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到今，人们公认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人们获得幸福，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把幸福当成为哲学的唯一目标，这是大家在“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取得的一致共识。因为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倾向，人生的行为就是追求幸福，只有追求幸福的生活才是有价值的生活，人生的真正目的就是幸福。因此，任何哲学都应该关心人的幸福，及如何达到幸福的途径。但关于“什么是幸福？”不同的价值观便有着不同的认识。印欧语系价值观认为物质条件的丰富，精神生活的安宁，以及有许多知己好友的陪伴，是人生幸福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幸福自身。因为，幸福不是一种状态：“因为如果幸福是状态的话，一个一生都在睡觉、过着植物般生活的人或那些遭遇不幸的人们就也可以算是幸福了。”[1]幸福也不是欲望满足所带来的快乐感受，“如果幸福在于肉体快乐，那就应当说，牛找到草吃时是幸福的了。” [2]如果把快乐和感官利欲当作幸福，则是对幸福没有真知的表现。
因为，对人有好处的生活是快乐与思想的混合状态。但即使没有快乐，思想也可以无限接近幸福。如果无思想，则快乐远远离开了幸福。没有思想的快乐和不快乐的思想都是不幸福的。但思想比快乐更接近于对人最有好处的状态。西方人也正因为此才把精神上的富有也划归为个人财富的一部分。
幸福既可以是较低层次的感性欲望的满足所带来的快乐体验，也可以是合理的欲望的满足所带来的快乐体验，还可以是不合理的欲望的满足所带来的快乐体验，更可以是较高层次的精神欲望的满足所带来的愉悦状态。但幸福是一种关于人类所过的善生活（活得好），还是好的理性活动（做得好）的问题。因此，幸福包含着两个方面：德性和理性。
苏格拉底提出一个人的幸福与他的德性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只有按照德性所要求的行为规范生活的人，才是幸福的人。一个道德觉悟高的人，具有强烈的道德责任心，做高尚和公正的事，忠实履行道德义务，实现了道德理想，从良心和荣誉两个方面得到最高的道德评价，才是真正获得了幸福。因此，幸福是道德精神上的感受，一个幸福的人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幸福生活就是有德性的生活。后来，卢梭也说道：“没有美德就没有真正的幸福可言。”[3]为了实现幸福，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样的德性能使人获得幸福，如何才能成为有道德的人。
所以，印欧语系价值观都强调为了德性的完善，就必须加强意志的自律，通过自己颁布无条件的命令，服从自己颁布的道德律，以保持高尚的、独立的灵魂。因为精神上的快乐来自于美德、成功和知识。但精神不能当饭吃，精神也不能当衣穿，所以，儒家一直未有精神上的追求。
不怨恨 因为我们对于过去的事情常常会后悔，或许会憎恨处于比自己好的境遇的人，比自己优秀的人，希望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世界都一起毁灭。但人并不能以此从怨恨的情绪中解放出来。《法句经》3 ～ 5也教导我们：“怀有下列想法的人'他辱骂我，他殴打我，他打败我，他抢劫我’，怨恨没有了结”；“不怀这些想法的人，怨恨将会消失”及“在这个世界上，以怨报怨没有穷尽；通过和睦能完结。这是一条古老的规则。”我们也应该象尼采所说的，只有在自己虽然弱小，又不走运，但对于现实的生活却能心底里肯定的时候，才是从怨恨中解放出来的人，也就必然敢于再次，不，多次面对过去所有人生的悲喜剧。
再有，传统社会虽然推崇美德，但社会机制实际上并不支持美德的生长。因为人们成功靠的是阿谀奉承、尔虞我诈，取悦于他人的本领比有用之才更受人重视，由此造成了人们对财富和地位的崇拜远高于对智慧和美德的尊敬，而培养了人性的势利倾向。人类交换的本性却不被认可。商人总是受到鄙视，这严重妨碍了商业的开展。而现代社会是一个以追求自利为基础的商业社会，市民阶级通过和平的市场交易机会而获利，为了获取财富就必须养成勤勉、吃苦耐劳、在痛苦中毫不动摇、面对危险坚定不移、有耐性、刚毅、节俭、诚信等美德，对他们而言，诚实是最好的策略。因此，“诚”也应成为了人们必须遵守的价值观。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指出，幸福就是快乐，而能够作为本已的、自身而存在的快乐按照通常的观点有三种：物质生活中通过物质而来的肉体满足的快乐、政治生活中通过荣誉名声而来的精神满足的快乐和思辨生活中通过静观沉思而来的理智满足的快乐。这三种活动都可以给人们带来快乐，但快乐却因其纯洁性而存在着差别。首先，享乐活动虽然使肉体获得了快乐，但却绝对依赖于外物的供应。而且，随便什么人都能享受到肉体的快乐，即使奴隶也不比自由人差，但是我们却不能称奴隶过着幸福的生活。而人们追求金钱是为了别的目的，假如一个人仅仅为了追求金钱而追求金钱，一旦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多余的财富几乎不能给人们带来任何额外的满足感，只是使追求金钱的人受到强制的生活。因此，他将毫无人生乐趣可言。政治活动虽然不以丰衣足食为满足，但它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外部条件。这两种活动常常使追求的人们陷入于不幸之中。而思维的快乐较之一切肉体感性的快乐纯洁。虽然思辨活动也需要外部条件，但它比前两种所需的外部条件最少，它只需要身体健康和充足的食物即可。在一切思想活动中，哲学活动又以其纯洁和经久而具有惊人的快乐。因为哲学活动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人自己的本性——理性，达到自满自足的快乐和闲暇，并通过知识接近了神，最高的幸福存在于对神与永恒真理的沉思之中。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第七章1 177a12 - 13中还提出纯粹理性沉思的求知不仅给予道德生活以指导，而且本身就是人的最完满的幸福生活：“如果幸福在于体现德性的活动，我们就有理由可以说它应当体现最高理性。”在1 097b1 – 5中又说道：“我们选择荣誉、快乐、理性和德性是因为通过它们能使我们获得幸福。”斯宾诺莎也把人们所追求的财富、荣誉、肉体享受等排除在最高幸福之外，认为人生的最高快乐或幸福即在于知性或理性的完善之中，而理性的完善就在于达到最高的知（理性直观）[4]。所以，幸福是美德、人格、理性的逐渐完善，幸福就成为了一种精神上的快乐。精神上的快乐不是那种一时的感性兴奋，而是一种长久存在的、最大的、真正的、永恒的幸福。
印欧语系的人们正是把知识当作是美德的充分必要条件，把完善知识、拥有真理与求善等同起来，但我们常说西方人以追求个人的需要得到满足而产生的快乐，实际上是对他们最大的误解，将其追求精神幸福的部分舍去了，而只剩下追求感性幸福部分，以适合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
[1]亚里士多德著：《形而上学》1176a33 – 36。
[2]［加］罗宾森英译，楚荷中译：《赫拉克里特著作残篇》，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P63。
[3]肖峰著：《卢梭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斯宾诺莎著：《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P228，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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