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的路 | 路明

文/ 路明

镇上有火车站。铁轨往东延伸，经周王庙、斜桥，到硖石，也就是今天的海宁；向西，过许村、临平、乔司、笕桥，进艮山门，到杭州城站。再后头，阿枣就不清爽了。阿枣只晓得，姆妈厂里的生丝一箱一箱运上火车，隆隆驶去，抵达遥远的码头。再漂洋过海，换得珍贵的外汇。那年头，丝比人走得远。

阿枣出生在姆妈厂里的医务站，一栋漂亮的二层小楼。丝厂有自己的幼儿园和子弟小学，还有邮局、舞厅、理发店、招待所和图书室。大礼堂装得下千把人，周末晚上放电影，镇上的年轻人都来看。散场后，一地瓜子皮。

阿枣出生后第七天，阿爸借来运生丝的板车，垫一层被褥，送母女俩去火车站。两角四分一张票，坐到斜桥外婆家。等阿枣满月，姆妈就要回厂里上班了。姆妈是缫丝工，一人负责两台立式缫丝机。车间里闷热，机器轰鸣。泡软的蚕茧里抽出一根丝，粗细约头发的十分之一。丝不能断，万一断了，就要把手伸进滚烫的碱水里，捞出茧子，重新接上线头。

缫丝车间早班、晚班两班倒。食堂供应夜宵，热腾腾的点心直接推进车间。最受欢迎的是笋丁肉丝面，咸菜放得多，汤头交关鲜。每个周六，姆妈都跟人换早班。等下了班，去斜桥的最后一班火车已经开走了。姆妈沿着铁轨走30多里路，去看阿枣。那时的斜桥乡下，家家有桑树，户户养蚕。20世纪90年代初，一担特一级的鲜茧（100斤）能卖到800元钱，抵10亩水稻的收成。

姆妈跟阿枣讲，当年外公迎娶外婆的时候，聘礼是18担米。太奶奶能干，一个人养好几匾蚕，再拿茧子去换米。要不是蚕宝宝，姆妈刮刮阿枣的小鼻子，就没有姆妈，也就没你啦。

到了卖茧的日子，蚕农们挑着扁担，摇着小船，天不亮就出发，赶到丝厂门口的茧站。卖了茧子，兜里鼓鼓的，三三两两到镇上，买米，买布，买鞋，买油盐酱醋，买小姑娘的花衣裳，买小男孩的竹制驳壳枪。勾肩搭背进饭馆，要两个肉菜，再拷一斤加饭酒。

那年的职工大会上，厂长报出一串数字后，骄傲地宣称：厂里就算不开工，也够所有工人吃喝3年。姆妈戴着先进工作者的大红花，坐在大礼堂第一排，手都拍红了。

那是丝厂风光的时候。再往后，往后就不提了。效益上不去，奖金发不下来。先是图书室关门，接着舞厅和理发店打烊，再后来做点心的大师傅走了。年轻一点的工人陆续去了镇上的三资企业。

阿枣记得，那个周五的傍晚，她从学校回到家，看见桌上摆着饭菜。姆妈和阿爸坐在黑暗里，一句话不说。姆妈下岗了。

几个老姐妹劝姆妈，一起去广西。那里有新开的缫丝厂，急需她们这些有经验的师傅工，包吃包住，工资还高。姆妈这才知道，广西也养蚕。据说最早的一批桑苗，就是从镇东边的周王庙移栽过去的。姆妈想了又想，阿枣在读初中，正是要紧的时候。叹一口气，不去了。

斜桥乡下，养蚕的人家少了。什么都在涨，茧价却连年下跌。村里的桑树砍了不少，年轻人不愿养蚕，辛苦又没赚头。剩下几个老人，抛不下这祖传的手艺，每年春天养半张蚕种，挣点油盐铜钿。

快过年的时候，去广西的姐妹回来了。阿枣第一次吃到了火龙果。姐妹们说，不得了，那边的桑树一眼望不到头。广西气候温暖，蚕吃得多，长得也快。听说好多苏浙的丝厂，都要搬到广西去。姐妹们感慨，以后阿枣她们的小孩，大概都不认得蚕宝宝了。

还有走更远的。厂里一个机修工，先去了越南西贡，接着是印度班加罗尔，年后还要飞卢旺达。桑树在哪里，缫丝机在哪里，他就去哪里。机修工回来讲，原来人就像一只蚕，忙活大半辈子，把自己困住了。要咬破茧子，飞出去，才晓得外面的世界有多大。

阿枣考上北京的大学，阿爸送她去。姆妈说，我就不去了，省点钞票，给你攒嫁妆。阿枣鼻头一酸，差点掉下泪来。姆妈又说，好好念书，以后争取留在北京，或者到上海。姆妈没出去过，你替姆妈去看世界。

姆妈18岁，想去盐官看潮。姆妈的阿爸说，看什么潮，就是看人头，地里生活也不做，工分也不挣了。姆妈就低了头，一句话不说。到第三天，阿爸勉强同意了，给了姆妈五角钱。姆妈花一角两分买去程的船票，一角五分买只粽子，三分钱买个麻球，带到盐官去吃。剩下两角钱，袋袋里装好。看完潮，跟伙伴们唱着山歌，一路走回斜桥。

后来阿枣问姆妈：潮好看吗？姆妈说，好看是好看的，吓人也蛮吓人的。那么大的水，不晓得从哪里来的，一下子就到跟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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