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倪红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社会科学报》2021年7月22日第02版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的短期冲击,影响还在持续。持续时间越长,风险越大。“减税降费”着眼于降低企业经营负担,为企业转型升级创造良好外部条件,进而对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前减税降费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减税降费的税负转嫁和传导问题
未来企业更需要税费优惠政策,这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和支持疫情防控的重大举措。然而,减税降费减轻企业负担的目的能否达到与企业的税费成本传导到生产者价格的效率密切相关,因而在考察减税降费的影响时必须考量成本传导率。在现实经济中,大多数市场是非完全竞争市场,因此企业拥有一定垄断势力在生产成本上实施价格加成,从而使得生产成本的冲击并不一定完全反映在产品价格中。
理论上,减税降费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各个行业部门的税负和生产费用,从而对价格产生广泛影响。总体而言,税费下降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进而影响生产者价格,而生产者价格变化会直接传导至消费者价格,进而对消费者的效用福利产生影响。.减税降费的目的是降低企业负担和提高企业利润。但是,如果企业生产成本的降低完全传递到企业生产产品的销售价格(生产者价格PPI,也就是成本完全传导),则企业利润难以提高,企业降负目的也就无法达到;如果企业税费成本降低的部分传递到产品出厂价格,则企业获得的利润相对增加,达到降负的目的。极端情况下,减税降费带来的企业生产成本降低完全不传递到出厂价格,这样企业的利润得到最大幅度的提高。
因此,在实施减税降费的政策时需要考量减税降费的税负传导效率。通过引入成本非完全传导的投入产出模型研究发现:(1)减税降费使得各行业产品价格降低,对第三产业的价格影响最为明显。减税降费对卫生行业、其他制造业产品业和批发业的价格影响最大,而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最小。(2)成本传导率越高,则产品价格的下降幅度越大。(3)减税降费是 2019 年中国 PPI 下降的主要因素之一。(4)在福利效应方面,减税降费使得消费者价格下降,居民福利得以提升,且城镇居民福利改善高于农村居民的福利改善。随着价格传导率增大,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福利改善差距扩大。
生产网络结构的放大效应问题
日益复杂化的生产网络体系改变了生产方式和贸易本质,投入产出联系日益紧密,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重要。在全球生产网络分工体系中,某些企业或行业的干扰可能会通过投入联系波及其他部分,将孤立的微观经济冲击转化为宏观经济大波动。20.08 年美国房地产部门的次贷冲击迅速波及其整个经济系统,导致全球经济危机。
当前生产网络结构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减税降费将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社会福利。研究表明:(1)生产网络结构放大了减税降费的福利效应。经济系统中产品部门越多,投入产出联系越复杂,减税降费带来的格外福利收益越大。因此,实施减税降费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2)结构性减税降费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企业税负不平等问题
在宏观层面上,税收负担一直是学界和政界广泛争论的焦点。对中国宏观税负的测度,采用不同的口径,会得出不同的宏观税收负担率。一般以国家税收收入与 GDP 的比值作为宏观税负的标准代理变量。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计算,2011 年中国的税收负担率为 21.23%。实际上,从狭义口径的税收负担来看,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宏观税负不算高。然而,在微观层面,大家感受却不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个别企业感受到企业税收负担很高,而宏观税负却较低”的悖论,简称为“宏观低税负,企业高税负感”悖论。一些研究认为宏观税负不高而企业感受税负重的原因是非税收入不规范。虽然非税费用能解释悖论一部分,但是我们认为宏观和微观税负测度方法的差异、企业税负的不平等也是悖论的重要原因。从企业税负不平等新视角来看,企业税收负担存在较大差异,强烈的对比心理使得个别企业感受到较大的税收负担。尽管存在部分企业税收负担过重而另一部分企业税收负担过轻的状况,但是加总后总体层面上税负可能比较轻,加总过程掩盖了企业税收负担的差异性,即微观税收负担不平等性问题。研究表明:(1)由于企业之间的税负差异较大,一些税负重的企业出于强烈的对比心理和落差感,更容易选择公开抱怨,造成一种税负重的氛围。(2)中国企业税收负担率在行业、区域、所有制类型和规模等方 面表现出显著差异性。如从区域结构来看,东部相对发达省市的税收负担率较低,而中西部相对不发达省市的税收负担率较高。(3)从省域企业税负不平等情况来看,总体上越是经济发达的省市,企业税收负担不平等程度较高。从不同所有制类型来看,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税负不平等程度呈现明显不同的变化趋势。
政策建议
第一,设计减税降费政策时,需要考虑行业部门的成本传导率情况,以防止其削弱政策实施效果。应该预估行业部门的成本传导率的大小,设计减税降费的幅度,真正做到减轻企业的负担。如果企业的生产成本是完全传递的,对该行业企业减税降费的收益被传递给下游行业,并不能通过降低该行业企业的税收负担而提高其利润率。
第二,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更利于企业获得更好的政策效果。实施具有针对性和结构性的减税降费政策,充分发挥减税降费的积极作用。当前适度地降低间接税税负,提高直接税比重,有利于减少经济系统的福利损失。对税率较高产业降低税费,将带来更多的福利收益,结构性减税降费有利于更充分地发挥减税降费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作用。具体来说,通过减税降费优化税种结构,降低增值税等流转税比重,适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等比重,优化初次分配环节和再分配环节的税费负担结构,主要降低初次分配环节的税费负担;重点关注税收负担重的行业部门和企业,出台具有针对性措施降低税负较重的行业部门和企业的税收负担。
第三,在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同时,应重点关注企业税负不平等。在总体上,应该努力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成本等。然而,在考虑到我国宏观税负并不是处于世界最高水平,且民生财政支出压力较大,我们不可能实施全面超大规模的减税,而是适当重点解决好具有高价值创造能力的企业的税负过重问题。对一些税收负担率较高的企业,找到税负过重的原因,综合施策降低税负过重企业的税费成本。此外,虽然减税降费会一定程度上提高居民的福利,但是减税降费总体上对城镇居民福利改善程度大于农村居民。一定程度上,减税降费政策可能拉大城乡差距。因此在进行减税降费政策设计时,需要适当出台一些配套政策。
作者简介
倪红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研究》编辑部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模型及其应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投入产出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产业经济、国际经济、全球价值链理论及其应用等等。
（编辑：刘益建；审校：张佶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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