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君：暮年的澄光

生而为人，就得有勇气承担生命的变化，何况只要健康，积极，精气神在，无论多大岁数，永远不算老。

去年岁末，老母亲摔了一跤，痊愈后腿脚变得不太灵便，也不愿出门了。她上午倚窗静看窗外的人来人往、街区的风景，有时动笔给新来的保姆写一封信作为备忘。下午打个盹，将积压的老年报纸按日期先后整理好，或从角落里把保质期快到的麦片、藕粉找出来，四季的衣服归结、清点一番。过几天忘记了，再来一遍。

她的生活不算忙碌，也不算空闲，但是天天差不多。只在精神好的时候，打几小时游戏，增添一些小小的趣味。

怕她闷，怕她厌倦枯燥、平淡生活，努力说服她去外边玩，散散心，她一概拒绝，说自己该去的地方都去过，如今不如待在家里，自在地看看之前旅行的照片。

问她有什么心愿，也只是摇头，说想做的都完成了，如今就想在家定定心心地坐坐，和亲友说说话，想想事。她的表情平静而漠然，过于无所求的样子，让人分外心疼。

人生来大概是有老之忧虑的，我十来岁的时候，一个小伙伴给我看她的日记，她在日记上绝望地写道：我不要变老，不要，不要。

人终究会衰老，走向生命的尽头，这不是秘密，是亘古定律。年轻时，人会畏惧老的严峻，但很少会对于“老”这件事情真正上心。每个年龄段有特别要的东西，也有每个阶段的忧患。何况年少时分有天然的乐观主义，不会顾及多少年后变老的境地，也不愿在这问题上停留，甚至，小孩们会感觉老人天生是蹒跚走路，抖抖索索的。

即便到了中年时期，人们谈论老，谈论死，往往也是调侃多于正经，心里有盲目的侥幸，还有些事不关己。那个在日记里写下恐惧衰老的小伙伴是早熟，她有个坐轮椅的祖母，性格乖戾，行为古怪，估计她是被自己的祖母吓到了。

衰老，深奥而隐秘的，不慌不忙，埋伏多少年，陪着人一路慢行，等历经沧桑，有了无奈，有一天才突如其来现身。人们会在某一天，强烈地意识到衰老的存在。换言之，人也只有步入老境，意识到老的异样，有了亲身经历，才越发看清楚老的力量。

今年三月，见疫情趋于平息，我和中日儿童文学美术交流协会的任哥舒老师相约去看望老作家。先去孙毅老师家，这位年轻时风暴似疾行的作家，九十三岁那年血气方刚地完成长篇小说《上海小囡》三部曲，令我等佩服不已。

我们那天去得早，孙老师在吃早餐，旁边立着阿姨，等候餐后搀扶他上轮椅，她不时提醒他蛋糕吃掉，粥要喝干净。我茫然，眼前产生跨越年代和空间的幻觉，当年孙老师穿行在作家协会各个处室，生龙活虎地为儿童文学呼吁的时候，他不是在走楼梯，而是在跑。我还曾亲眼看他在八十高龄时骑车来出版社参加会议，自行车在延安西路上风驰电掣地飞奔！

如今他轮椅代步，很少说话，默默无语的样子，像换了个人。他的夫人彭新琪谈及她在为《上海文学》写稿，谈及我为孙毅老师长篇小说写的序言，谈及他每天往同龄老作家任溶溶家拨个电话，互问平安，这时孙老的眼里有了昔日的光。

我们还去探望朱彦老师，朱老师永远那么理性，健谈，也能把老年生活安排得特别滋润。这位有学识有情怀的编审，曾在我当文学青年那会儿，给予我文学的引导。出版界半个世纪的花开花落、雁去雁飞，他都见过。他也是一个领略过各种文学变幻，不断反思的老作家。前些年，因夫人张老师去世，朱老师一度陷入悲怆中，半年后，大孙子出生，朱老师重新活跃起来，征服和打败了那些如影相随的生命和呼吸中的痛。

按常理，人越老，越容易有低沉情绪。我身边也有难以安然接受发生衰老的朋友，她们焦虑、憔悴得像风干的菜叶，灰心、抱怨、失去快乐。但我身旁更多聚集了身处暮年的积极者，他们照旧清晨早起读书，夜晚燃烛写作。还有背着包，带几件衬衫，一个人去旅行的年逾古稀的朋友，看花开，听雨来，住看得见海的房子，去开窗见山的地方呼吸。

生而为人，就得有勇气承担生命的变化，何况只要健康，积极，精气神在，无论多大岁数，永远不算老。

五一期间，我终于说服母亲去郊外采樱桃，季节有点迟了，樱桃被鸟啄食了，但母亲很高兴，还吐露真言，说她不愿出门，是不想让外人看到自己被搀扶着走路，更不想让忙碌的子女增添劳累。老人有尊严，她期盼依靠自己的力量找到另一个超然的自己。

大家恍然大悟，母亲心里存满单纯质朴的爱，能为子女减轻一些辛劳，即便窝在家里，她也觉得乐趣、有价值。于是我们和她商定，说是大家想每个月出门玩一次，邀请她陪同，这样，她才欣然答应。

承担，也是生命里最美的东西，好好活着，是一种对生命的执著和尊重，我喜欢那些比我年长者的乐观，他们走在前面，在一片澄光里创建如许五色的坚强，我还喜欢他们偶然流露的不肯长大的老小孩的那部分，美丽的老年人是后天养成的，真可以说是“艺术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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