愿。此刻陈亮，已然为天下笑，身陷诽谤之中而不能自拔，又得罪一干朝臣，处境相当不好。
舆论，用好了有意外之喜，毁誉上身则极难洗刷。陈亮性格中有刚烈处，也有不顾看情面处，自信而卑微，喜在京城搅弄风云，难免身处舆论漩涡而无法全身。
几番给皇帝上书，前誉而后谤，可见舆论翻转之快。
但陈亮的拒绝，终究还是给他保留了一份士人的颜面。不待授官，“亟渡江而归”。
在与友人吕皓的通信中，吕皓以“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为喻，劝其顾其行藏、减少他人物议。但陈亮似乎不为所动。反正事已至此，他在京城搅得物议汹汹，最终个人一无所获，一方面也能自证，另一方面，“好在历史是人写的”，总有真相大白的一天，那时人们总会理解他。
此时的陈亮，似乎已经对于针对他的负面舆情表示无能为力，只能靠时间来冲刷了。
高宗驾崩后，陈亮再向孝宗皇帝上书，试图激发出这位皇帝的复仇之心。可能他也在猜测，高宗在时，孝宗行事多有不便，如今高宗既去，孝宗行事当无阻滞。
谁知，此时的孝宗，已准备将帝位交与下一代光宗，早已不复当年血气。此番上书，“奏而不报”，除了增加一场口水议论，陈亮未能获得半点回应。留京二十余日后，只能回到其“抱膝斋”去蛰伏了。
终其一生，陈亮蹭了三代皇上的流量，前两次收成还不错，第三次招式就被用老了，除了人们的讥笑，未能获得想像中的回应。可能皇上也被他蹭流量蹭烦了，懒得再回应。
说起抱膝斋，他屡次让朱熹题写，朱熹硬是不题，两个人算是杠上了。
宋代思想文化界的一大特点，是书院开始崛起，这种规模化的机构教育体系，与官方的太学、家庭的私塾不同，它不是纯粹的教育机构，而是兼具了思想引领角色的研究机构。像东林书院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即公元1111年，是当时为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嫡传高弟、知名学者杨时长期讲学的地方，后来被废弃。
明朝万历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604年，由东林学者顾宪成等人重兴修复并在此聚众讲学，他们倡导“读书、讲学、爱国”的精神，引起全国学者普遍响应，一时声名大著。东林书院成为江南地区人文荟萃之区和议论国事的主要舆论中心。
从今天的观点，甚至可以将这类书院理解为民间智库。它们一方面收徒讲学，另一方面影响舆论，甚至影响朝廷决策，成为典型的智库。到了明朝，甚至东林书院都被称之为党了。
陈亮以一己之力，从第三方的角度，屡次提出国是方针，彰显了他的担当，也彰显了他的独立思考能力和独立人格。
在大会表决中，人们最在意的并非那些同意票，而是反对票有多少，并视其数量和反对者本人的特点，加以评点。
陈亮在中状元前，便面临着当世显学理学一统天下的潮流。他对理学一些观点极为不适，思前想后，虽然一些理学中人是他的至交，但观点反驳必不可免。只是，以当时时势而论，“天下之学士大夫贤不肖，往往系其意之所向背，虽心诚不乐，而亦阳相应和。”
看起来，理学之势，几成洪水，不管同不同意，只能被迫表态同意了。学术之争变成表态站队，学术本意便已不在。
于有志于军事、性格刚烈的陈亮而言，“若余非不愿附，而第其品级不能高也，余亦自咎其有所不讲，而不敢怨。”
他开始内疚自己没有传播、光大自己学术观点，便有授业之意。由此而见，陈亮的办学，出发点和归宿乃是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以与理学思想争胜。这种办学思路，似乎回到了春秋战国那个学术自由争鸣的氛围中。纯粹的学术讨论，只需观点碰撞即可。而收徒授业，则是学术传播。以学术的传播扩散对抗当下的潮流，也算是别出心裁。
这其间，他与理学代表人物朱熹的系列论战，堪称学术传播的经典操作。朱熹与他的关系后来带了火药味，当与此有关。对于一般的文人来说，讨论问题可以在小圈子内进行，互相不伤情面。哪怕朱熹与陆九龄、陆九渊兄弟的鹅湖之会，主要影响也在文人圈内。
但陈亮与朱熹的论战，虽然没有上述鹅湖之会那么显赫，但持续时间很久。加之朱熹与陈亮观点的差异，有存此废彼之意，不免讨论到后来，词锋尖锐。
以朱熹当时的江湖地位，只要能求得平等一战，无论输赢，均能引得天下侧目。当然，尽管陈亮当时已为天下重，但与朱熹、吕祖谦等宗师般的人物，仍有不同距离。
与鹅湖之会不同，陈亮与朱熹并未有过隆重的集会。他们的辩论，一直通过书信的方式进行。但与今日不同，当时的文人间的通信，是可以作为作品发表的。两人一开始就像发现了新大陆般，互相对对方的观点惊异到不行，待新鲜感消退之后，互相了解了对方的观点，毕竟是差异太大，很快就陷入对抗性辩论。
到陈亮向朱熹寄送《杂论五篇》时，双方的分歧已经公开化了，信中一些用语也不再客气。
其中最让后人难以释怀的，怕是这场辩论一开始就脱离了纯粹的论理范围，而是有了现实的牵扯。比如从福建北上的朱熹从一开始就认为浙江士人的观点风气有些问题，而其中的领袖人物，就是陈亮。
从“擒贼先擒王”的角度，朱熹只要驳倒了陈亮，便是代圣人立言、矫正狂悖。因此，这场辩论甚至失控到双方的门徒加入“吵群架”的地步。
陈亮虽然也极关注现实，但论理与行政毕竟是相距甚远的两件事。因此，他对现实的关注，更加偏重于具体的行政政策，比如是否北伐收拾旧山河之类，而朱熹则偏重于一统思想江湖。从这个角度说，双方关系的变化，是由朱熹主动挑起的。
思想市场本来就是百花齐放。战国期间的诸子百家论战后已过两千年，后人也很难说哪家学说就一定是正确的。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大家都是正确的。因为思想本来就是一隅之见，百家争鸣方见其谬误与灼见。
这场辩论前后持续五六年时间，最终谁也无法说服谁，不奇怪，这也是事先张扬的结果。思想争鸣，本无定论。只要外力不介入，各自保留意见，不互相刺激对方反省己方观点，就是正常的学术争鸣。
还好，虽然朱熹带了其他意图，但并未利用权势和江湖地位刻意打压陈亮，从而保持了文人的体面。
倒是陈亮，通过这番大辩论，让世人更加了解了他的观点。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持续关注。这场迎击潮流的大战，前后四五载，话题一直保持了热度，在舆论场上激起了普遍关注，陈亮的观点独力支撑，成为最受瞩目的一方。
当然，陈亮也要感谢朱熹，若无这场大辩论，陈亮的观点可能也无法传播到如此久远。
而且，以门生等团队进行辩论，也是古代少见的组织化传播，以多样性和第三者的角度打造了立体传播矩阵。
富贵险中求，陈亮的一生，充满了冒险精神，这与一般文人有志于反身求诸己不同，他本来就有志于军事武学。但他同时是个对哲学思辨有相当兴趣的读书人，因此无论在职场还是思想市场上，都不得不面对来自各方的攻击和诘难。
中国人不喜欢冒险，喜欢稳妥。哪怕语速，也必须降到老态龙钟的水平。像陈亮这样动不动就找皇上的性子，在官场上乃是大忌， 有时逼到皇上不得不用你，但也不敢大用。否则会引起官场上科层官员的反弹，使得升迁失了法度。
陈亮不顾人言、不顾流俗的举动，颇为清新，但一定会给他招来口诛。
凡事总不能等着盖棺论定。人在世的时候，也要有面子的。当世的才是舆论形象，后世眼中的那是历史形象或者学术形象。
回顾陈亮的一生，早期他的人设是一个早慧的才子。对于这样声名鹊起的年轻人，一般人的眼光是欣赏、惊喜。因为年轻人不大会对自己的地位造成任何威胁，这时候人们最容易以公心看待年轻人的轻狂。
此时的人设与舆论反应，对陈亮而言很有利，如能趁势中个状元，就基础上符合了人们的想像。甚至人们会自证自己的眼光：“看吧，当初我没看错这小子。”
但科举上的陈亮令人们一再失望，甚至连他自己都动了各种放弃的念头，比如农耕、从商，都被好友劝止。
接下来，陈亮一方面在民间声望大张，但在官面上，则一再走低。甚至去读了两次太学。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陈亮孜孜以求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本是那个年代惟一的出路。就像《剑桥中国史》所分析的那样，中国在康乾盛世之后迅速进入了起义纷起的战乱时代，甚至出现了太平天国这样的倾覆性战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读书人只有为官一条出路。而随着人口的爆炸式增长，读书人绝对数量随之水涨船高，但官位却并未同比例增加，导致大量的读书人找不到出路，只能带农民造反。
陈亮是个忠臣孝子，自然不会走这条路。那么盯住帝王家，总是人之常情。
但中国人多虚伪，对于做官、发财，心口总是不一，嘴上说不要、行动很诚实。对于失意者，又颇少同情之理解。因此，对于陈亮的失意和困境，嘲笑声起，自在情理之中。尤其是以陈亮的高调和不妥协，更是增加了人们对他的笑声。因为那些绝不屈服的人，会映衬出屈服者的卑微，打击那些站着不跪的人，就能减轻跪倒的人们的心理冲突。
幸而陈亮的高调自有能量基础，他的学识，能够与朱熹这样的当红者一辩；他做老师，也能有人相随，己方的队伍也能壮大；甚至，他能起而行巡查北方失地，提出军事方略，这可是那些只会做官、读书的人们所绝对不具备的。
人们对中年人往往要求严苛，一事无成会被视作废物，太想做官会被视作不懂转身，甚至对人品产生诋毁，好像太想做官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还好陈亮本身不作恶，虽有恶语加身，却不改其志，且在各方面都有成就，又通过与友人的书信往来等方式，与外界保持着密切的沟通，相当于有媒体在不断地曝光，是个透明人。这一方面有利于他保持影响力，另一方面也能打消一些他人的怀疑和恶意。
至于高中状元这事，竟然也能招来别人的嘲讽，这在中国的状元群体中除陈亮之外恐怕并不多见。只因为他的殿试回答内容，颠覆了本来拟定的第三名，有人一定会将之视为投机。
如果这是一个普通士子的答复，可能也没什么。但陈亮是早已名闻天下的达人，人们对他的言行自是有着异乎寻常的关注。这种关注，自然有鸡蛋里挑骨头的挑剔，陈亮要洗刷，恐怕只能留待时间了。
好在时间的公平的。千百年来，陈亮的人设，不但没有崩塌，反而越来越获得人们的关注。他的思考，成为后人不得不仰视的理论丰碑。
参考资料：
1、《剑桥中国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2、董平、刘宏章著：《陈亮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方如金、方同义、陈国灿著：《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研究》，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年版。
4、由卢敦基、陈承革主编的《陈亮研究――永康学派与浙江精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5、方如金著：《陈亮研究论稿》，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6、朱晓鹏：《论陈亮思想的特质及其意义》，《浙江学刊》2009年第1期。
7、《永乐大典所载〈元一统志·陈亮传〉考释》 北京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一九九六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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